2016采访路上的故事 二○一六年，本报记者在汶川羌族聚居区采访。本报记者何海洋摄 经济观察，陪同读者已走到了第四个年头。

新年伊始，我们在封面版为读者准备的是一桌与平时不太一样的“菜”。我们收集了本报记者一年在外采访、奔波行走中经历的一些难忘的故事，整理出他们的感动与感悟。

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同一个事物，往往从不同的角度，能看到不一样的真相。作为四川经济生活的记录者，改革发展的见证者，记者的这些采访，稿件早已见报，但背后的故事，你一定没有听过。

加布里尔的行李中带着争吵吗？

□本报记者 陈岩

年，我没有去德国，德国却向我走来。

像个至交老友一般，年，德国频繁地出现在四川对外开放的各个舞台上。“3年前，当我接到驻华大使任命时，特别激动，第一个反应就是带着妻子和朋友到一家叫天府四川的中餐馆吃饭。”去年9月，我在由外交部主办的四川省全球推介活动上遇见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他说，一顿美味的火锅奠定了他对四川的爱。

德国向四川走来，还要往前追溯。去年月，德国驻成都总领事施恪在他履新一年之际接受我的采访时表示，深情回顾川德交往史——年前德国就在成都设立总领事馆，是第二个在成都设立总领馆的国家。“来成都设领事馆的欧洲国家越来越多，我们感觉到了压力，所以想采取更多的积极措施。”

施恪口中的“措施”来得及时而猛烈——德国一位重量级领导人造访四川。

德国副总理兼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加布里尔的四川之行可以用“旋风”来形容：迅速、有力。“迅速”，在于时间短——月2日下午5时抵达成都，3日中午就已飞离，马不停蹄地出席第十六届西博会开幕式、招待会，与中国政府官员密集会见……“有力”，在于意义大——德国是本届西博会的主宾国，加布里尔的来访也是德国联邦政府领导人首次出席海外展会德国主宾国活动。他率领人左右的“巨型代表团”参会，其中包括来自拜耳、汉莎、西门子等公司的名德国企业家。

诚意满满地来访，舆论却并不太平。因为此前有一起中资对德企的收购案被阻，德国媒体认为“德国对中国投资的开放度迅速下降”，这次访华“加布里尔的行李中带着争吵”。

我全程跟随这位带着“争议”而来的德国人，将他的多次表态汇集成稿，澄清争议。“德国乐见中国企业赴德的良好势头，并将一如既往地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这个信息由本报开始，迅速传遍全网各大媒体，不仅促进四川和德国之间的关系，也为中德贸易贡献了力量。

去年还有一次采访令我难忘。在成都的中德中小企业合作园里，我意外发现博世公司有一片区域被一家川企占据。其负责人说，因为本地配套率高，索性让一些川企搬进他们的车间生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比这更紧密的合作了。”

这或许是川德关系最好的印证了。

白皎：一个有故事的“女同学”

□本报记者 李欣忆

白皎，是一个煤矿的名字。名字皎白如玉，生产出的却是“黑老粗”的煤炭。强烈的对比，更让人心生好奇。

去年8月3日，我因采访煤炭行业转型升级来到这里，觉得白皎如同《董小姐》那首歌里所唱：你是一个有故事的“女同学”。

从宜宾市区出发，大约分钟车程便抵达珙县，进入一条不宽的县道，再拐进矿区的专用公路——白皎煤矿到了。

白皎煤矿，因位于白皎镇而得名，诞生于“三线建设”时期，年建矿到现在，煤炭行业起起落落，白皎也历经发展、壮大、颓败、转型等各种阶段……转眼间，半个世纪已在身后。

我和俞学平坐在车里，车窗外是矿区凋敝的景象，七八成商店关着门，蒙着灰，人少，冷清。

俞学平说，他刚来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年前，他大学毕业分配到矿上成了一名技术员。第二年，白皎煤矿首个综采工作面试采成功，成为四川第一个进行综采的煤矿。同年，综采创全省新纪录，突破原煤5万吨大关，向现代化矿井迈进。那时的白皎有在岗职工多人，煤矿里医院、学校、俱乐部、电影院啥都有，热闹得很。俞学平也在这里结婚生子，一路成长为矿上的“当家人”。

再次回到白皎，俞学平已升任川煤集团芙蓉公司副总经理。没顾得上春风得意，行业的寒冬已来临。为推进煤炭产业去产能，川煤集团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退出矿井对，退出产能万吨，分流安置员工两万人。

资源丰富、储量居全川生产矿井前列的白皎，也面临转型升级。做矿长的多年里，俞学平主要瞄准瓦斯治理。抽采煤层气，既可当天然气燃烧，又可防治瓦斯事故。这样的办法至今还在白皎施行。

我们来到白皎的地面瓦斯抽采站，站外荒草丛生。俞学平说，荒草长出来之前，这里是矿上的三食堂，因为职工减少不需要这么多食堂，也就拆了。

站内机器轰鸣。瓦斯抽出来之后，煤层气可实现综合利用，这是川煤集团未来想做大做强的业务板块。就像荒草遇到春风又将重生一样，煤层气开发或是白皎的春风。逐渐远离井下作业，转而开采煤层气。俞学平认为，这符合安全要求，也符合煤炭行业转型升级的方向。

蓝图美好，但煤层气的大规模开发，面临技术、资金等诸多关卡。白皎能否重生，还有一条长路要走。

收荒匠的转型

□本报记者 郭静雯

年，我认识了一个收荒匠。他叫兰光其，从岁到岁，收废品这件事他干了整整年。岁，他靠此补贴家用，每月能让一家人吃两次肉；岁，他盖起了一座小洋楼；岁，他计划退休，因为收废品的收入已大不如前。

与兰光其一样，在成都，有近万人在收废品，徐长林（化名）就是其中一员，一度面临失业。“废品卖不起价，一个月赚几百块。好多收购站都关了，要卖都找不到地方收。”

去年初，一个名叫“废宝网”的再生资源回收O2O平台劝说他加入，谁家有废品，通过微信预约再上门去收，收到的废品转卖给注册平台的利废企业。由于省去了中间环节，徐长林的收入有提高，利废企业的成本也有下降。徐长林还有了一个体面的名字，叫“废宝回收员。”

年，大家都在忙转型，收废品都不例外。

大头菜的变身

□本报记者 曾小清

翁泽明个头小，很容易淹没在人群中。但在年6月举行的川货全国行·广州站活动上，我一眼就看到了他。因为我们见面次数实在太多。

翁泽明是四川宜宾蜀戎坊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营销总经理。川货全国行活动举办了3年，参加企业超家次，每一站都在更新面孔，但他很少缺席，也不断直面市场的冲击。

翁泽明结识了几位重庆的经销商，对方告诉他，要想打开年轻消费者的市场，除了有好产品，还要配上恰到好处的包装。于是，蜀戎坊投入上百万元，请成都的设计团队做文案策划，重新设计包装，并推出一个年轻的产品系。

传统的大头菜如何改头换面，做成时尚快消品，确实难以想象。直到在广州再次见到翁泽明。展台上摆放了余款粉萌系包装的产品。包装不仅卡通，不同口味还进行了颜色区分。新包装产品卖价提高，却比以前受欢迎。“受众群也扩大了。”翁泽明说，以前只有家庭妇女买大头菜，现在销售额中有两成是年轻人贡献的。“今年的销量有望达到万元，3年实现翻番。”翁泽明说，不仅订单增加了，也更有信心去抢占多元化的市场。

作为川货全国行活动的常客，年，翁泽明打算减少参加次数，着力拓展线上渠道。虽然电商运营水平还稚嫩得像小学生，“但不尝试，你怎么知道如何去突破？”

弯弯的山路

□本报记者 罗之飏

年月日，我到古蔺县大寨苗族乡富民村采访脱贫攻坚。当天，采访完已快晚上7点，采访车沿着山路往古蔺县驶去。

大寨到古蔺县只有公里，但因山路蜿蜒崎岖，弯道很多，晚上点才到达古蔺县城。司机告诉我，这段路有多个弯，平均每公里就有一个。

我不禁想起当天采访的富民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光伟。年9月，王光伟被下派到这里。这多个弯，他平均每周都要跑好几趟，跑项目、跑产业、跑资金、跑政策，一年下来“闭着眼睛也能知道已走到哪儿”。前不久，富民村通过了年脱贫任务考核，村里易地扶贫搬迁项目也进入收尾阶段，在王光伟转了数千个弯后，富民村终于交出满意答卷。

远山的创业者和他的一群羊

□本报记者 李龙俊

年5月，我到达州市宣汉县南坝镇采访脱贫攻坚，经过双柏村一组，遇到养羊户罗元。“没啥人了，这个村小组现在就5户人家，还有我这上百只羊！”站在羊圈旁，罗元用镰刀勾起一把草丢进羊圈。在秦巴大山深处，在这个因人口大量迁徙极度空心化的小村庄，这位创业者的存在让人眼前一亮。

罗元年近岁，多年生活在达州市。退休之后，他萌生了回乡发展的想法。记忆里，这里的景致是“小桥流水人家”，但现在行走在此，多数房屋荒废坍塌。“祖宗几百年整理出来的坡地、梯田，不过几十年就被野草荆棘收回了。”

伤感中罗元也看到了机会。“城里人不是爱吃绿色食品吗？这里大片土地都抛荒了，漫山遍野是野草，没有污染，是养羊的好地方。”罗元说。

多万元投下去，年，咩咩声在这个远山的小村庄响起来。养羊有了起色，但烦恼依然不少。

完全不喂饲料，罗元的羊出栏时间长达一年，这是一个漫长的投入期。不仅如此，批量销售也格外吃力，从他养羊的地方到县城，最近的镇要步行两个小时，途中还有一段很难走的小路，而到县城则有公里路程。

有人说，罗元回乡养羊的思路是对的，但传统小农经济的做法，使收益很难上去；有人说，罗元的重心在养殖，但销售渠道没建好，不可持续。罗元的孩子们也不愿意他这样辛苦。

罗元清瘦，留着胡须，夕阳的光芒在他清亮的眼中闪烁。无论如何，罗元在用自己的力量，在探索让一个空心村焕发活力。

在市井生活中量出二重“体温”

□本报记者 王域西

年8月，我与同事走进中国二重，了解其扭亏背后的故事。

出发前，我怎么也想不到，关于二重的“体温”，是从餐馆女老板、摊贩与滴滴司机那里量出来的。

二重东门外舟山街和珠江西路的交汇口是二重生活区所在地，晚上8点过，小餐馆沿着舟山街一路摆放，桌子都摆到了人行道上。珠江西路口则被水果、杂货摊占领，叫卖声不绝。

城市往往因产业而生，也往往因产业而死，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期，故事每天都在上演。我们也在这市井生活中找到了二重复苏的确凿证据：尽管当时早过了饭点，但络绎不绝的食客几乎占满了餐位，餐馆老板何萍告诉我们，来吃的基本上都是二重职工，现在生意不错。要知道，在厂里困难的几年里，周围餐馆曾倒闭不少，整个生活区都很萧条。

在马路旁，年轻的滴滴司机李先生正在等候订单，他透露，自己就是二重职工，年开始效益回升，一个月能拿到多元。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迟疑与观望。尽管何萍的餐馆生意不错，但我们点了两个荤菜，加上米饭总花销不到元，这个档次在德阳算得上是低消费。街边卖水果的摊贩则抱怨，虽然来买的人多，但每个人都只买一两斤，“有点抠门”。李先生也说，自己业余时间跑滴滴的主要原因还是补贴家用，分担风险。以上种种，似乎又在表明二重人还不太敢放手消费。

已经逃离了生死边缘，但要想过上好日子，二重任重道远。

北京人和他的无锡便当

□本报记者 熊筱伟

过去一年，采访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盒便当，内有腐乳汁红烧肉、油面筋和炒土豆丝。吃这盒便当是在去年9月日，江苏无锡，我因采访石墨烯这一新兴产业的发展经验而来到这里。和我一起吃便当的，是无锡碳世纪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楠。“吃得惯吗？”打开饭盒，金楠问了这么一句。没等记者客套，他竟自顾自的开始“吐槽”，“这儿的菜太甜了，红烧肉甜得发腻，连炒土豆丝都要加糖！来几年了，简直受不了。”“您不是无锡人？”“我北京人，技术员基本也都来自北京。”金楠聊起了这边招聘的麻烦：无锡好大学太少，有国际视野的人才还得从北京招。

饭菜不对口味，人才也不好招，何必千里迢迢从北京搬到无锡来受罪？金楠的答案很实在：北京很难找到大的石墨烯制备空间，而无锡提供3年免费的成熟厂房，还享受3年的税收优惠，“更何况，这边石墨烯产业已有规模效应了。”

在金楠所在的国家火炬无锡惠山石墨烯新材料特色产业基地负责人高佳看来，各项优惠政策是“因”，而几年间当地石墨烯产业迅速从零到超过家企业是“果”。

这让人联想起过去一年中，学界关于产业政策的论战。产业政策到底有没有用？似乎难下定论。但在石墨烯产业刚刚兴起、人才和企业都属“稀缺”的节点，我分明看到政府在产业培育与发展上的决定性力量。论战中有一句话——历史上还没有见到有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我想，它也同样适用于区域间在石墨烯等新兴领域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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