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都紫泥渊源考

武都紫泥协会工作人员在陇南市武都区柏林镇袁家坝村武都紫泥矿点采集样品。

武都紫泥制成品参考图。

武都紫泥泥性实验。

出土封泥上的皇帝信玺印，来源封泥极有可能就是武都紫泥。

出土封泥上的武都太守印，武都郡为汉武帝所设，此印极可能来自两汉。

陇南市武都区柏林镇袁家坝村武都紫泥矿采集点。

陈鹏

封泥是古代抑印于泥用以封缄的遗存，也称作“泥封”。最早见于《后汉书》，《后汉书百官志》载：“守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在魏晋普及纸张之前，简牍是主要的书写材料。简牍文书在传达邮递时为起到防止揭拆、非法启封、保密、凭信等目的，一般将简牍捆扎或以囊盛装，在捆扎或封口处以泥团封护，并在泥团上抑印官私玺印。这样文书在到达揭拆者手中时，泥团若完好无损，便可证明其转递过程的完整性，而泥团上的印文则代表了文书的来源和凭信。揭拆后，封泥即完成了其使命。封盖文书是古代封泥最主要的用途，此外，封泥还用于封坛罐、囊箱、门关，其意图也是起到封护、保密、凭信、防止非法启封的作用。作为文书封护工具的封泥从先秦一直流行到南北朝。魏晋以后，随着纸张的流行，封泥之制渐废。

关于封泥的历史记载，《周礼·秋官·职金》：“辩其物之美恶与数量，楬而玺之。”东汉郑玄注：“玺者，印也……有所表识谓之楬橥（zhu）。”所谓“揭”，本义是一种作为标记的小木桩，“揭橥”在这里是指类似标签的简牍。《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上面提及的“玺之”、“玺书”，都是以“玺”为动词，即“用玺加盖”，意思是用印玺加封往来财物或文书。《吕氏春秋·离俗览·适威》载：“故民之于上也，若玺之于涂也，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圆则圆。”《孟冬纪第十》中有“修楗闭，慎关籥（yue），固封玺”的说法，可见封泥使用广泛。

关于封泥的使用规范，东汉蔡邕的《独断》中说：“凡章表皆启封，其言密事得皂囊盛，亦用绿囊。”《古今注》载：“凡传皆以木为之，长一尺五寸，书符信于上，又以一板封之。”这说明出入门关之传必须以泥封印才具有相应效力。《后汉书·祭祀志》载皇帝封禅“检用金缕五周，以水银和金以为泥......尚书令奉玉牒检，皇帝以寸二分玺亲封之，讫，太常命人发坛上，尚书令藏玉牒己，复石覆讫，尚书令以五寸封石检。”说明封禅时皇帝是抑印于用水银和金制造的“封泥”上。《东观汉记·隗嚣传》载王元“请以一丸泥东封函各关”，通过将大军据守函谷关比作“以一丸泥东封”，说明封泥缄封之牢固。《拾遗记·前汉上》载：“元封元年，浮忆国贡兰金之泥......常以此泥封诸函瓶及诸宫门，鬼魅不敢干。”说明古时也用封泥来封门关函匣。《秦律十八种·金布律》载：“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ben），以丞、令印印。不盈千者，亦封印之。钱善不善，杂实之。出钱，献封丞、令，乃发用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从中可见先秦两汉时钱币也需要加封。

先秦两汉的史书中对封泥所用的泥质有明确记载有“金泥”“紫泥”“青泥”“石泥”“芝泥”等。其中关于紫泥的有《太平御览》卷六百八十二〈仪式部三·玺〉中引自东汉卫宏《旧汉仪》的记载：“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以皇帝行玺为凡杂；以皇帝之玺赐诸侯王书；以皇帝信玺发兵；其徵大臣，以天子行玺；策拜外国事，以天子之玺；事天地鬼神，以天子信玺。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白素里，两端无缝，尺一板中约署。皇帝带绶，黄地六采，不佩玺。玺以金银縢组。侍中组负以从。奉玺书使者乘驰传，其驿骑也，三骑行，昼夜行千里为程。”所谓的皇帝六玺，“皇帝行玺”为总，“皇帝之玺”用于发给诸侯王的文书，“皇帝信玺”用于调动军队的文书，“天子行玺”用于征见大臣，“天子之玺”用于外夷事，“天子信玺”用于祭祀鬼神。

紫泥之紫，在古文中的意思即为“赤红”，但仅凭颜色赤红，武都紫泥何以引起西汉皇帝的重视，被钦命为御用封泥？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馀人。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笞之，妪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尝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这是史记中关于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的记载，从中可知刘邦因此遭遇，往后遂自称赤帝子，通过将自己推翻秦朝神化为赤帝击败并取代白帝来确立正统性。秦汉时谶纬巫术风靡于世，这种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说法受到西汉官方的重视，作为刘氏天下正统性的宣告，被大力推广宣传。赤帝本指炎帝，因此两汉以来，多有炎汉之称谓。三国魏曹植《徙封雍邱王朝京师上疏》：“笃生我皇，奕世载聪……受禅炎汉，临君万邦。”南朝梁萧统《<文选>序》：“自炎汉中叶，厥涂渐异。”李周翰注：“汉火德，故称炎。”唐李白《天长节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噫大块之气，歌炎汉之风。”宋梅尧臣《读<汉书·梅子真传>》：“子真实吾祖，耿介仕炎汉。”唐玄宗《封东光公主制》：“炎汉盛礼，蕃国是和。”西汉官方强调皇室出自赤帝，而炎汉之观念日渐为人所接受，于是赤红之色在汉朝有了特殊的政治含义，成为皇室御用色调。这或许能解释武都紫泥为何能被西汉皇室看中———“赤红”的武都紫泥恰好迎合了西汉的政治宣传，以其合乎皇室赤帝血裔的颜色，而被指定为皇帝六玺专用封泥。

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十二所书“古印文作白字，盖用以印泥，紫泥封诏是也。”魏晋以来，纸制品大规模兴起，简牍已日渐衰落，与之配套的封泥也失去原来的使用价值。武都紫泥因其在两汉极高的政治地位，却意外地和皇帝诏书，甚至是皇权本身一体化，凡受诏书者，必先拆紫泥之缄封，所谓“见武都紫泥如见皇帝诏”。两汉以后描写紫泥最多的就是唐代，唐人多仰慕两汉，诗词中多以“汉”自比，如王维《少年行》：“汉军奋迅如霹雳，虏骑崩腾畏蒺藜。”唐代已经不再流行使用封泥，“紫泥”却频频见于文章甚至是口头语言。唐人所写“紫泥”，并非作为封泥的武都紫泥本身，而紫泥所封之物———皇帝诏，才是诗文中紫泥所要隐喻的主体。

南梁沉约《为始兴王让仪同表》：“徒尘翠渥，方降紫泥，以兹上令，用隔下情。”北周、隋、唐三朝元老裴度《句》：“两人同日事征西，今日君先奉紫泥。”诗仙李白《口号赠征君鸿》：“云卧留丹壑，天书降紫泥。”《送别得书字》：“圣朝思贾谊，应降紫泥书。”《江夏使君叔席上赠史郎中》：“凤凰丹禁里，衔出紫泥书。”《玉壶吟》：“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谬挥紫泥诏，献纳青云际。”诗圣杜甫《奉赠太常张卿二十韵》：“通籍逾青琐，亨衢照紫泥。”唐代武元衡《送崔舍人起居》：“赤墀同拜紫泥封，驷牡连征侍九重。”唐代李商隐《鸾凤》：“王子调清管，天人降紫泥。”唐代杜牧《寄澧州张舍人笛》：“遥想紫泥封诏罢，夜深应隔禁墙闻。”唐代白居易《和钱员外禁中夙兴见示》：“坐卷朱里幕，看封紫泥书。”《广宣上人以应制诗见示因以赠…居安国寺红楼院以诗供奉》：“香积筵承紫泥诏，昭阳歌唱碧云词。”《初除尚书郎，脱刺史绯》：“头白喜抛黄草峡，眼明惊拆紫泥书。”《代书一百韵寄微之》：“恩随紫泥降，名向白麻披。”唐代杨炯《崇文馆宴集诗序》：“封紫泥於玺禁，传墨令於银书。”宋代弃疾《最高楼》：“看明朝，丹凤诏，紫泥封。”清代吴伟业《九峰草堂歌》：“紫泥欲下早蝉蜕，掉头不肯随东封。”

宋代邵伯温《邵氏见闻录》：“旧说武都紫泥，用封玺书，故诏诰有紫泥之名。今阶州，古武都也。山水皆赤，为泥正紫色。然泥安能作封，当时用为印色耳？”宋代的“今阶州”就是今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宋人邵伯温认为这就是“古武都”，这种观点对后来考证武都紫泥出处产生了一些影响。《阶州志》：“州东南八十里。”《山川考证》：“紫泥沟，州（阶州）东六十里。”诸如此类，将武都紫泥的产地限定在阶州这一个狭小的范围中，即今武都区三河乡某处，这对后人探索武都紫泥产地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误导。既然邵氏著作中对封泥用法都有困惑，那么其文中关于武都紫泥产地的推测也就十分可疑。

探究武都紫泥的准确产地，就一定要从紫泥得名的两汉武都郡入手，要厘清武都郡的治所，还需要研究武都设郡之前的武都概念，这样才能结合汉之后武都的变迁历史，得出关于武都紫泥产地的正确结论。

武都道之记载见于汉初相关史料，而“汉承秦制”，可推测在秦国时西汉水流域就已设“武都道”。道是设置于少数民族聚居区或边疆地区的县级行政单位。《史记·高后本纪》载：“武都道山崩”。这说明在汉初存在武都道这一建置，秦也可能有其建制，后晓荣在《秦代政区地理》中认为武都道在秦和汉初是存在的，且属于陇西郡。刘琳在《华阳国志校注·汉中志》中提出：“武都疑秦已置县”。《中国历史地图集》将秦武都道标注在甘肃西和县东南，《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也将武都道治所记在今甘肃西和县南。作为地名的“武都”出现的更早。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载：“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为《东平》之歌以乐之。无几，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武担是也。后，王悲悼，更作《臾邪歌》《陇归之曲》。”这个故事的时代背景约在周显王在位年间(公元前368-公元前321年)，早于武都建郡两百多年。这个故事的原型出自西汉扬雄《蜀王本纪》：“武都有人，将其子女适蜀。不安水土，欲归。蜀王心爱其女，留之。乃作《东平》之歌以乐之。无几物故，蜀王发卒于武都担土，于成都葬之。盖地数亩，高七丈，号曰武担。以石作镜一枚表其墓。”《蜀王本纪》早已佚之不存，《北堂书钞》《初学记》《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都引之于《蜀王本纪》。这些记载说明，先秦战国时期，成都近邻有个叫“武都”的地方，而且蜀王还纳武都“女子”为妃。学者任乃强考证认为，因先秦时期尚未出现武都道，所以武都指的是武都山。据其考证，最可信的武都山，即今西和县南之仇池山。《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武都山名仇池，谓其上原有一大池也。”仇池山在今西和县境内，由此可以初步认为，在先秦和汉初时，今西和县南部地区就已经被称作“武都”，并逐渐发展为秦国所设的“武都道”，至汉初时依然沿用。

汉武帝时征服西南夷，广置郡县。《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载：“西汉元鼎六年置，治所在武都县（今甘肃西和县南）。王莽改名乐平郡。东汉复为武都郡，徙治下辨县（今甘肃成县西）。西晋末废。”《汉书·地理志》载：“武都郡，武帝元鼎六年置。莽曰乐平。户五万一千三百七十六，口二十三万五千五百六十。县九，武都，东汉水受氐道水，一名沔，过江夏，谓之夏水，入江。天池大泽在县西。莽曰循虏。”通过这段文献可知，西汉时期的武都郡所领九县中首列武都县，无疑武都县应为武都郡治所。《文献通考·古梁州》亦载：“武都郡九县：武都、上禄、故道、河池、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沮、平乐道”。清人沈炳巽《水经注集释订讹·武都郡》注曰：“武都本白马氐地，汉元鼎六年开以为武都郡，治武都县，今巩昌府成县西北百里有仇池山，山上有仇池城，城东南有武都县故城，即汉武都郡治也”。《明一统志·卷三十五·仇池城》载：“仇池城在西和县南仇池山，战国为白马氐羌国。晋时，杨难当三世据此，后魏于此置仇池郡。旧志，仇池城天生斗绝、壁立千仞、石角外向如雉堞然，惟有一门可通上，有田百顷，泉九十九眼”。仇池城是十六国时期仇池国故城，位于今陇南市西和县南的仇池山上，甘肃省人民政府立有“仇池古国遗址”标志，故西汉武都郡郡治无疑在仇池国故址东南。据考察，仇池故城的东南有一古城遗址，当地居民称之为羊马城。羊马城位于仇池山之东，牛儿坪村（属西和县石峡镇）旁边半山腰，分上下两城，面积将近10万平方米。遗址存有残垣，并有大量汉代砖瓦遗存及陶片，附近有大量新石器时代墓葬和汉代墓葬，且出土文物甚多。由此可推断羊马城遗址为西汉时期武都郡的治所，也即武都县所在。羊马城遗址地处祁山古道中段的寒峡支道上，其北不仅有石峡要塞，也有佛教遗迹八峰崖石窟，杜甫途经此处时写下的《石龛》可以作为旁证，其南则是西高山。另有学者认为武都郡治所武都县位于今西和县洛峪镇，但洛峪其距仇池山和仇池故城较远，位置偏北，虽也有秦汉时的砖瓦遗存，却在地理层面不适合设置郡级治所，疑为秦所置之武都道。

东汉时武都郡郡治南迁、所属县（道）由九减至七。《后汉书·郡国志》载：“武都郡。七城，户二万一百二，口八万一千七百二十八。下辨、武都道、上禄、故道、河池、沮，沔水出东狼谷、羌道”。下辨列为武都郡首县，应为郡治。《甘肃通志·卷三十》：“下辨道后汉移武都郡治焉”。《大清一统志》：“下辨故城在今阶州成县西，旧志云：在县西三十里。”下辨故城在清代成县以西三十里，而清代成县治就是现在之成县城，则下辨故城应在今成县西约18公里，故可推测出下辨道所处位置在今成县以西、纸坊镇以东的区域中。

汉朝以后，武都郡建制依然保留，但因东汉末年的战乱，曹操曾把武都郡民大规模迁徙至扶风安置。到西晋及十六国时代，氐人杨氏所建仇池政权统治武都郡，郡建制未有重大变化，治所依然位于下辨县。晋末，武都郡因战乱而废制。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将西汉时作为武都郡治所的武都县改名为石门县，再重新设立武都郡，以之为治所。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87年），将武都郡改设为武都镇，作为对抗蜀中南朝的军事基地，武都镇的治所从武都县移至仙陵山（今武都区旧城山），这是如今的武都城区在历史上第一次被冠以“武都”之名。西魏文帝大统元年（公元535年），武都镇改为武州。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又将武州改为武都郡，治所位于将利（今武都区东南部）。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改武都郡为武州。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州为郡，复置武都郡。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改武都郡为武州。唐景福元年（公元892年）将武州更名阶州。阶州自此沿用至直到清末，中华民国时才被重新恢复为古称“武都”。

宋代邵伯温之所以会误把阶州当做两汉的武都，极有可能是受隋唐时期武州、武都郡之间的反复使用影响，邵伯温直观地从唐代历史中发现阶州先前称谓即武州或武都郡，便以为《汉旧仪》所说的“武都紫泥”出自唐之武都郡，即宋之阶州，若以此为依据，认定今武都城区“东南八十余里”为古武都紫泥唯一出产地是不妥当的。

《汉旧仪》作为汉代宫廷礼仪记述之书，其所载的武都紫泥的“武都”最可能来自西汉建制。因此“武都紫泥”的原始产地，最有可能位于西汉武都郡治所之武都县附近，而非东汉时期作为武都郡治所的下辨县附近，更不可能指的是后世被冠以武都郡之名的仙陵山、将利等地。前文已论证，西汉时期武都郡治所武都县位于今西和县东南部，祁山古道中段的寒峡支道上的羊马城遗址处，北面不远处就是石峡，南面则直接毗邻西高山、米仓山。可以推断，武都紫泥的大致产地，当在今陇南市武都区东北、西和县东南到成县纸坊以西的三角形区域中，即今米仓山、西高山一带，而在这一区域确有发现大量红色泥土，譬如在米仓山附近的武都区柏林镇袁家坝村“武都紫泥”矿采集点就有发现符合关于武都紫泥文献记载的“紫泥”。今后若深入进行武都紫泥相关探究，就可以将范围直接圈定在西高山、米仓山邻近区域中。

武都紫泥之所以在历史上声名显赫，主要因为它曾作为汉朝御用封泥而专配皇帝六玺，两汉四百年间所有出自宫廷的中央文书一律都用武都紫泥缄封，这就令武都紫泥充分地和汉朝天子的权威结合，成为人们心中潜移默化形成的天子诏书的象征，这一独特文化现象频繁出现在魏晋之后文人的诗词文章之中。即便经历千年的沧桑，时至今日，武都紫泥再次成为考古学者研究古代职官、典章、制度的重要历史文物，依然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我们今天若要重新发掘武都紫泥的文化价值，继承武都紫泥的文化精神，就应当着重从武都紫泥在两汉的用途入手，通过不懈努力，普及武都紫泥的历史地位，争取让武都紫泥成为今天武都最好的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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