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十载成诗圣

◎刘 火（作家）

如果按照巴山蜀水的地理，或者按照《华阳国志》“巴志”“蜀志”的界定。唐乾元二年（759）冬，杜甫从同谷（今甘肃成县）陆路入蜀，到大历三年（768）从夔州水路出长江，杜甫在巴山蜀水之间漂泊了近十年。在这十年间，有学者统计，杜甫在蜀地即成都、三台、阆中、乐山、宜宾等地共写诗470首左右，在巴地即重庆、忠县、云阳、奉节等地共写诗400首左右。《全唐诗》录杜诗1451首，也就是说，杜甫在巴蜀所留存于世的诗占杜诗的三分之二。而且就题材的多样、心境的驳杂、诗意的摇曳，特别是七律所达的高标，如《蜀相》《客至》《咏怀古迹五首》《秋兴八首》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诗人自诩的那样，不仅“晚节渐于诗律细”，而且“暮年诗赋动江关”。

“漂泊西南天地间”的十年，特别是在成都的五年，有过诗人的笑声“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有过诗人的哭声“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有过诗人的借史“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有过诗人的现状“雪岭界天白，锦城曛日黄”；有过诗人的狂飙“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有过诗人的恬适“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有过诗人的好客“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天宝十四年（755），一场对大唐帝国猝不及防的“安史之乱”，击穿大唐盛世。杜甫当然也一样地被裹挟之中身不由己。在经历避难、被俘、逃脱、投奔、株连、失宠、贬职等一系列事件后，终于在乾元二年（759）的冬天，流亡到了成都。如果说诗人一生的诗分为四段，即安史之乱前、安史之乱流离时、巴蜀、出川，那么可以说，巴蜀于杜甫，定是诗人一生最难以忘怀的地方。诗人买舟出三峡时，留有一诗，诗叫《去蜀》：

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

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

世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

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

这首长吁短叹的诗，寄寓了诗人对蜀地的感念，同时也寄寓了诗人对蜀地对自己的某种达观的情怀。成都，是诗人无论是生活还是诗风的转折之地。生活，虽说仍有“卷我屋上三重茅”“布衾多年冷似铁”的困境，但是，“门泊东吴万里船”的明亮已经呈现，尤其是有了属于自己安身之处的草堂，有了一溪浣花流水，那种“三年饥走荒山道”“计拙无衣食”和“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甚至稚子饿死的情形，毕竟不在了。从诗来看，在蜀在巴十年，诗人写了近900首诗，如此数量，实属高产。而且诗风从“三吏三别”的那种悲怆和悲愤中走了出来，将诗的触角伸向更加广阔的空间和历史的深处。仅就成都而言，可以说留下了中国诗史、中国文化史里，无人可以取代的符号。“锦城”“锦江”“锦里”“草堂”“西岭”“百花潭”“浣花溪”“万里桥”的地名，虽然这些地名前人大都用过，但一经诗人杜甫之手，才得以永远留存。不仅仅是地名的留存，而是诗人赋予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指向，以及情怀标识，都是他人所不能替代的。诗人给成都留下了太多的文化元素与符号，同时成都也成就了一代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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