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青年崭露头角 □本报记者 李广西 陈跃文 赵伟翔 韦斯敏 文/图

雁山园门外旧时教学楼

如前文所述，融县（今融安、融水）青年陶保桓心怀“教育救国”思想考入当时的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广西师专），而该校推行的教育理念却是团体训练和政治教育，这对陶保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名流云集的广西师专同样存在不同思潮，先进派和保守派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2019年4月17日，我们前往广西师专旧址所在的雁山园，感受那段思想激荡的时光。

110余万字的调查材料

从桂林市区驱车几十分钟后，我们来到广西师范大学雁山校区东南方向附近，看见一座清幽园林隐藏在雁山镇的田野和山林之中。入口处绿林掩映的白色墙壁上写着“雁山园 岭南第一名园”等大字，远远望去十分惹眼。虽然园林正在修缮，但毫不影响其原有风采。

据介绍，雁山园始建于1869年，是清代广西桂林士绅唐岳的私人园林。1911年，清代两广总督岑春煊买下此园，改名“雁山公园”。其有“桂林佳境，一园看尽”“岭南第一园”等赞誉，即桂林山之秀、水之丽、洞之奇、树之异全部可以看到。后来，岑春煊将园林送给广西省政府，桂林本土知名教育家唐现之在此建立广西师专。

走进园内，仿佛进入世外桃源，只见山环水绕，多奇花异木，相思江在园里蜿蜒流淌，可谓“春秋多佳日，园林无俗情”。园内还有一处清潭，时有游鳞浮沉其间，亭台楼阁保留了旧时格局，大部分式样古雅，小部分系中西合璧，民国文化遗风扑面而来。其间有教学楼、汇学堂（礼堂）、办公楼、宿舍、休息亭等，还曾有日本风格的澡堂，让人能清晰感受到当年名流荟萃、学子云集的盛况，陶保桓便是这里的一员，园内每个地方留下他青春的身影。

从农村来到桂林，陶保桓非常珍惜学习机会，他每天书不离手，除了刻苦认真学好学校规定的功课之外，还经常到图书馆、阅览室去阅读书报，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去吸吮各个领域的学问。此时，朱克靖、薛暮桥等共产党员教师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

“朱克靖与校长杨东莼的办学理念一致，都注重政治教育和团体训练。”广西师范大学教授黄伟林介绍，朱克靖认为从前的学生侧重于智力和技术的修养，对社会及国家问题不闻不问，往后不单要培养教育人才，而且要造就改造社会及民族革命的领导者，培养时代的领导者。他还以团体训练为宗旨，参照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生活制度管理广西师专，老师和学生一样光了脚挑水擦地板，学生在团体训练中思想进步很快。

薛暮桥也是学校的领导核心成员，他重视农村经济调查工作，组建了农村经济研究会，曾带领学生深入广西6个专区38县74村4919户展开调查，对代表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农村工作团队各种错误主张提出批判。

“通过听进步教授的讲课，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社会发展史等课程，陶保桓深受震撼，他常常陷入国家和民族出路问题的苦思中，并特别崇拜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当学完了《社会发展史》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之后，1934年暑假，陶保桓与同乡、同学路伟良（杨江）结伴两次深入黔、桂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他们徒步从融县贝江到罗城，进入贵州的荔波、下江，沿榕江到三江县的富禄、良口转龙胜、义宁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历时一个多月。

陶保桓将调查得来的情况写成了10余万字的资料，后来还撰写了《国家政权》等论文。通过调查分析，“陶保桓了解到封建地主残酷剥削农民的情况，进一步研究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更加深了他对统治阶级的仇恨。”

红军战士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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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陶保桓思想转变过程中，一名红军战士的出现对他的影响也非常深刻。

黄伟林介绍，早在1934年1月，校长杨东莼曾邀请了著名地理学家田曙岚到广西师专作了一场题为《旅行沿途经过情形》的报告。会上，田曙岚以业务专家的身份，与师专的师生分享了他在闽西苏区的见闻。“对于当时师专的同学们来说，那真是闻所未闻的经历。”同学们了解到在黑暗的中国居然还有这样一个地方：人民有田地，军队有纪律，教育有普及，政府讲民主，干部爱百姓，群众爱政府……

这次报告，让陶保桓特别激动，也让他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他更加专注对马列主义的研究，《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叛徒考茨基》《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国家与革命》等进步书籍他都认真读过，成为学校读马列主义书籍最多、最认真的学生之一。

1934年，红军长征过桂北地区，桂系当局害怕学生跑去找红军，便把广西师专全部学生调入桂林高中进行监视，红军过境后才让学生回到雁山。在初冬的一天晚饭后，几位同学发现学校附近有一个操江西口音的年轻叫花子，说是随红军出来的老百姓。因为听过田曙岚的报告，学生们便好奇地跑去问东问西，而黎霞煊和张华等4位同学通过交谈分析，觉得叫花子的来历不一般，于是将他安置在学校附近李家村的一个祠堂里并叫他小李。

同学们的家庭普遍较穷，但大家对小李很同情，为了解决他的吃饭问题，大家便在食堂偷饭：吃晚饭时，他们故意吃得慢些，等其他同学离开后，便快速地把桌子上的剩饭剩菜倒进口盅里，再把饭菜压紧，然后藏在大衣口袋，假装散步出去送饭。不仅如此，同学们还从学校医务室取药水给小李搽伤口，找中医给他医治。慢慢地，小李被同学们的真诚打动，最后向大家道出实情，原来他是中央苏区首长的勤务员，后来到部队当班长，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因负伤离队流落在雁山附近乡间。

黄伟林说，陶保桓得知情况后，便也经常去看这位红军战士，作为同乡和同学的莫一凡也随陶保桓去看过。莫一凡在后来撰写的回忆文章中说，陶保桓亲切地和红军战士谈话，请他讲长征故事，还学唱《国际歌》。通过这位红军战士，陶保桓了解了很多有关苏区的情况和政策，他彻底放弃了教育救国的想法，进而热爱上了苏区和共产党，坚定了革命的信念和跟共产党走的信心。他常说：“毛委员在井冈山领导革命，分田地、打土豪、除军阀，领导红军长征，北上建立抗日根据地，必定能够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经同学们悉心照料，红军战士很快病愈。有三位进步同学偷偷地写了休学申请书，与红军战士去找队伍，其中包括张华同学，他后来对柳北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中共融县支部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当然是后话。

思想交锋中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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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蒋介石采取卖国投降政策，步步退让，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紧促的时局在广西师专引起激烈反响，还引发了两种思想的交锋，尤其在陶保桓入学后不久，斗争便初见端倪。

“事实上，思想上交锋在当时的广西师专一直存在。”黄伟林介绍，这两种思想一种以唐现之教育救国论为代表，主张头痛救头、脚痛医脚的改良主义；另一种是以校长杨东莼等为代表，主张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在杨东莼为首的进步师生的带领下，陶保桓忙着演讲、辩论、写文章、发传单等，带头冲锋陷阵，以马列主义理论以及从社会调查研究中得到的资料为依据，大力驳斥改良主义谬论，成为进步学生力量中的骨干成员之一。

不久，思想斗争引起了桂系军阀对进步力量的注意。进步力量为广西当局所不容，把进步的师生视为思想赤化的“危险”分子，必欲除之而后快。为限制学校进步力量的发展，监督共产党的活动，桂系特意在学校安排了一些顽固坚持国民党立场思想和保守反共思想的教师，在教职员和学生中安插、收买了一些特务，进行反共宣传。在特务和反动教职员的鼓动下，学校一步一步走上独裁倒退的道路。他们利用权力，加重学生“军事训练”负担，以限制控制甚至禁止学生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摧残进步势力，使学生成为愚昧无知、驯服奴才的工具。对此，陶保桓从不畏惧，他挺身而出，继续站在斗争的前列，在同学中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扎根串连，结交好友，拜访老师教授，积极团结群众，组织斗争。

但很快，由于兴办师专并支持杨东莼的办学方针，广西教育厅厅长李任仁也遭到反共顽固派攻击，说兴办师专引进许多共产党人，要使广西“赤化”；支持杨东莼的办学路线，就是庇护杨东莼搞“赤化活动”。这一情况很快引起李宗仁、白崇禧的不满，1933年8月，李任仁辞去职务，回到家乡休养，但他说道：“要在广西积蓄力量，进行改革，从事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和行动，我是坚决不会放弃的。”

随着交锋越来越尖锐，桂系军阀头目白崇禧则亲自到广西师专进行干涉。1934年4月，朱克靖共产党员身份暴露，桂系上层将他“礼送”出境。1935年5月，杨东莼终于被迫辞去校长职务返回上海，薛暮桥等进步教师随即被迫离校，学校托派势力逐渐占了上风。

在这种专横、黑暗的情况下，同学们非常愤慨，都想跃跃欲试，群起反对，但又害怕威胁，敢怒不敢言。而面对进步老师离去、反动势力加剧、部分同学被托派迷惑的局面，陶保桓也不免困惑起来：今后，共产党的先进思想还能在学校立足吗？他毕竟只是一个学生，怎样才能争取更多力量与反动势力做斗争？怎样才能救国于危亡之际？

在雁山园的教学楼里，我们也不禁陷入沉思。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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