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工家庭的“新冠”之路

2月18日，广西融安，返岗务工人员在大巴专车内准备出发。  新华社  图鼠年伊始，新冠病毒肆虐，给飞速发展中的中国社会踩下一记重重的刹车，也让全体国人有了时间、空间，去讨论、思考、分辨一些生活中的“理所当然”。但有时候，这些反思本身，又更值得被省思或讨论。

在官方披露的很多个案行动轨迹中，笔者留意到，即使是在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宣布病毒可以“人传人”后，在武汉1月23日上午十点开始封城后，在湖北其他地区，乃至全国，仍有许许多多外出不戴口罩营业、聚会聚餐的人。这就不得不让人困惑，为什么在疫情高高挂起的后，仍然有如是多人顶风出行？

笔者最初的态度是愤怒的，把这一现象归结于民众素质堪忧、常态下的公共卫生教育形同虚设，深觉诸如此类人士对自己、对社会不负责任。但后来，笔者的朋友中，有与笔者有密切交往的家庭被波及，确认感染新冠病毒。之后，笔者开始反思，并认识到很多被感染的人背后的不得已。那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理所当然”，也就更不是轻松的一句“没有素质”所能解释的。

以下，笔者尝试利用一个农民工家庭被病毒传染，然后病毒在家庭成员聚集过程中传播的故事，试图呈现一个生活的细小侧面，并解释背后的结构性力量。

故事的主人公及故事本身都极为渺小而庸常，但另一方面，它们都显现出这个社会的共性。在那些渺小而庸常的背后，那些在我们社会中长久存在的结构，一些潜藏的“共性”，是我们需要去深思，并通过治理去弥补、改善，乃至解决的问题。

一、如何染病

X夫妻是这个大家族最先被确诊的患者。他们常年在浙江温州生活，帮忙带孙子，12月底，从温州经宜昌回湖北某地。

夫妻二人回来之后，白天在本地县城中女儿家帮忙带外孙，晚上骑摩托车从县城回城郊某镇家中，自1月20至23日一直在本地县城跑摩的载客。1月28日，丈夫出现咳嗽、发热迹象，期间偶有去社区医院买药，居家未外出，至2月7日被本地卫生部门接诊留观，9日终确诊。

作为家中最早被确诊的人，追溯X夫妻染病的过程，到底在温州染上，还是回湖北后所得，难以确定。但开摩的这件事，却是真实存在是最大的隐患：如果开摩的之前就染上新冠，那么在1月初至月底，他们就是移动的传染源；如果是开摩的过程中染病，又进而通过开摩进一步发散病毒……个中细节，令人不寒而栗。

但湖北是主疫区。1月20日，国家最高领导人就疫情发出指示，之后警报高高拉起，为什么X家的丈夫还要“顶风作案”，在之后到23日间兼职跑摩的，即使他根本就没有在长期在湖北老家生活，也舍不得那么几天的空闲？

今年是闰年，1月24日是除夕，照惯例，年前，交通是要涨价的。在老家，年前数日，直至初一、初二，交通都是要涨价的。X家的丈夫在那几天出门跑摩的，不过是因经济窘迫，生活多艰，为了挣一趟20元的辛苦费。所以，虽然一整年在浙江带孙子，但临近春节，回家后仍舍不得休息，不浪费这一年中难得的大好挣钱时机。

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地方没有出台管理措施，乃至于他们还可以在这期间跑摩的？可武汉封城也只是23日上午才开始，在此之前都只有种种警示，我们又何以认为受教育水平没有那么高、信息来源有限的X家这种农民工群体，能够察觉到危险，并做好足够的防护？

更何况，作为身处疫区的湖北某地，彼时，口罩已经严重紧缺，即使有少量供给，也至少要4块一个，你又怎么指望连20块都舍不得不挣的农民工，花钱去买了口罩再去跑摩的？况且，他能不能、有没有门路买到口罩，都可能都是个问题。

二、聚会后被感染的家庭

1月24日，X家前往大女婿家中团年，并在这个过程中，给这个家族带来更大的危害。

随着事态发展，参加1月24日团年宴的家人中，陆续又有两位确诊。2020年2月11日的本地疫情通报中，X家的女儿，X家中丈夫的姐姐均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肺炎。

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即使政府广泛宣传，三令五申，为什么这个家庭还要办团年宴？还要在一起吃饭？

思考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呈现X家的背景。X家中，丈夫家族有兄妹三人，他是唯一的儿子，上有八十多岁老母亲仍在，还有一姐一妹。长姐久居深圳带孙子，甚少回家；X家长居温州，甚少回家；唯有家族中的另一女，居本地，间或照顾老母。

我们追溯这个家族聚会前的生活轨迹，其团年宴的全体参与者均未在武汉逗留或生活，这也大大降低了他们的警惕心。

试想一年未归家的游子，怎么能忍心不陪古稀老母在除夕夜欢聚？这不符合中国人的伦理惯习。

这个家族中的每一位，都不忍拒绝。

确诊的X家中丈夫的姐姐，是我们家庭的密友，这是笔者认识的最为善良、最替他人着想的长者，一年未归家，弟妹替自己尽了孝道的内疚，让她选择在团年聚餐后留在家中陪伴老母。于是，我们又怎样去指责在危机潜伏、信息未能对称的当时，一个年过六旬、想为母亲敬孝的女儿的心情？

截至日前，X家所在家族中已有4人确诊。家族中未确诊但参与过家庭聚集活动的密切接触者全数被集中隔离观察，波及人数超20人。这其中有面临中考X家中孙辈人士，有需要重回温州、深圳等地打工的成年人数十名。

X家及其家族还要面临更为严峻的经济考验：至少短时间内，他们中间的成年人不知道何时能离开湖北，重回原先打工的地方，这样，他们现在也许可以勉强支撑，但几个月后呢？基本生活来源如何解决？

三、讨论与政策建议

（一）对被害者的“污名化”

X家大概是一个特殊的个案。在官方的公布的具体染病案例中，我们常常能看到某高铁的清洁工、某滴滴车司机、某公交车司机、某小区保安之类人士染病前后的工作经历。

这其中，几位高铁清洁工的工作经历更让人唏嘘。有几位清洁工前后工作的数十天，涉及车次超过二十趟。他们真的不知道出来会危险吗？他们真的不知道好好保护自己吗？个别论者若用“没有素质”、“不负责任”一言以蔽之，是不是太过轻佻，对那些本就命运多舛的人们也太过苛刻呢？

胡适先生讲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是值得重提的。在全民抗疫、举国而为的当下，有闲工夫的旁观者，特别是一些网络上的键盘侠，对一些特定人群应当更宽容，而不是仰仗着自己的自由去“污名化”受害者，给他们戴上“不负责任”的帽子；对他们应该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宽容，多一些温暖，帮助他们走过最艰难的当下，走向阳光，这才是最要紧的事。

（二）最脆弱的家庭和防疫最短板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迪佛洛（Esther Duflo）在他们合著的《贫困的本质》一书中提出，存在一种贫困的陷阱，即便政府大量投入资金也难以将贫困人口拉出泥潭，因此许多扶贫政策都是难以为续的，贫困人口并不会因为短期的资本投入而获得长期发展的动力。

这对理解新冠病毒肆意过程中，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工群体的行为至关重要。可能也存在着某种“被感染的陷阱”：底层民众的生活惯习将他们完全暴露在病毒面前，令他们毫无防护能力，他们自己进而成为最易感群体。

不仅是最易感的群体，同时也是最脆弱的群体。因疫情肆虐，出行受困，湖北等省份有大量农民工复工遥遥无期，家庭收入受到严重影响。在重大疾病肆虐的当下，他们毫无抵抗能力，并有重新跌入“贫困陷阱”的风险。

（三）政策建议

在底层生活状态和现有的社会结构制约下，要补齐最脆弱家庭这一最短之板，笔者认为，可考虑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加大宣传教育，避免对受害者群体的二次伤害。近期，针对确诊患者、疫区民众的议论逐渐增加。在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的双重治理需求之下，需创新路径，加大和拓展宣传教育的力度和渠道，避免对新冠肺炎患者和受波及的群体带来二次伤害；各地防控疫情之时，要避免一刀切形成“误伤”，进而引发新的矛盾和冲突。

第二，关注底层民众，避免农民工家庭因新冠返贫。作为典型的农民工家庭，X家只是千千万此类家庭的缩影。疫情肆虐之际，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农民工群体不仅是最为易感的群体，同时也没有抵抗力。对此，社保及相关部门要积极应对，尤为关注受疫情波及的农民工群体，提前制定帮扶和兜底的措施，避免此类家庭因病返贫。

第三，改变农民工群体的脆弱性，注重发展他们的韧性。联合国在2015年通过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出的目标之一是：“到2030年，增强穷人和弱势群体的抵御灾害能力，降低其遭受极端天气事件和其他经济、社会、环境冲击和灾害的概率和易受影响程度。”但从中国的现状看，增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弱势群体的韧性，减少突发事件对他们的冲击，仍然任重而道远。

X家的个案显示，经济上的窘迫、生活乃至思维上的惯习是底层民众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缺乏抵抗力的关键。对此，政府相关部门强化帮扶农民工群体的政策力度在现阶段尤为重要。此外应更注重对他们进行公共卫生教育，善于利用现有的基层治理网络，搭建企业和基层政府沟通协调的网络，防微杜渐，从改善他们行为习惯开始，以增强农民工群体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韧性。(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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