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糖猪油腐乳

□栗子

当年，告别了湘北的丘陵，我转点来到柳州近郊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从农稻变身为菜农。

生产队的工作由队长七婶指派。每天清晨，社员们要赶在太阳高照前把挂着露珠的青菜送到市内。

七婶有着瘦高的个头，手背青筋凸露，右手大拇指留着厚厚长长的指甲，看起来很刺眼。

地上撒落薄霜，正是收获菜花的时候。我操起镰刀割菜花，“菜花没是更子收嘀，要用指甲掐，要不然你恁子晓得哪根菜花嫩哪根菜花老。”七婶老远地喊。“哦”，我应了一声，只掐了一下，指头就生痛，换了左手，更痛，十个手指头轮流来掐，实在掐不动了，干脆硬生生将菜花折断。“你更子掐的菜花又要挨蔬菜公司折价，啧啧啧……”七婶抓起我竹篮中的菜花，用她的长指甲整理一遍。

最累的活是挑码头粪。

男社员从市内公厕收集了人粪便，装入船，沿柳江边撑到码头，社员们踩着摇摇晃晃的船板，一担一担把粪便挑上岸倒入蓄水池中，这就是蔬菜的主要肥料来源。

七婶挑码头粪从不含糊，满满地，一担粪水一直挑到船见底。

知青最期盼的有两件事，一是下大雨，二是当火夫。下大雨不用出工，火夫也不用出工。

知青们吃集体伙食，两人一组轮流当火夫。

那个夏天，轮到我和玲玲当火夫。不用说我有多兴奋了。

待到推开知青食堂那扇木门，兴奋劲儿一扫而空。大铁锅旁几个瓦罐，小半罐盐，看得见底的猪油，些许酱油，些许醋；一把木柄的锅铲，一把竹刷，几个粗瓷碗，两个铁托盘；墙边一小堆木屑和些许碎木块。这是食堂的全部家当。

“李带队房里还存有十多斤米，伙房里老鼠太多了。”前任火夫说完这句话，交给我一个记账的小本子。

知青食堂在大队部四合院的北面，李带队住西面，南面是马厩，东面是仓库，院子中央是只有架没有框的篮球场。食堂前面有个水池，每天下午大队从柳江抽水上来，负责做饭的知青要把水池灌满，这是知青们的生活用水。水池边上是两间简易洗澡间。知青宿舍到食堂要走上500多米，收工后，大家在食堂吃完饭后自己动手烧水洗澡。知青宿舍男女两栋，地势低洼，半砖半土坯的平房，屋内是坑坑洼洼的泥巴地，一到下大雨，半夜里都得爬起来搬家。

玲玲找到单位指派的带队干部，“可以帮你们解决木屑和少量木柴，其他事就靠你们自己了。”李带队说。木屑是知青父母们所在工厂里特意留存的，每过一段时间，由带队干部跟厂里联系派车给知青点送来。“对了，我们知青有补助费的。”玲玲突然想起来，跑到大队会计室。女会计慢条斯理地翻着账本，“只能拨给你们二百元，再多就不行了。”行，二百元就二百元。我和玲玲拿着这些钱买了桶、盆、碗、一坛豆腐乳、十斤猪板油、几斤红砂糖和一把秤，又用大家交来的伙食费买了些米。

第一顿早饭我们做了一大锅白粥，每人一块豆腐乳。大伙出完早工，零零星星地来到食堂，匆匆吃完饭便回各自小队劳动。

我和玲玲收拾好锅碗，拎了秤，挑上竹簸箕到地里买菜。菜随机而定，哪样便宜就买哪样。知青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五角。各小队的工分，最好的一个工一元，差的只能得五角。知青的体力、技术都无法跟贫下中农相比，每月挣的工分勉强够支付伙食费。

做了差不多半个月的饭菜，不是豆角空心菜就是节瓜小白菜，猪肉是绝对没得吃的，实在是想不出能给大家弄些啥吃的。一天，玲玲盯着豆腐乳罐出神，“我们用猪油蒸豆腐乳吧，一定很下饭。”她冒出一句。“行吗？能好吃吗？”我很怀疑。

玲玲从瓦罐里掏出几块豆腐乳，舀了一勺红砂糖、一勺猪油，生了火，猛蒸。只一会儿，厨房里香气乱串。“啊，好久没闻到红烧肉的香味了！还是你们女知青有办法。”男知青们兴奋地大叫。“看你们馋的，哪有什么红烧肉啊，是红糖猪油蒸豆腐乳。”

二十年后的某一天，知青们重新聚到一起，说起这红糖猪油豆腐乳，“这道菜已经作为我们家的私房菜，并发扬光大到婆家了。”我告诉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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