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 累并快乐着

（资料图片）蒋筱华，退休小学教师。退休后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发表文章十万余字，柳州市作协会员。

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之一就是热爱劳动，现在也一样。但现在的孩子们的劳动基本上都是打扫教室、搞卫生、回家帮妈妈做些家务，而我们从读小学开始，就是切切实实的劳动。

小学篇

最早的集体劳动，是学校组织我们为植树造林做营养杯。操场上堆着小山似的黑泥土，据说里面还掺着肥料和切碎了的稻草。我们兴高采烈地在老师的指导下，抓起一大块泥土，十个手指齐上阵，泥土在我们的手中变成了一个个中空的杯子形状，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操场上。可以名正言顺地玩泥巴，又能为植树造林作贡献，我们的小心灵里充满了成就感。这些营养杯，要运到荒山上，给造林工人放进树苗，再填满泥土，最后放进挖好的土坑里，用泥土填满踩实。在小树苗成长的过程中，营养杯会给它供应养分，让它快快长大。也许是缘分吧，若干年之后，我居然成为了一名林业工人。

从四年级开始，我们每个暑假都要去支农。县城附近的生产队一到秋天，就有割不完的稻谷。右手持生产队发给我们的镰刀，弯着腰，左手抓着一束稻秆，使劲地割断。镰刀是钝的，一天下来，我们细嫩的小手都不例外地冒出几个血泡。但没有人会叫苦，所有的累和痛，都随着在休息时捉到一只又一只蚂蚱带来的喜悦烟消云散。

初中篇

初中我们只读了三个学期，学工学农学军占据了大部分时间。第一个学期，学校安排我们去一个来回要走两个多小时的生产队支农。从扯秧、洗秧到挑秧、栽秧、薅秧，我们基本掌握了方法。栽秧特别要注意速度，手脚不麻利的很容易被别人栽的秧包围住。田里还有蚂蟥，贪婪的蚂蟥吸血吸到肚皮圆滚滚才会放开吸盘自动离开。假如你强行把它扯掉，鲜血就会从伤口源源不断地流出来。老乡教了我们一个土办法，就是在掌心吐口水，再用力拍打，就可以把蚂蟥打掉。

可是一旦发现自己的小腿上巴着一条丑陋的蚂蟥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连喊带跳，哪里顾得上吐口水？在那个生产队，我们一连待了一个多星期，老乡们对我们的印象很好，觉得我们这些城里的孩子勤快不矫情，纷纷邀请我们到家里吃粽子，因为正赶上过端午节。后来听说，端午节那天村里的大人都忙着下田栽秧，让孩子看着火煮粽子，谁知不幸的事发生了，有一家失火了，两个孩子在火里丧生。几十年过去了，那件事还经常萦绕在我心头。

第二个学期，学校办了一个“五七农场”，专门用来种玉米和红薯。首先要开荒，把野草树木全部烧掉。当时的初一年级叫“三连”，初二初三叫“二连”，高中叫“一连”。一连负责砍倒杂草树木，我们三连负责铲一条防火线，二连则负责烧荒。烧荒安排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二连半夜才回到学校。他们烧荒时火借风势越过了防火线，幸好没闹出人命。回到学校，二连的女生在宿舍里狠狠地骂三连：“三连这帮害人精，差点要了我们的命。”

因为是烧荒后才种下种子，土地肥沃，那一年的玉米、红薯长势良好，学校的大操场上晒满了黄灿灿的玉米棒子和又粗又大的红薯。我们每次去劳动，都会吃上自己亲手种的玉米糊糊或者煮红薯。玉米糊糊吃一两次还好，多吃几次就感觉不甜不咸的难以下咽。红薯虽然又甜又粉，但吃多了肚子会胀气，操场上、教室里经常会听到不雅的响声。一个调皮的男同学说：响屁不臭、臭屁不响，听起来似乎还有点道理。

高中篇

上了高中，支农的担子越来越重。放农忙假，农村的同学自然是回家了，我们干部子女和铁路子女是躲不过这一关的，老老实实地参加劳动。抢收的季节，我们不但要割稻谷，还要用木质的方形大桶把稻谷打下来。我个子小，有时能负责给打稻谷的同学递上一把把稻谷已经是很幸福了。七月天骄阳似火，后背经常都是湿透的。那一天，我头晕想吐且面色苍白，又不敢吭声。带队的老师看我的样子实在是不行了，大发慈悲提出叫我回学校休息。我昏昏沉沉地一个人回到宿舍，衣服也不脱，倒在床上一直睡到晚上，第二天继续参加劳动。尽管我已经很努力了，但学生手册上的评语从来没有得到过一句“热爱劳动”，谁叫我会生病，要请假呢？

有一个学期放了两次农忙假，第一次是在学校附近生产队抢收，第二次是背着行李步行到离学校十几里外的东坡生产队劳动，生产队负责供应一日两餐。我们的任务是给玉米培土。我仅一米五四的个头，玉米长得快有我高了。烈日当头，玉米的叶片在我的脸和手臂上割出一道道口子，一出汗，全身火辣辣的痛。每一天收工回来，脸和手臂都是红的，要用凉水反复冲洗才感觉好一点。

生产队用一口大铁锅煮大米饭，再用另一口锅煮南瓜或节瓜片给我们下饭。别人盛饭时会用饭勺压实碗里的饭，我从来不好意思这样做。我和同睡一张床的凤云同学吃饭最慢，几乎每次等我们吃完一碗再想去盛第二碗时，大铁锅里就只剩下锅巴了。吃不饱肚子，晚上睡不着。后来发现生产队有一个小卖部，我们两人就悄悄地去买回饼干。没有开水，咽不下粗粝的饼干，我们去舀回一口盅山泉水，你一块我一块地用水蘸着吃。山泉水是从山上用竹筒引来装在一个杉木桶里的，喝起来有一股怪味，但当时为了填饱肚子，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支农任务结束了，第二天我们就要返校，头天晚上团支部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团支部书记做了总结，剩下的时间是自由发言。有一个积极分子提议要我讲一讲，自己是如何与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坚持到最后一天的。我无语，用沉默表示抗议。因为我的父亲还在“五七干校”劳动，我就难以避免地与小资产阶级挂上了钩，这对我太不公平了，还是团支部书记把话题转到另一方面，才避免了我的尴尬。

读高中时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轮流为学校食堂挑水。我们学校在铁路附近，过去铁路沿线的老百姓都是饮用水塘里的含碱量很高的水，患大脖子病的人很多。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关怀下，每个火车站修建了一个大水池，由水车定时送水。火车站距离学校至少有一里多路远，按规定每人用木桶要挑三担水，用锑桶则要挑五担水。木桶可以装水近百斤，体重不足八十斤的我哪里挑得动，只有选择挑锑桶。每次轮到我挑水，都是天刚亮就出发，到上早读还没有完成任务，只好下午放学后接着挑。有时候同桌的农村女生可怜我，会主动帮我用木桶挑一担。至今想起来，我依然非常感激她的帮助。

知青篇

高中毕业后，我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这回我们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过去的劳动可以说是累并快乐着的。如今的劳动，是残酷得含着泪水的。在绿水青山间，我们曾经饱尝了日晒雨淋、冰霜的冷冻和马蜂蜇、毒蛇缠绕的惊吓。

刚到林场的第一年，我们还可以享受一周劳动五天、学习一天的待遇。第二年开始，知青带队干部撤了，劳动开始有定额了，男女同工同酬。分配到砍伐队的知青，要从陡峭的山坡爬下去，再把砍好的木头扛上来，每人每天的任务是一个立方米，完不成任务扣工资。多少女知青一边流着泪一边爬坡，但生活不相信眼泪，只能咬牙坚持。

每年一月到五月，是植树造林的最佳季节。这时候，我们每人一把小锄头，锄头上挂着小树苗，漫山遍野地去寻找头一年挖好的坎。运气好的时候，找到一条坎足以种完带来的树苗；运气差的那一天，跑到天黑才能把树苗种完。七月到九月，是抚育的季节。在林场，所谓的抚育就是挥舞柄长一米多的砍刀，把围绕在三年生树苗周围的荆棘杂草砍断，小树苗见到阳光，茁壮成长。往往是刀一落下马蜂怒飞，攻击着打扰它们宁静生活的人类。一时间，山坡上喊爹叫妈的哭声此起彼伏。

我从读小学到高中，连一个小组长都没有当过。到了林场，因为我是团员，荣幸地当上了副班长。一个月之后，班长被保送去读林校，我傻乎乎地去问站长，谁来当我们的班长，站长说：“你顶上。”就此，我成了打露水的班长。山里白天热晚上凉，白天的热气与晚上的冷空气相遇，凝结成了厚厚的露水挂在山间羊肠小道两旁的茅草上。上工时，班长理所当然地要走第一个，后面跟着的知青裤脚湿一尺到几寸，我的劳保裤要湿到大腿上。这条湿漉漉的裤子，是靠着体温烘干的。夏天还好，冬天两条腿会冻得僵硬。十几年前，我还将此作为题材，写了一篇文章《露水与露珠》发表在《柳州晚报》上，描述自己在不同的年代对露水与露珠的感受。当年打露水是一种难以描述的痛苦，现在观赏挂在叶片上的晶莹剔透的露珠是一种愉悦。就像有人说的那样：“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

回首往事并不如烟，劳动陪伴了我们的一生，虽苦犹乐。

本期主笔：蒋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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