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精密司法杜绝“一案两判”

■社论

司法判决关乎个体权益、法治信仰，当以高质量的法律判决来维护司法公信力。

又见“鸳鸯判决”。据新京报报道，大连董先生与妻子卷入一场民间借贷纠纷，2015年被告至法庭，判决生效后履行了还款义务。不过直到今年6月，他们才发现，就同一场诉讼，法院还作出了另一版本的判决，据此还有欠款“未能还清”。目前，原判决已被终止，今年8月法院已提起再审，将于12月17日公开开庭再审。此外，针对两份不同判决，有关方面已展开调查。

所谓司法判决，是法院依照法定职权、按照法定程序制作的法律文书。不同于一般的道德评价或社会议论，如此专业性的法律文书，必须具备更严格的规范性、公开性和准确性。目前，尽管调查结论尚未正式“出炉”，究竟判决书孰对孰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差错还不得而知，但不言自明的是，这样一份低端错误判决“横亘于前”，无论对当事人，还是对司法公信力本身，都是一种无力承受之重。是以，有必要在公开再审的同时，认真检视审判诸环节，以更严格的程序、更严谨的作风，防止“一案双判”怪现象重演。

如今，既然错误已经察觉，调查程序已经启动，就得“顺藤摸瓜”找出真正“症结”。从以往经验来看，在判决书的撰写和打印环节，往往“出错”概率较高。之前，广西鹿寨两份“重叠”民事判决书，也存在事实和判项不一致的情况，两者金额竟相差15万元，据称为“书记员打印时造成的错误”。而在湖北十堰的一起“鸳鸯判决”中，则属于法官“工作失误”，“上网传错了之前版本”。不过，这样的失误“理由”，也遭到了当事人和一些公众的质疑。

的确，在司法审判活动这么严肃的场合，还能发生如此低级的错误，让人感到“匪夷所思”。人们更担心的则是，在审判活动中有没有影响公平公正的“猫腻”，而要把过错责任都归结为个别法官、助理法官或书记员，显然有失公允。毕竟，在判决书上还盖着人民法院的鲜红公章，裁判结果代表着国家司法。

所以，对于有关方面的调查过程，应当查清楚审判程序中，是否存在违反诉讼规定的情况，所有参与审判活动的有关人员，包括主审法官、助理法官、书记员等，与当事人双方是否存在影响公正审判的亲属关系、利益关系、不正当往来，用一览无余的事实真相，用一追到底的问责态度，给心存疑云的当事人和公众一个交代。

当然，在司法审判活动中频频出现“鸳鸯判决”，也反映出法院的审判过程，特别是判决书审核环节还有不小的漏洞。湖北十堰的“鸳鸯判决”案中，判决书“差异”为当事人和所请律师核对发现；这起最新的“鸳鸯判决”案，则是原判决多年后，当事人妻子“申请解除对其名下财产的查封”发现。审视其他一些类似案件，也多为当事人或网友“偶尔”发现，并非法院主动发现和纠正。

平心而论，相比起当事人和一般公众，法院方面不仅有专业的知识技能，更有“生产”合格司法判决的职责义务。如果法院方面在判决书的审核把关上、在法律文书的上网监督上更严格一些，也不会一再惊现“鸳鸯判决”之事。

司法乃正义源泉，判决关乎个体权益、法治信仰。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化司法改革的宏大叙事中，也应关注和解决“鸳鸯判决”问题。不妨以此为契机，在倒查问责的同时，修缮制度、堵塞漏洞，打造更精密的司法“车间”，用高质量的法律判决释放司法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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