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七门堰怀古

暮春时节，我参观了著名的古代水利工程舒城县七门堰。暖暖的春风吹拂着山边的树木花草，淡淡的夕阳斜照在不同的水利设施上，清清的杭埠河水流进堰口向干渠输水，谁能想到它已稳稳当当地为下游造福了二千多年。

遗憾的是，后人为纪念七门堰创始人刘信、刘馥、刘显的“三刘祠”已经倒塌，残存的只有一方山墙；汉白玉的刘信半身雕像，从原祠堂移至堰口；几间平房的管理所，锁门闭户。寂静的旷野，引起了我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精神的遐思。

舒城《光绪县志》引《舆地纪胜》“西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封伯兄子刘信为羹颉候，食邑于舒。 ”刘信“于七门岭下阻河筑堰，曰七门，开渠建闸，引河水东北，载之平陵，条分支贯，灌田八万余亩”。

在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官场惯例中，总是把一批批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刘信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水利专家。这是因为他明白，到一个地方做官，就要为一方百姓造福。要造福，就要解决百姓最关心、最迫切、最期盼的问题。他上任不久，就跑遍了舒城的山山水水，了解社情民意。在走访中，深刻地认识到，舒城中部和东部百姓最大的困扰是旱涝。于是他就果敢地决定，修七门堰，解决中部易旱，减轻东部易涝。

当时，封建王朝对地方水利建设没有投资，地方没有财力，全靠动员百姓捐款、捐物和出力。刘信从勘察设计到具体施工，从动员百姓到工地管理，无不亲自过问，狠抓落实。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凿通了数道山脉，疏浚了数条河道，劈开了数个丘陵，填高了数处洼地，完成了舒城史无前例的改天换地、叱咤风云的水利工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灌溉面积仍有12.4万亩，1967年未与杭北干渠沟通合并为杭埠河灌区之前达19.04万亩。

二千多年来，没有哪位龙舒人计算过七门堰流进多少清泉，灌溉多少农田，解决多少人畜用水，但大家都异口同声地惊叹七门堰水的效应——兼容并蓄，八方集臻，融合发散。这方水孕育出来的人，其性格如水——和谐闲适、自信、奋进，不顽固、不排外、柔中带刚、刚中有柔，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它的精神，为龙舒大地造就出灿若星河的人才梯队。在岁月更迭与历史演变中，简直就是才彦辈出，有西汉教育家、蜀郡守、完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文翁，三国东吴大都督周瑜，“宋画第一”李公麟，元明时期祖孙进士、父子尚书秦风、秦文缓和秦民悦，近代抗日名将孙立人，我党“情报三杰”之一胡底，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等科学家十多人。

七门堰精神所蕴积和辐散的勇气、智慧、力量与信念，决不仅仅是对历史的格外厚赐与超常造化。质言之，它更是对后人的亘久陶冶与无限激励。我站立古堰口上，目视离此不远的龙河口水库巨型大坝，回想起当时建水库时干群的豪言壮语。二千多年前刘信敢劈山修堰，今天我们为什么不敢垒坝造湖？西汉文翁都能效仿刘信，我们为什么不去传承？后代人应比前代人干得更好，青年人应该胜过老头子。龙舒人就是以超强的勇毅和过人的睿智，在“三年困难”（1959年至1961年）时期，依靠全县人民的力量 （国家适当支援），自力更生、土法上马，修建了蓄水七亿多立方米的龙河口水库（现称万佛湖），完成了举世瞩目的集防洪、灌溉、发电、养殖、旅游开发为一体的工程，使舒城、庐江、六安（金安区）三个县的150多万农田受益。

这不正是七门堰精神的传承和发扬？这不正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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