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近百学校向贪官行贿267次

日前，安徽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原处长袁文受贿一案开庭审理，经审查共有34所学校向她行贿。

近期在安徽曝出的系列教育贪腐案，揭露了教育行政审批这一“隐蔽的腐败高发区”。据统计，去年以来落马的袁文、安徽省教育厅原副厅长杨德林、基础教育处原处长缪富国3名官员，向他们行贿的大学、专科高职、中专、中学等各类学校共有近百所，行贿次数达数百次。

这些学校为何要给教育行政部门官员送钱?教育审批存在哪些 “猫腻”和“寻租空间”?教育审批腐败会造成什么危害？记者进行了调查。

学校“成群结队”送钱

“我认罪、悔罪，也希望我的案例能警示身边的朋友们，扎好廉洁自律的藩篱，不要成为别有用心的人的猎物! ”日前，在安徽省霍山县法院的庭审现场，袁文声泪俱下。

袁文所说的“别有用心的人”，多为安徽一些学校的领导。据检察机关审查，袁文2008年以来的36项受贿事项，有34项来自各类学校，包括11所本科院校，22所大专、高职院校和1所中专学校。

据统计，这些学校几年中合计130次给袁文送钱150万余元。而他们的“别有用心”其实并不“特别”，主要是想借助袁文手中的权力，多批招生计划、专科升格成本科或学校更名等。

“审批弹性”成“寻租暗门”

“在省级教育行政主管机关，‘实权部门\’和‘冷门部门\’的差别很大，‘实权部门\’白天门庭若市，晚上常有饭局。”安徽省教育厅一名落马官员自述，党的十八大之后，他明面上的饭局少了，暗地里的“权钱勾兑”却“停不下来”。

记者调研了解到，安徽省教育厅腐败窝案中落马的几名官员，都来自手握审批权的“实权部门”。如杨德林和袁文曾先后任领导的计划财务处 （后分立为发展规划处和财务处），就负责拟订全省省属高校、中专的招生计划，指导高中制定招生计划，以及学校设置、撤销、更名等的申报和审核等。

“多招一个学生就多一份收入，招生计划可以说是学校的‘生命线\’。”安徽一所省属高校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学校每年的招生计划都要报给省教育厅计财处审批，而全省的招生计划有一个总盘子，在学校之间存在竞争性，“给他的多了，给你的就少了，所以很多学校争着去省厅拉关系”。

翻开袁文的起诉书，34所向其行贿的学校几乎都与招生计划有关，有的学校为了多争取计划，更是长期“打点”。如某学院一名副院长从2007年到2016年间，6次在春节前给袁文送现金、购物卡;某大学一名副校长和一名院长，从2010年到2014年“年年不漏”，5次共送给袁文购物卡4.6万元。

为获“金字招牌”“金钱公关”

学校的设立和升格，也成为“审批寻租”的重要方面。据办案机关审查，杨德林和袁文各自收受的最大一笔贿赂，都来自一名叫张明亮的商人，他为了创办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向杨德林行贿55万元，向袁文行贿46.5万元、金条10根。

专科高职院校升格为本科，意味着办学能力、教学水平得到认可，含金量更高的“本科招牌”带来的是更好的声誉、生源和收入。起诉书显示，近年来安徽多所民办专科高职院校在升格为本科过程中存在行贿行为。

近年来，全国多省启动“省级示范高中”评选工作，入选的学校相当于获得了一块 “金字招牌”。在安徽省教育厅，负责制定“省级示范高中”评估标准及指导实施的部门是基础教育处，该处原处长缪富国在评审过程中先后收受39所中学的贿赂。

多一个招生指标就能多招一个学生，就意味着一笔学费等收入。在高等教育资源仍相对稀缺的背景下，不少社会资本“把学校当企业、把教育当生意”，为升本科、多招生大肆行贿。

据办案机关审查，安徽文达集团相关负责人，为旗下的安徽文达信息技术职业学院升本科、搞计划，先后8次向杨德林行贿3.2万元，6次向袁文行贿15.9万元。

专家呼吁“教育简政放权”

“教育是关系人成长的事业，强调的核心价值是正直。教育审批腐败最大的危害，就是颠覆了教育的价值。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这些腐败行为影响到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还会产生一系列连环负面效应，影响师生的人生观、世界观。长期研究教育问题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认为，教育领域要实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核心就是要简政放权，改变政府包揽过多的状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教育改革的要求，目标是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杨东平说，目标很明确，但一些地方的改革力度有限。 “安徽教育腐败的案例，再一次提醒我们教育简政放权的必要性。 ”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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