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锋：一片冰心在渊明

□新时报记者 钱欢青

或许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住着一个陶渊明。

在匆忙和疲于奔命渐渐麻木了生活的时候，内心里总会想起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总会生出一丝对“桃花源”的向往。从同时代人眼中并不入流的诗人，到陶诗美学价值的确立并产生广泛影响，千百年来，陶渊明及其诗歌终成构筑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极其重要的精神资源，陶渊明和他的“桃花源”，也成为无数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近日，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陶渊明研究会会长李剑锋先生新著《陶渊明接受通史》由齐鲁书社出版，这一皇皇百余万字的著作，在广泛搜集各类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系统梳理总结了历代读者对陶渊明的接受情况及原因，全面再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至清代人们对陶渊明的理解与接受，对全面了解陶渊明接受史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

“方向”

虽然很早就喜欢陶渊明，但真正开始研读陶渊明，是在读博伊始。1995年5月，李剑锋顺利考上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是著名学者张可礼先生，“因为硕士期间就上过张先生的课，考上先生的博士后，我就去找先生请教，下一步该怎样读书，也是想着早点确定读博期间的研究方向。导师建议我读读谢灵运。于是我找来顾绍柏先生的《谢灵运集校注》和相关文献，在开学前整整读了一个暑假。”

但读了一个暑假，却读不进去，觉得和谢灵运“很难沟通”。此路不通，李剑锋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方向”，而“方向”的最终确立，还是得益于读书，“我年轻时读书比较杂，涉猎了当时刚传入中国的西方接受美学理论，觉得眼界大开，很受震撼——文学史居然并不仅仅是作家和作品创造的，更是读者创造的。加上我内心里更亲近陶渊明，所以就跟导师汇报能否做陶渊明接受史，导师略作思考就同意了。”

“方向”已定，李剑锋就开始心无旁骛地行动起来。第一步，当然是“动手动脚找材料”。研究古代文学有一个通则，就是应当以史料为基础，历代有关陶渊明的史料繁复而松散，现成的材料，只有1961年出版的《陶渊明诗文汇评》和《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陶渊明卷》，如果仅以此两册材料为基础展开研究，则绝难有大的突破，所以整整一年时间，李剑锋都泡在图书馆找资料，“常常一坐下就是一天，每有新发现就兴奋不已。那感觉，就像小时候去抓鱼，好不容易抓到了一条！”比如梅尧臣，当时文学史写到对陶渊明平淡诗风的阐述，认为是始于苏轼，虽然在陶渊明接受史上，苏轼是继萧统之后第二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但李剑锋发现，苏轼对陶渊明平淡诗风的阐释并非首创，在苏轼之前，还有梅尧臣。在读梅尧臣时，李剑锋发现梅诗中涉及陶渊明的诗句、典故很多，“方闻理平淡，昏晓在渊明。”崇尚陶渊明的平淡诗风，梅尧臣是苏轼之前的“典型”。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竭泽而渔地发现材料之外，就是深入思考。陶渊明在中古时期得到的最高评价来自梁代昭明太子萧统。萧统“望陶以圣贤”，不但在为人方面给陶渊明以崇高的赞扬，而且在诗文上给陶渊明以极高的评价，他为陶渊明编集、作序、作传，于自己的创作中用陶之典，并于历代文人学子必读必究的《文选》中选录了陶渊明诗文。因此在陶渊明尚被忽视的时代，萧统在陶渊明前期的接受、传播史上写了最有价值的一页，为陶渊明的被接受开通了重要渠道。在李剑锋眼里，奠定自己《陶渊明接受通史》学术底色的，是论文《论萧统对陶渊明的接受》的写作，“论文写完后，拿给导师看，导师觉得不错，但认为文章中对萧统贵为太子为何如此推崇陶渊明这一问题论述不够深入。我于是又细读有关萧统的所有材料，发现萧统虽贵为太子，但与其父梁武帝的关系并不好。细究萧统行迹和内心，发现其实他一直活得胆战心惊，并不能获得一个正常人应有的自由和轻松。正是在陶渊明和他的田园中，萧统找到了精神和灵魂的栖息之地。”

改了两遍之后，《论萧统对陶渊明的接受》终获导师首肯，论文也顺利发表，反响热烈。由此，李剑锋也找到了将“陶渊明接受史”这一课题做深、做透的路径。此后一路“书如破竹”，博士论文《元前陶渊明接受史》不仅获评山东大学首届优秀博士论文，也赢得了学界的高度评价。

“一条新的开放道路”

《元前陶渊明接受史》是国内第一篇从接受美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博士论文，为古典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因此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20年文学接受史研究回顾与思考》一文中，著名学者陈文忠将《元前陶渊明接受史》作为一种研究模式专门作了介绍。

可以肯定的是，接受美学视野下的陶渊明研究，为“变化着的文学史”研究开启了先河，与以往研究者只注重作家作品解读的“权力”文学史不同，这样一种既重视作家作品、又重视读者的变化着的文学史，可以使我们迈出传统文学史写作的困境，为文学史的写作开辟一条崭新的开放道路。在这样的学术自觉之下，在完成《元前陶渊明接受史》后，李剑锋就想继续往下，做《陶渊明接受通史》。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其间他又集中精力出版了一部《陶渊明及其诗文渊源研究》，到2009年才又开始集中做元之后的陶渊明接受史。

不过如今回想起来，李剑锋觉得，幸亏有了中间几年的延宕，才让自己有了更多收集材料的时间，“有些材料搜集起来相当困难，如果不假以时日，《陶渊明接受通史》恐怕做不到现在的样子。比如《陶渊明戏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一文，研究的是历史上以陶渊明及其作品为题材的戏剧，材料相当匮乏，仅为写作这篇论文搜集材料，就耗费了五六年时间。彼时李剑锋任山东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每上外地出差，他必去该地图书馆搜寻材料，在国家图书馆抄刘龙恤所作《桃花源传奇》，在南京图书馆抄方轮子所作《柴桑乐》，一次抄不完，反复去抄。当然，这一积累多年也“写得最为艰苦”的论文，发表后同样获得了很好的反响。

从来天道酬勤，在扎实推进陶渊明接受通史研究的过程中，其中的很多成果都对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比如，李剑锋曾在周作人一篇文章中看到张岱曾有和陶诗，但现有的张岱文集并未收录所谓张岱和陶诗，广泛搜寻之后，李剑锋终于在上海图书馆发现了稿本《和陶集》，并写成《张岱和陶诗辑佚与研究》一文，发表于《文献》2011年第一期。该文对稿本《和陶集》的行款、内容、流传情况及诗作风格进行了详尽、精到的说明。这一重大发现为学界瞩目，终让《和陶集》进入《张岱全集》，极大推动了张岱研究的进展。

这正是材料对研究的影响，对古典文学研究而言，没有材料就没有研究，为此，在《陶渊明接受通史》出版之后，李剑锋已经开始着手整理多年来自己积累的多达五六百万字的陶渊明材料，希望能编成《陶渊明资料分类汇编》，嘉惠学林。

“命定的缘分”

20多年研究陶渊明，虽然辛苦，却乐在其中。李剑锋觉得自己与陶渊明之间有一种“命定的缘分”，“以前我一直在阅读、思考陶渊明，以后也会一直如此。一个人的事业，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和他的志趣相合，对我来说，能一直研究陶渊明、教授陶渊明，是一种幸福。”

事业之根在志趣，志趣之根在生活，而李剑锋的生活之根，正是在农村、在田园。上大学之前，他一直生活在沂水农村，从未离开过农村生活，收玉米、割麦子、刨地瓜、放牛、挑水，什么农活都干，汗水写满劳累，满山的野果分外香甜，乡村生活，从小就渗透在他的生命之中。

不过小时候的劳累和欢快都是生活本身，那是“落后”的乡村生活，充满辛劳。认识到乡村本身的文化价值及其对自己精神构建的重要作用，是在上大学时，“听山曼老师讲民间文学，我深切认识到了农村不仅仅只有落后，它有自己丰富、蓬勃的文化；听古代文学课，我同样深切认识到，古人笔下的乡村、田园，竟有着如此的诗意。我生长在农村，上大学后又认识到了农村的文化价值，所以我无法与谢灵运这样的贵族产生共鸣，是陶渊明，贯通了我的学业、生活和生命，让我能以审美的眼光看待乡村生活，让我认识到田园才是人类生活真正的家园。”

李剑锋认为，在陶渊明的时代，劳动是被鄙视的题材，贵族们看不起劳动，但陶渊明就写劳动，就写田园，他在被人看不起的题材中发现了美，并且与文化精神贯通，成为后世士人安身立命的精神所在，“这正是一个诗人之所以伟大和不朽的关键所在”。“桃花源”当然是被理想化了的，是陶渊明对乡村田园生活的理想化观照，但这个理想世界不是天堂，而是根植于生活的乡村和田园，“它告诉我们生活虽然艰苦，但还有可留恋的地方，最理想的世界就在生活之中。它告诉我们现实有时候虽然是苦难的，但我们依然要在苦难中发现诗意。在苦难中打磨的诗意是我们生命中的金子，可以帮我们抵挡一切磨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阅读和研究陶渊明，也是在认识我自己。对我而言，陶渊明就是一盏灯，照亮了我人生的路。”

确实如此。陶渊明写诗，不为名亦不为利，“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写诗，是陶渊明生活的一部分。虽然在那个时代，陶渊明和他的田园诗都是孤独的。李剑锋也写诗，在这个时代，写诗也是孤独的，从1992年至今，李剑锋已在城市生活28年，“28年来从未适应城市生活”。在《陶渊明接受通史》的后记中，李剑锋写道，“陶公所尚之自然与田园，今日千疮百孔，面目全非；百姓住处多如闹市，日夜不宁，能享受田园者反不在芸芸众生。深夜不寐，慨然赋诗，以告陶公。诗曰：庐山四海独雄秀，君与庐山守百年。托体山阿归造化，传神史册过宋元。东坡居士和陶暖，北满破关入境寒。谁料西风吹雨后，人间无处可耕田！”这或许是我们当今仍然需要陶渊明的原因吧。 孙婷婷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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