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成都博物馆馆藏文物系列之六 1975年羊市街出土别部司马铜印 □卢升弟（文史研究专家、现供职于成都博物馆）/文马千笑/手绘

古井里的铜印

1975年的某一天，有人在羊市街一大院内发现了一口古井，成都市文物管理处（成都博物馆的前身）接到报告后，便立即派出人员前往。考古人员来到现场后，发现这是一口汉代时的古井，随即进行了全面的勘察和记录。由于这口古井早已干枯，考古人员便下到了十多米深的井底。井下漆黑一片，只好打开手电筒一点一点的仔细搜索、察看。没过多久，终于有了发现：一枚铜印、二枚戳记，二支剑簇以及一个水盂出现在他们面前。

清除了附着的淤泥和杂质，这枚泛着青铜绿锈的印章，带着千年的古老气息，呈现在考古人员面前：铜印为正方形，鼻钮（又称瓦钮、桥钮）。经测量，长宽均为2.2厘米，高2.5厘米，印文为阴（白）文篆刻的“别部司马”四字。文字庄重大器、字体肥厚圆润，刀法苍劲有力，一气呵成，实为一件难得的篆刻佳作。

除成都羊市街的这枚“别部司马”铜印之外，国内其他地方也曾有过少量出土和发现的报道：1990年在山东沂水县刘家山宋村遗址，发现了一枚“别部司马”铜印；1996年江苏省赣榆县汉代古城盐仓城附近，出土了一枚“别部司马”铜印；山东嘉祥县文物管理所也曾征集到一枚“别部司马”铜印。此外，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馆、济南市博物馆、安徽巢湖博物馆、陕西省蓝田县、凤翔县、河北围场县文管所以及吉林大学历史系等，也分别收藏有“别部司马”铜印。

作为古印的一种，铜印亦称“金印”，起源于东周，盛行于两汉时期。它的印面以方形为主，也有少数的棱形和圆形铜印。铜印上方还有印钮，印钮的样式有多种，如瓦钮、兔钮、兽钮、柄钮、片钮等等。较之其他材质的印章，铜印有结实耐用、易于保存的优点，因此被历代作为文武官员的印章普遍采用，尤其是汉代的军官印章更是广泛使用了铜印。汉代军官使用的印章包括各种称谓的将军印、中郎将印、校尉印、军司马印、军假司马印以及在羊市街出土的这种“别部司马”印。由于军队的特殊性，尤其是战争期间，不少军官都是临时任命，军令如山，立刻就要走马上任，这就需要工匠以最短的时间将印章刻凿完成，也就是人们俗称的“急就章”。这些“急就章”虽然为仓促之作，但那看似随意的一刀一凿，却往往显得妙趣横生，别具一格。不仅刀法简洁明快，文字书法也更加自由豪放，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羊市街出土的这枚“别部司马”铜印正是其中之一。

别部司马:带兵的将领

根据史籍记载，“别部司马”是东汉至三国时代的“别营”指挥官，“别营”是当时军队中非常设的一级编制，由大将军和将军直接指挥，类似于现在部队的独立旅、团。至于“别部司马”和“别营”的人员编制，《后汉书·职官志》中仅提到：“其兵多少各随时宜。”也就是说并无明确规定，可随时增减。仅见于《三国志·吴书》的记载，其拥有兵力就有五百、四千、数千好几种不同的数字。这也给“别部司马”提供了无限制地扩充兵员、加强实力的便利。因此，“别部司马”虽然职位不高，但往往能独当一面，单独执行一些重要的军事任务。譬如，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9年），巴郡板楯蛮发动起义，东汉朝廷就先后两次派出上军“别部司马”赵瑾率军前往镇压。又如，《后汉书·度尚传》中记载：公元154年山东泰山、琅邪一带发生农民起义，“别部司马”抗徐率“别营”参与镇压，大败起义军，斩首三千余级，因此被封乌程东乡侯，受赏五百户。到了东汉末年，由于农民起义的打击，加上各地豪强和州郡官吏纷纷割据称雄，王室衰微。各大军阀一面镇压农民军起义军，一面因为争夺地盘，他们之间又相互大打出手，“别部司马”、“别营”也就成为他们收买流散武装、拉络人心，扩充实力的工具。因此，在东汉末年到三国的一段时期，不少默默无闻的人物在这个职位上得以崭露头角，最终成为轰动历史的枭雄豪杰，例如刘备、孙坚、关羽、张飞、曹仁、夏侯渊、黄盖等著名历史人物都曾做过“别部司马”。

特别是刘备和孙坚这两位重量级人物，就是在“别部司马”任上初步具有了自己的私家武装，并在此基础上打下了未来创立大业的基础。据《三国志》记载：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孙坚带领一些下邳的同乡少年从军，被中郎将朱儁任命为佐军司马，他又在淮泗一带招募了一千多名士兵，组成了一只特别能战的部队，所向披靡，接连打了好几个胜仗。特别是在攻打保宛城的战役中率先破城，战后受到表彰，并被提拔为“别部司马”。以后孙坚的部队日益强大，在江东打下了一片基业，为以后其子孙权建立东吴政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刘备的经历也是如此：东汉灵帝末年，不甘平庸的刘备，带着一群难兄难弟，先是参与镇压黄巾军，后来又加入了军阀们争夺势力范围的争霸战。立过功，受过奖；也吃过败仗，被人追杀，四处逃亡。后来投奔中郎将公孙瓒，公孙瓒为拉拢刘备，为他争取到了“别部司马”一职。从此，刘备的实力一步一步地发展壮大，最终建立了蜀汉政权，成为雄踞一方霸主。

铜印的主人是谁？

东汉初年，朝廷对一些典章制度，包括官方印章和官员印章的管理都有十分严格的规定：大小官员必须妥善保管印绶，随身携带，凡有升迁、致仕、罢官、死亡等均需上缴，如有丢失等情况发生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按照汉代的这些制度，这枚“别部司马”铜印应该是被妥善保管的，即使因为历史的原因，它也应该与它的主人一起埋在墓葬中或留存于其它什么地方，而不是与剑簇、水盂这些东西一道，被随随便便的遗弃在一口枯井之中。而接下来的另一个疑问，也让人充满好奇之心：这件铜印的主人又是谁呢？那就且让我们发挥一下想象，在支离破碎的历史片段中去探求一番吧。

东汉中平四年（公元188年），汉宗室刘焉带着三儿子刘瑁来到绵竹，出任益州牧，并以绵竹为州治（也就是州府的所在地）。后来刘焉与征西将军马腾合谋造反，事发败露。刘焉留在长安的长子中郎将刘范、次子书御史刘诞均被处死，只有四儿子奉车都尉刘璋提前逃回。就在这时，他在绵竹的官邸又遇大火，房舍被烧光。只好将州治迁往成都，余下的两个儿子刘瑁、刘璋也一同来到成都。当时的成都有少城、大城之分，少城在西，大城在东。学者王文才先生认为，刘焉的官邸所在地，就在大城之中：“盖公孙入成都，似即就少城内城之府舍为官。至刘焉为牧，乃自绵竹移州治于成都。自此州治大城，郡治少城”（见《成都城坊考》）。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著的《成都城坊古迹考》中也认为：“刘焉初治绵竹，后徙治成都，与太守同在大城，刘璋因之。”又据《华阳国志》记载，后来刘备在成都“即皇帝位于武担之南”，武担即武担山，在成都西北面现今江汉路附近，它的南面就是现今羊市街一带。刘备入蜀后的登基之处，有可能就是刘焉、刘璋的故邸所在，而羊市街至后子门一带，历代都是成都地方官衙较为集中的地方。公元194年，刘焉病死，由刘璋继任益州牧。根据史料记载，一直跟随、辅佐他们的刘瑁恰好就是官居“别部司马”。“别部司马”刘瑁与羊市街出土的“别部司马”铜印，就这样发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交集。这是一种历史的巧合？还是这件铜印的主人就是刘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公元208年，曹操为拉拢刘璋、刘瑁兄弟，分别封他们为振威将军和平冠将军。这之后不久，刘瑁不知为何患上了一种“狂疾”，不久就去世了。后来刘备入蜀，娶了一个吴姓女子为妻。建安二十四年立这个吴姓女子为汉中王王后，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又立为皇后，延熙八年死后与刘备合葬于惠陵。而这个吴姓女子穆皇后，正是刘瑁在世时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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