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过去与现在的对话

在后人的记忆中,高祖父和外高祖父似乎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如果不是3年前参加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邓啸林很难能还原那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家史也是国史的一部分,而口述是手段,历史是目的”。

从崔永元《我的抗战》口述历史计划,到其基金会参与发起的“家·春秋”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口述历史”已从象牙塔里的历史研究方法,以更接地气的方式走进了大众视野。

山的两边,追寻“国史”中的“家史”

一段制作略显粗糙的视频,稍微有些抖动的镜头里,讲述着湖北省京山县绿木岭两侧的两个村子里两个家庭的革命故事,一个是中共地下党,一个是国民党官员。身份迥异的两个人,分别是邓啸林的高祖父和外高祖父。

三年前,在“家·春秋”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中,当时还在山东师范大学读书的邓啸林和三名同学一起制作了这个视频,最终获得了该年大赛的最佳口述历史采访奖。

“在后人的记忆和传说中,对高祖父和外高祖父似乎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高祖父被记录于革命正史中,镌刻在纪念碑上；而对于外高祖父,很多人讳莫如深,外高祖父是不是被误杀的地下党?一道绿木岭隔开了两段完全不同的历史记忆。”查阅地方史志资料、整理家庭旧照、走访在世长辈、进行采访拍摄,在一个寒假里,邓啸林和同学一步步还原着外高祖父那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几十年前的那个革命年代,正是利用自己国民党官员的身份,外高祖父挽救了不少共产党人的生命。

“家史也是国史的一部分,用历史学的方法还原这一段小小的历史,也是一次历史研究方法的训练。”当年在山师历史系读本科的邓啸林,如今已是中国人民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研究生,在北京,他的硕士研究方向依旧与口述历史息息相关。

回首2014年,因为一届大赛,“口述历史”似乎一夜之间“时髦”起来,也是从这届大赛开始,“口述历史”开始在高校校园里发展起了一些追随者。与邓啸林一样,当年山东财经大学的《1/5》团队,将镜头对准了台湾抗战老兵,获得了那一届“家·春秋”的最高奖。

“‘口述历史\’走出历史学专业,一度有不少其他专业的学生参与进来。”在之后的两年,邓啸林也曾先后指导两届学弟学妹参赛。

采访过的老先生,现在已经不在了

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东广场上,一尊王普的半身铜像已经屹立了7年。这位中国核物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山东大学物理学院的创建者,引起了一名口述历史实践者的浓厚兴趣。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从事史料研究的王任,从2008年开始追寻王普的历史往事,正是他和师友的努力,让王普这位在很多山大学子中已然有些陌生的名字又变得丰满起来。

“关注到王普先生,是曾看到一本老家的沂南县志,方知沂蒙老家还出过这么一位大家。”从2008年冬开始,王任与王普之子王沂光老人一起四处追寻与王普有关的人和事。

听王沂光讲述过往,寻找那些在“文革”中幸存下来的零星文献和图像资料加以印证,四处寻访曾受教于王普的科学家,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从一位位“口述者”口中,一代知名物理学家的形象也逐渐变得充盈。

在王任等人的努力下,王普曾经的学术论著和档案资料从德国、美国及国内各地寻回,那些留存在知名物理学家何泽慧、冼鼎昌等人脑海中的学界往事也还原呈现出来。采访过程中,年逾八旬的清华大学物理系老主任张礼,说起当年王先生在课堂上对他的表扬依旧有些激动；在中科院冼鼎昌院士、戴元本院士看来,王普无疑是我国核物理学的卓越先驱。

“幸亏采访过老先生,如今已有几位不幸离世,每当想起,也只能感慨,每一件口述历史作品都是一次对历史的抢救。”在王任的工作中,发掘记录老教授口述历史也一直是一项紧迫的工作。

9次口述调查揭开义和团起源

“如今随着媒体人的参与,口述历史逐渐为大众所知,但在历史学界,大规模的口述历史调查其实一直都存在。”曾在山东读书,说起自己依然进行着的口述历史的研究,邓啸林总会提起山东大学历史系曾做的关于义和团的大规模口述调查。

在上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山东大学围绕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等问题进行了9次大规模的口述调查。山大历史系师生9次调查深入山东、河北、安徽、江苏、河南5省30多个县,仅上世纪60年代的两次调查就形成了130多万字的访谈记录,这些调查也成了义和团研究最重要的历史资料。

“当时,义和团的学术研究不像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有那么多的文字资料可供参考,连义和团发生在山东什么地方都弄不清,只能去田野调查。”即将90岁高龄的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路遥是山东大学义和团研究的奠基人,他曾亲身参与和指导了历次关于义和团的调查,“没有这样大规模的调查,要对义和团进行深入的研究是不可能的。”单是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上,路遥就主编了110多万字的《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

“对历史研究来说,很多口述调查都是抢救性的,为了还原那段历史,这也是必须要做的。”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徐畅有一些遗憾。为了还原1943年日本在鲁西南进行细菌战导致霍乱大规模爆发的罪行,从2006年开始,徐教授曾主持了差不多5年的鲁西南细菌战口述调查。“先后调查了3070个案例,但那时发现,寻找日军散播霍乱病毒的证据已经不可能。”

“其实在当年的调查中,由于年代久远,即便是十年前,很多经历过那次霍乱的人已经不在世,即便在世的人,很多记忆也已不那么清晰了。”2006年在校读书的贾继亮也参与了那次细菌战口述调查。时至今日,说起来也有一些遗憾。

留下海草房建造匠人的记忆

“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这几年已经跳出历史研究的范畴,在很多领域里被使用。”在邓啸林看来,当年他们那个《山的两边》之所以能获奖,不在于片子拍得怎样,更在于严谨的叙事逻辑和历史研究方法,“口述是手段,历史是目的。”

在山东建筑大学,一堂“口述历史”的选修课已经上了三年,授课老师于娟来自该校建筑城规学院建筑历史教研室。“口述历史不再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在很多领域都可以应用的研究方法。”在课堂上,于娟曾不止一次跟她的学生强调。

2014年,于娟接触口述历史,并开始用口述历史的方式记录荣成海草房的历史。从海草房的建造修缮技艺,到传统民居建造匠人自己的记忆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社会背景、民间风俗,于娟和学生们一起,用影像一一记录下来。“初衷是要保护海草房,这种传统民居正在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从海草房扩展到其他民居,于娟的这个山东传统民居保护口述史计划,目前已采访了40多位传统民居工匠。

“采访越多越发现,目前的保护,并没有赋予这些传统民居再生的活力。”三年的记录,于娟也在一次次的访谈中调整着自己的初衷,如今这些访谈资料都留存在校档案馆。“大量的工匠访谈,为将来其他研究提供了社会学的样本。”于娟说,三年来的实践,使她明白,“实践性是口述历史一个很大的特点,可以在不同的学科上嫁接。”在于娟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口述史项目开始出现。“从去年开始,寻找山东最早有自己建筑事务所的建筑师——吴子昂的口述历史项目开始发起,很多同学也都参与进来,一起去还原这一个历史人物。”于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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