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华丽：如何书写家族史

【编者按】侯氏家族是嘉定明代中叶至明末的名门望族，起始于一户普通的耕读人家，以读书科举起家，终达“一门三进士”的辉煌。“不愿汝辈它日为第一等官，但愿为第一等人”是侯氏家族中的首位进士侯尧封的人生追求和宏大理想，后来成为侯氏家训。生活于明朝末世的侯家子孙，一直用思想、用行动践行这一目标。

新近出版的《第一等人：一个江南家族的兴衰浮沉》以侯氏家族的侯峒曾为中心人物，广泛搜罗前人未用、少用的史料，试图还原一段尘封的真实历史，用鲜活、珍贵的细节消解由来已久的模式化人物形象。时代的更迭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也碰撞出无数令人唏嘘的细节，让今人感同身受。澎湃新闻专访了本书作者宋华丽女士，请她谈谈明末乱世中的侯氏家族以及如何写作家族史，以下为访谈正文。

宋华丽

社会史视角写作

澎湃新闻：您在2012年翻译了美国汉学家邓尔麟教授的《嘉定忠臣》一书，从此侯峒曾成为您“最感兴趣、最充满感情的历史人物”。侯峒曾及其家族有哪些地方一直吸引着您进一步研究？

宋华丽：邓尔麟教授对侯、黄抗清的书写打破了此前通行的革命话语，“去标签化”使人物更接近现实。此外，侯家与一群人、一座城、一个时代的关联都是吸引人的主题。不过，促使我写《第一等人》的直接原因，是更多史料的出现。1981年，邓尔麟《嘉定忠臣》出版后，海外学者在大力认可的同时，认为缺憾之一是他忽视了侯峒曾抗清失败后侯家的抗争。之后多年，《侯岐曾日记》《月蝉笔露》等邓尔麟没有用过的一手史料陆续出现，有些尚未受到学界的关注，展现了侯家在明朝的贵族日常生活、黄淳耀在侯氏家塾的教学经历、侯家遭遇清朝籍没令的落魄与挣扎等更多史实，大大丰富了侯家的形象。

比如侯峒曾，在传统书写中，他是一个被固化的抗清领袖形象，其实他的人格魅力远不止此。他在官场上的“激流勇退”，担任教育官员时的“绝交”原则，他对父母和儿女表现出的亲情，在日常生活中的风格，他对于改朝换代和守城抗清的认识，都让人觉得他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并非铁板一块，既有“英雄气概”，也有与平凡人共通的人性。我相信这样的形象才更接近真实。

再如黄淳耀，如果不深入了解，会认为他只是个性格耿直甚至迂腐的儒生，但是看他在侯氏家塾教学时的理念、他对科举制度弊端的分析，都表明他是个相当有思想、有主见的人。

作为女性，我特别关注以侯家妇女为代表的当时的妇女角色、妇女生活，比如妇女们玩叶子戏的娱乐生活以及家规的约束，龚老夫人在一个大家族中的作用，儿媳妇们从名门闺秀到清贫寡妇的生活变化和心路历程。在历史记录中，女性的声音很少，夏淑吉、姚妫俞、盛韫贞、侯蓁宜等侯家女性作为江南有名的“女诗群”，她们写的诗是她们留存的唯一痕迹，不是仅供欣赏的文学创作，更是可以还原当时生活的史料。我希望用有限的史料，去理解她们的性格、心境。

这些平淡而真实的细节，与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相比，同样珍贵。这才是完整的历史拼图，侯家不只为抗清而存在。

侯峒曾画像（嘉定博物馆徐征伟先生供图）

澎湃新闻：《嘉定忠臣》一书的突出特色是运用多重视角，如社会史、社会网络等。在您的书里，也大量运用社会史、社会网络的视角进行写作。您觉得，《第一等人》和《嘉定忠臣》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是对其的补充和继承吗？

宋华丽：如今，社会史视角在中国史学界方兴未艾，但在十几二十多年前，社会史在中国还是新鲜事物。我很幸运，十余年前跟随赵世瑜老师读硕士时，能接触到这种前沿史学理念，学习“长时段”“小历史与大历史”“历史人类学”“从眼光向下到自下而上”等认识历史的先进视角，明白了看待历史要从长时段的角度而非我们习以为常的断代划分，改朝换代的过程中有断裂也有延续，要从民间文献中发现正史过滤掉的声音，要注意宏大的政治史与地方社会的互动，等等。这些让我对历史研究的理念感到耳目一新，坚信这才是认识历史的真正途径。

也因此，当时翻译《嘉定忠臣》时，很认同作者的社会史视角——西媒评论《嘉定忠臣》是一部优秀的社会史研究，代表了西方史学界当时（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水准。与其说《第一等人》继承了《嘉定忠臣》的视角，不如说是尝试继承和实践赵世瑜老师一贯的学术理念，只不过形式是故事而非学术研究。社会史视角可以存在于任何一个个案，而我选择嘉定，有偶然性，因为翻译而熟悉，因为深入挖掘而觉得它适合做一个社会史个案。

邓尔麟著《嘉定忠臣：十七世纪中国士大夫之统治与社会变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9月

澎湃新闻：本书的写法对普通历史爱好者十分“友好”，可读性非常强，用赵世瑜教授的话，“有一定想象空间”。您认为，严肃历史写作中，“想象空间”应该如何把握？您是如何形成这样一种写作风格的？受哪些作品影响？

宋华丽：赵世瑜老师是一流学者，同时也是通俗作品的品鉴者和书写者，如他在序言中列举的，不同的通俗历史读物，书写尺度有天壤之别。严肃的历史故事以史料为基础，虽带文学性，更是求真的史学，“想象空间”只能通过踏踏实实的史料解读来传达。我大学是文学专业，研究生是历史专业，希望用故事的形式融合二者，但认定本书更属于严谨的历史，所以写作时尽量不演绎，不评论，只呈现史实。本书中的多个人物，如果加以文学刻画，人物形象会更丰满，但我依据的史料有限，又不打算虚构，只能留给读者去想象更多了。

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作品对我影响很大，他的书不涉及理论，不多加评论，驾驭史料展现历史的鲜活面，细节的解读、视角的活跃常让人眼前一亮。他的《王氏之死》用不算丰富的史料，就能展现一个时代一种失语的人生。《王氏之死》的故事发生地郯城是我的家乡山东临沂的一座小县，本地人只看到它的微不足道，而史景迁的研究让我赞叹，也让我感动。这也是“小而美”的社会史研究魅力。另外，黄仁宇不常为人提及的历史小说《汴京残梦》也让我印象深刻，赵世瑜老师的通俗历史作品《大明天子与大明帝国》可谓雅俗共赏。历史学者书写的通俗故事，每一句背后都见功力，这让我心向往之。

理解乱世中的不同选择

澎湃新闻：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为许多史料记载的清军入关后的两大暴行。您认为产生这些暴行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江南地区只有扬州、江阴、嘉定等地反抗激烈？

宋华丽：清军南下，在江南激起强烈的反抗，导火索并非江山易主，而是“剃发令”等异族礼仪的强制推行，这是学界共识。

清朝入主时，江南不同城市的领导者做出不同选择，确实带来不同的结果。比如在钱塘，知县顾咸建（侯峒曾的亲友）交出官印，保住了一城百姓，但他本人选择不投降而被害；又如在杭州，明朝潞王以清兵不许杀城内百姓为条件，开门投降，政权实现和平交接。

在任何时代，越是婴城固守，城池被攻破后，受到的打击越大。扬州、嘉定、江阴确实反抗更激烈，遭遇的暴行也更严重。这与领导者的个人性格、对局势的判断、本地的总体形势有关，但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领导者。比如在嘉定，打着抗清旗号的有明朝武将、本地乡兵等各色人等，侯、黄的领导仅仅体现在最后阶段，如果将抗清的不同群体混为一谈，就大大背离了历史的真相。引用艾略特的一句诗，“世界结束的方式，并非一声巨响，而是一阵呜咽”，激烈的反抗斗争背后，其实是多方面和缓的推进因素，失败不在于城墙倒塌的那一瞬。

侯玄汸《月蝉笔露》（嘉定博物馆徐征伟先生供图）

澎湃新闻：除侯氏家族以外，您在书中也对与侯家交好的江南士人予以着墨，这些人绝大多数在不同程度上选择抗清。钱谦益也在侯家的“朋友圈”中，作为江南文坛领袖的他，相比于侯峒曾等士人显得有些苟且。侯峒曾及其朋友如何评价钱谦益？

宋华丽：钱谦益作为明朝重臣，明亡后总想“曲线救国”，比如清军南下时，他劝多铎用一纸文书收服民风柔软的江南；入清后，他多次私下策反降清武将、暗中资助郑成功反清。他的性格没有侯、黄等抗清志士那么坚定，因此在后世留下了“水太凉”“头太痒”“两朝领袖”等或真或假的讽刺性段子。

明清鼎革，很多选择都属无奈之举，时人的评价并不像我们后人这般“爱憎分明”。黄淳耀在钱谦益家当塾师三年，对钱的人品有不屑，但敬重他的文学成就；陈子龙多次与钱谦益讨论时政，希望钱谦益振兴政局；侯家几代人与钱谦益为友，即便清朝建立后，侯家也继续与钱谦益保持往来。他们与钱谦益的最终选择不同，但依然尊重他，并未苛责他，呈现出一种“君子和而不同”的氛围。

钱谦益是侯家的朋友，是侯家几代曲折经历的见证人，我将钱谦益列入侯家的圈子，并非将他们做褒贬、正邪的对比，而是要展现乱世中不同人的不同抉择，每一种选择都是可以理解的，不是简单的是与非。

钱谦益和侯峒曾的生死抉择虽不同，但他们作为江南士人的共通点更多，他们的家族和江南大部分士绅家族一样，都有高朋满座、谈诗论画、追求舌尖上的美味、亲近自然、参禅、看戏、打牌等风雅一面。

宋华丽著《第一等人 : 一个江南家族的兴衰浮沉》，后浪 | 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2月

家族史书写要“以小见大”

澎湃新闻：您经常到嘉定收集文史资料或田野调查，这种“现场感”对于写作有何帮助？

宋华丽：田野调查对历史研究来说非常重要。赵世瑜老师结合田野调查，从地域认同、集体记忆、移民心态等角度剖析“洪洞大槐树”的移民传说，大大弥补了正史的不足，丰富了历史的认知方式，让人拍案叫绝。

在嘉定，文史研究的氛围相当浓厚，地方文物的保护也很完善，正在开展的嘉定建县、孔庙建立800周年的研究活动如火如荼。今天，嘉定老城还残存几段旧城墙，环形的护城河也还在，当地政府新修了6公里长的环护城河步道，如果不深入了解嘉定的历史，眼前的这些只是景观；如果了解过明末清初的历史，包括明末江南宅院内的贵族生活、改朝换代带来的生活巨变、动荡局势下的艰难抉择、侯黄等人经历的守城绝境，那么，经历几百年风雨的历史遗迹就成为鲜活的历史现场，让人触景生情。当我参观孔庙、登临当时城内最高的法华塔、重走侯峒曾临死前从北城门跑回侯家故宅的路段，虽然时空迥异，但对历史感同身受，书写时如临现场。

我喜欢读历史学者写的游记，比如赖瑞和《杜甫的五城》、罗新《从大都到上都》，再如赵世瑜老师“进村找庙”“进庙找碑”的田野手记，他们的兴趣点不同于走马观花的游客，阅读一块残碑，就能如穿越时空般，回到当时当地，发掘一段被遗忘的往事。带着这种“田野精神”行走，才能深入了解一个地方，才会更加尊重它、珍视它。

除了对现场的考察，阅读史料同样给人“现场感”，也就是赵老师说过的“在文献中做田野”。我读《侯岐曾日记》时，看到侯岐曾逐字逐句记录贪官杨县令的话，便揣测到他的碎碎念是有目的的，他知道日记会传世，他想让后人看清贪官的面目，而我要做的，是像个静静聆听的记者，将这位老人的想法传达给读者，交由读者自己感悟。而这位杨县令，当我追查他的“背景”时，发现他居然是明末“东林六君子”之首杨涟的儿子，这种讽刺的情节简直比小说更有戏剧性。

宋华丽在嘉定城墙下（嘉定博物馆徐征伟先生拍摄）

澎湃新闻：本书运用了大量的参考资料，您以何种标准选择、取舍材料？丰富的材料是否是书写家族史的必备条件？

宋华丽：对历史书写来说，没有史料就是无米之炊。但史料甄别同样重要，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功。研究家族史，除了正史，主要参考地方志和族谱、文集、碑刻等民间文献。民间文献保存了历史的鲜活性，可以弥补官方文献的不足，但容易带有主观、虚假等色彩，后人不小心就会被几百年前的人牵着鼻子走。

比如嘉定折漕，只看当事人的记录，不研究当时的国家政策调整，会误以为功劳全部出于侯家的努力；再如侯家抗清、嘉定屠城后，我很想知道民间的评论，尤其是负面的声音，但其实民间的声音是很难保存的，只能从零星史料中了解到当时有百姓说侯、黄“忠有余、智不足”，也从侯家落难后，与侯家结亲的人变多、侯峒曾的身影显灵等推断侯家的抗清义举在屠城后依然受到民间的肯定。华南学派关于珠玑巷移民传说、赵世瑜老师关于大槐树移民传说的研究也启示我们，在家族史研究中，对于传说不能只着眼于辨别故事本身的真与假，更要洞悉故事背后的话语，即“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

书写家族史，除了要审慎地对待史料，还要注意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个家族，不能割裂它与地方网络、不同人群的关联，不能忽视它与国家、时代的互动。这就要求研究者在史料之外，还要熟悉宏观的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如果沦为一家、一地的历史故事，就失去了“以小见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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