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 刘晓峰

我从小是姥姥看大的，身上好多血性都鲜明地带有她的印记。

我出生在1960年，肚子都吃不饱，哪还有钱雇保姆，急着上班的母亲，只好把乡下的姥姥请来看我。姥姥进家门之前，父亲和母亲产生了龃龉。父亲倒不是嫌凭空多出一张嘴，而是担心性情刚烈的姥姥会无端地给家里增添不安定因素。因为从马庄来的人，早就七嘴八舌，把姥姥的形象刻进了父亲的心里……

1943年，姥姥为了抗拒日本鬼子征粮，曾经下过一个李姓伪保长的匣子枪。姥爷是个鞋匠，那天刚刚赶集回来，把两个手指都磨出了血泡，才换回了半袋米。他把米袋搁在挑子后面，正要进家门，恰巧被路过的李保长看见了，便尾随进了姥姥家。李保长跟姥姥有点七拐八拐的亲戚，所以态度还算克制：“老杨哥今天收获不小啊，把上次拖欠的粮食交了吧？”我姥姥在锅屋里烧火，正在等米下锅呢，便手持烧火棍跑了出来：“你拿走了，俺们吃什么？”李保长把匣子枪从身后挪到身前：“你吃什么，我不管，我只管完成我的任务！”这个带有威胁性的动作把姥姥惹火了，她说：“我煮熟了喂狗，都不会交给你！”这还了得，李保长从枪套里掏出枪，原想把姥姥吓唬住，谁知“啪啪”两声，竟然走火了。姥姥趁李保长愣神时，手疾眼快，一把就把枪夺了过来。姥姥当时丝毫都不害怕，在墙头上看热闹的左邻右舍，脸可都吓绿了。这个事可大可小，假如给姥姥扣上“私通八路”的帽子，掉脑袋无疑。后来在亲戚们的竭力说合下，李保长没有再追究。命是保住了，但是在庄上无法再待了，只好拖家带口“跑反”，投奔到了在芜湖开古董店的舅姥爷家……

姥姥来到临沂，从她的神态上找不到“刘姥姥进大观园”的窘迫，甚至还反客为主，对我父亲说：“我一定把伊凡（我的小名）培养成毛主席的好孩子，将来好接社会主义的班！”父亲大吃一惊，一个农村老太太，居然还能咬文嚼字？我母亲的回顾才让他释然。1947年，临沂变成了解放区，姥姥结束了在外颠沛流离的苦日子，从芜湖回到了老家马庄。她积极投身到支前运动中，做军鞋、摊煎饼、抬单架……很快成了妇救会的积极分子，并且在年过半百的年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代表县妇联去济南出席全省积代会，为整个马庄争得了一份荣耀。会议期间还闹出一个笑话，也正是这个笑话促成了姥姥学文化的契机。姥姥在大会开到一半的时候，想去厕所解手，匆匆出了会场大门。转悠了好半天，总算找到了厕所，无奈辨别不出男女二字，便误入了男厕所。姥姥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豪华的“茅房”，于是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欣赏起来，等坐到马桶上解手时，恰巧赶上了会间休息，尿急的男代表蜂拥而至，蓦然看见厕所里蹲着一位女的，不由得一片哗然。主持会议的领导听说此事后，不仅没有责怪姥姥的莽撞，反而以此为例，来了一个现身说法，再此强调了学文化的重要性。同事们的宽容并没有减轻姥姥心中的羞愧，她回来后开始学识字。做饭时，记住了锅碗瓢盆、油盐酱醋；睡觉时，记住了衣裤鞋袜、床席被褥；下地干活，又学会了锨锄犁耙、春夏秋冬……当时姥姥快60岁了，可是她硬是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再加上这些词汇与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很快便融化在姥姥的脑海里，见诸在行动上。沂蒙山的妇女一旦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便会全力以赴，甚至豁出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姥姥就是这样一位典型代表！

“文革”时，我们家搬到了书院街的馍馍巷，小巷的形状很像一个发面馍馍，因此而得名。街道在搭领导班子时，即使“矬子里面拔将军”，也没有拔出更合适的人选，快80岁的姥姥，居然被他们相中了（这得益于党员的身份），甚至还安排了一个“调解委员”的头衔。母亲为此跟她争执起来，劝她把看孩子当成第一要务，不要去掺和这些一分钱酬劳没有、还费力不讨好的事，倔强的姥姥把母亲的话当成耳旁风，一头扎进了这个矛盾的漩涡里。那时正在闹派性，临沂分成了“八大”和“六大”两个派系，有一个时期“八大”失势，跑到郯城的马陵山上盘踞起来，伺机再打回来。有一个家庭围绕着“八大”的定性争吵起来，甚至掀翻了吃饭桌。男主人说那是一伙“马匪”，女主人则说是一群“游击战士”。就在两口子争执不下的时候，姥姥领着我，迈着两只小脚，一颠一颠进去了。姥姥是在战争年代过来的人，枪林弹雨都见过，眼前的这点动静对她来说简直就是“毛毛雨”。她拉下脸子对男主人说：“你说他们是‘马匪’，他们下山烧杀掳抢没有？”男主人如实说：“这倒没有。”姥姥说：“做过这些孽的才叫土匪！”男主人被堵得张口结舌，好半天没有缓过劲来。女主人发现姥姥在给她撑腰，便俨然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姥姥转脸对她：“跟日本鬼子拼杀，和国民党周旋，那才叫游击战士，那些人根本就配不上这个称呼！”女主人顿时也卡了壳，没想到这个杨老嬷嬷这么厉害！从此“杨老嬷嬷”便成了姥姥的代名词。不管在街道的何时何地，只要有了矛盾摩擦，或是双方僵持不下、眼看事态就要激化的时候，我就会听到有人在喊“找杨老嬷嬷”！

就在姥姥在各种纠纷里长袖善舞的时候，从老家马庄传来了噩耗，在供销社工作的大舅，不堪忍受造反派头头的逼供，在南山的柿子树上吊死了，姥姥当场就直了过去。苏醒过来后，姥姥除了悲痛外，更多的是自责。姥姥带着全家在芜湖“跑反”的时候，17岁的大舅被国民党抓了11个月的壮丁，这件事假如自己不说，肯定就遗忘在历史尘埃里了。“文革”初期，大舅经不住火热气氛的鼓动，想向组织主动交代这个问题，事先他来到临沂征求姥姥的意见。姥姥当时不仅没有阻止，甚至还鼓励他。姥姥的话给了大舅足够的勇气，回去就把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说了出来。结果不仅没有得到谅解，还给自己招来了祸水，落进一个浑身长满嘴也说不清楚的境地。造反派头头非逼他进一步交代，究竟杀过人没有？必须把隐瞒的罪恶都吐干净……爱面子的大舅无力承受这种生命之重，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姥姥除了自责，还经常在院子里一惊一乍的，起初母亲以为姥姥疯了，后来才明白原由。院子里有一棵遮天蔽日的梧桐树，有些做成茧的虫子吃饱喝足后，便从树叶上用一根丝线吊下来，在风中“荡秋千”，我们小玩伴都称它们为“吊死鬼”。姥姥看到这种虫子，也许就想起了大舅。为了不让姥姥再受刺激，母亲找人把梧桐树杀了，姥姥才慢慢恢复了常态。

大舅去世后，姥姥的精神彻底垮了，不久便以年老体衰为由，辞去了街道“调解委员”的职务，在家专心看护我们，并慢慢变成了一个“护犊子”的老太太。我问她要钱买东西，她要是不给，我就把卖东西的领回家，在小贩缠磨和我哭闹的双重压力下，姥姥只好就范。有一天我把一个卖鹅的领了回来，这一次她不干了，一只鹅要两块三，她口袋里顶多有五毛钱。为了达到目的，我躺在地上打滚，用头去撞墙，姥姥被逼无奈，不得不去邻居家借钱，把鹅买了下来。母亲早就知道我这个招数了，只是在等待一个教训我的机会。当她下班看见“曲项向天歌”的鹅时，摸起一根竹竿就冲我来了，我撒腿就跑，母亲一转身，把那只鹅给撂倒了。晚上，母亲为了让我改掉这个要挟大人的恶习，便用古老的罚跪惩戒我。我一边倒换着跪麻的双腿，一边看着那只死鹅掉眼泪。姥姥不忍了，“噗通”一声也跪下了，母亲只能摇头叹息，她的惩戒也只好到此结束。我还有个尿床的毛病，姥姥特意给我准备了两条小褥子，还是不够用。一天夜里，我把所有的褥子都尿湿了，姥姥只好把枕巾垫在我身下，后来枕巾也尿湿了，姥姥只好脱下了内衣……那一幕刀刻斧凿般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都说好人不长寿，姥姥却打破了这个魔咒，她无常时，孙子都快要当姥爷了，差一点就熬成了六辈。我舅家的大哥说，临走前夜，姥姥也许知道自己快要归真了，提前给自己净了身子，没有痛苦，也没有给后辈添什么麻烦，在睡眠中安然地走了，享年101岁。

真主啊，保佑姥姥吧！愿她在天堂能有一个高级别的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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