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勉: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

郯城县城北的中华徐氏始祖陵,是徐勉等人的祖墓所在。鲍青摄□本报记者鲍青

本报通讯员刘伟国梁绍元

梁武帝大中通五年(公元533年),原吏部尚书徐勉已是风烛残年。也许感到来日不多,积蓄脑海中的许多事需要交代,他闭目凝思许久后,郑重其事地给长子徐崧写了一封家书。

这封家信仅一千余言,却语重心长,背后凝聚着徐勉这一生对为人、处事、持家和居官等各方面的总结和感悟。他告诫儿子,“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遗子黄金满惣,不如一经”,希望他延续徐氏清廉简朴、先人后己的家风。

徐勉的告诫,不仅出于教子,更深藏着对当时整个社会现实的忧虑。自徐勉退居二线后,梁朝社会风气为之一变,人人以攀比斗富为乐,歌舞升平中潜藏着衰败的危机。

出生乱世的徐勉,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感受到“山雨欲来”前不寻常的平静。他给儿子写家书,给皇帝上奏折,苦口婆心陈说利害,希冀能有补时弊。朝臣却都认为徐勉已老朽,所忧所虑更像杞人忧天。

两年后,七十岁的徐勉逝世。随他一起消逝的,是梁朝建国初期时勤俭朴素的蓬勃朝气。30多年来,正是凭借这股气质,梁朝社会才走上正轨,逐步迈向顶峰,百姓方得以休养生息。徐勉故去后,梁武帝年老昏聩,奸慝朝纲独断,整个社会在醉生梦死中日益沉沦。

徐勉去世后13年(公元548年),大乱再次降临人间。由东魏来降的羯族将领侯景突然叛变。悍兵所经之处,赤地千里,白骨森森,生民被屠戮殆尽。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以豪奢著称的世家豪族在侯景之乱中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几无遗存。而信奉“清白传家”的徐氏,却躲过了战乱洗劫,继续绵延兴盛。

“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

史上著名才女蔡文姬深受东汉末年离乱的折磨,曾慨叹:“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

乱世南北朝如同又一个“东汉末年”。战争的巨轮滚滚碾过,生民是尘世间最卑微的蝼蚁,性命朝不保夕。“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无奈之言,道尽了此时百姓所蒙受的深重苦难。

徐勉就出生于这样一个“人不如犬”的时代。

徐勉字修仁,东海郯县(今临沂郯城)人,生于宋明帝刘彧泰始二年(公元466年)。徐勉祖父名长宗,做过宋武帝刘裕的霸府行参军,父亲名融,任过刘宋的南昌相。

徐勉童年不幸,慈父早亡,家庭没了顶梁柱,幼儿寡母孤苦无依,尝尽了生活的苦难。更不幸的是,此时又恰逢宋齐易代的大乱时期,少年徐勉年纪轻轻便目睹了上层社会的互相仇杀、黎庶的多灾多难。

刘宋末年,皇族内部乱成一团,各派之间连番混战,“朝为天子,暮为亡魂”的情况屡屡上演。开国皇帝刘裕的九个儿子,四十多个孙子,六七十个曾孙,死于非命者达十之七八,后嗣更是全部断绝。宋明帝刘彧靠着弑杀侄儿前废帝刘子业上位,而他的儿子后废帝刘昱也被人杀死。民间有歌谣讽刺:“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整个刘宋社会,生命如同草芥,伦理尽遭泯灭。

徐勉在乱世中成长,“黑白颠倒”的生活却没有消磨他的意志,反而帮他磨砺出了清高的气节。徐勉在心底暗暗立誓,此生要为万民创立一个清平之世。

家族低微、无人引荐,孤寒的徐勉只能凭借“经术绾青紫”,靠广博的学识和为政才能来跻身仕途。徐氏家族虽然寒微,但“儒学传家”的风气却绵延不绝。徐勉自幼便好学,十八岁便凭着一身才艺成为国子生。在国子监求学期间,徐勉胸怀“经世济民”的抱负,如饥似渴地学习经术之学,深得当时国子监祭酒王俭的赏识。王俭为当世硕儒,素有知人之明,他一见到徐勉,仿佛在晦暗的乱世中看到了光明的希望。他向许多人称赞徐勉,夸奖他有宰辅的气量。学成后,徐勉在选官的射策考试中成绩优异,被授任酉阳王国侍郎。不久后迁任太学博士、镇军参军、尚书殿中郎。每到一处,徐勉总是勤勉尽责,老练稳重,众人号为称职。

此时已是萧齐时代。在短暂的安定时期里,徐勉的学问和才能得到广泛认可,官职也不断提升。但表面的无限风光,难以掩盖徐勉内心的凄苦悲凉。萧齐自明帝登基后,上层的猜忌和仇杀,比之刘宋王朝更为惨烈。年轻的徐勉夹缝求生,备感心寒。

齐明帝萧鸾时期,高、武两帝的子孙和朝臣,在轮番的政治杀戮中几乎绝灭。萧鸾死后,继位的萧宝卷(东昏侯)更是出名的暴君。他生性残暴,专事杀戮,朝臣人人自危,生怕“晨为官夕为鬼”,齐朝政局混乱到了极点。

行事谨慎的徐勉,也曾偶然和死亡擦肩而过。当时王导的五世孙王融号为名士,清誉冠天下。他一心想和徐勉结交,经常托人去召唤徐勉。但徐勉却对旁人说“王郎名高望促,难可轻醿衣裾”。徐勉不愿和名气过盛的王融有所牵涉,以免遭受无妄之灾。不久后王融果然因牵涉谋反事而下狱身死,徐勉幸运地逃过一劫。

在这样一个人人只求自保的乱世中,徐勉即使再有才能,也寻不到发挥的机遇。徐勉深信,乱世不可能一直持续,时机成熟定有英雄出现廓清时局,拯救万民。

公元502年,徐勉心目中的救世明君出现了。

胸有韬略、曾自比西伯侯的雍州刺史萧衍,集结义军以诛除祸乱为由,兵临建康城下。

起兵攻打京师,这在封建社会被看作是谋朝篡位的大逆之举,往往受到世人的唾骂和史官的鞭挞。但在纲常伦理丧尽的南北朝,篡位弑君已是稀松平常之事。徐勉认定多才多艺的萧衍是能扭转乾坤的贤主,便抛弃官职,跑到新林来拜谒。萧衍和徐勉算是旧相识,知道他文才和理政俱佳,便任命他掌书记事。

萧衍诛杀东昏侯后不久,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拜徐勉为中书侍郎,迁建威将军、后军咨议参军、本邑中正、尚书左丞。

徐勉终于有了展示才华的舞台。30多年里,他勤勤恳恳,清廉为尚,为自己少时的誓言奋斗不止。

“今夕止可谈风月,

不宜及公事”

初创的萧梁,百废待兴,内政外交千头万绪急需厘清。如果新帝耽于享乐,躺在功劳簿上不思进取,那随时有可能重蹈前朝覆辙,黎庶也会再陷战火。徐勉多次上折言事,将多年为官的心得和盘托出,恳切地希望新帝能以史为鉴,吸取前朝教训,广施德政、广开言路、广纳贤才。萧衍新即位,也思欲有所作为,便将政事多付徐勉。

君王嘱以国家事,贤臣以身报君恩。怀着对君王的感恩和黎民的责任,徐勉一心为公,丝毫不敢懈怠。当时边事吃紧,前线阵地和烽火台的战报如雪片般传来,淹没了议事厅的案牍。徐勉此时忙着内政事务,还兼任军情谍报,夜以继日工作,经常几个月才能回家一趟。有次归家时,一大群家犬以为闯入生人,对着徐勉一阵狂吠。徐勉感慨万千,略带幽默地说:“吾忧国忘家,乃至于此。若吾亡后,亦是传中一事”。

徐勉娴于政务的才华和清廉自守的节操,在烦杂的内外事务处理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史载他“既闲尺牍,兼善辞令,虽文案填积,坐客充满,应对如流,手不停笔”。在徐勉的苦心擘划下,初创的梁朝平稳度过危险期,百姓万民得以休息,国内秩序井井有条,破败的社会经济逐渐恢复。

显赫的政绩,得到了皇帝的激赏和回报。天监六年(公元507年),42岁的徐勉任给事中、五兵尚书,后迁吏部尚书,掌握铨衡天下英才的大权。萧衍将吏部尚书这一“天官”重任授予徐勉,看重的便是他清廉自守、慧眼识人的眼光。

吏部尚书,掌握天下官吏的举荐选拔,关乎着千万名官员的政治前途,前来巴结逢迎的人必然络绎不绝。俗谚云“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此话用来形容吏部尚书清廉之难也较为恰当。徐勉当上吏部尚书,徐府的门槛也几乎被拜访者踏平了,脸皮薄的来套近乎,以便日后升迁；脸皮厚的则私下行贿,希冀官运得以亨通；有的门生故旧,仗着和徐勉熟稔,更是张口索要某官某职。吏部尚书官难做,既怕和整个官僚集团为敌,又怕所用者无才、所荐者非人。徐勉若稍徇私情,自然能盆满钵满,但“不贤者进而贤者退,天下岂有不乱哉”。

徐勉任吏部尚书后,既坚守原则又灵活应对。他公平对待各路官员,细致地对他们的为官政绩进行考察,从不以与自己交情的亲密疏浅来评判官员,不偏爱袒护任何人。“勉居选官,彝伦有序”,上下和睦。一夜他与朋友聚会,有位叫虞皓的客人觉得和徐勉交情深厚,便恳求能出任詹事五官。徐勉秉承“官非私有”的原则,便严肃地说:“今夕止可谈风月,不宜及公事。”徐勉巧妙地让虞皓吃了无话可说的闭门羹。当时人佩服他的大公无私,称他为“风月尚书”。“止谈风月”遂成一段廉政佳话。

徐勉去世后,嫡传后人将他的堂号改为“风月堂”。

徐勉一边杜绝“贪财冒贿”的恶习,一边不拘一格举荐裴子野、孔休源、何思澄、王子云等能吏。这些人中,既有世家子弟,也有寒门后生,但都是各有所长的优秀人才。他们投身到梁政府的各个岗位,发光发热,为梁朝社会的安定繁荣尽心尽力。

徐勉不仅重视人才优劣的选拔,更看重世俗风气对人才气质的熏染。他认为,只有良好的风俗才能培养优良的人才。当今天下大乱的根源,便是世道人心的沦丧。而世道人心的沉沦,则和“异端互起,章句既沦”的现状分不开。

若想彻底改变动乱的源头,必须移风易俗和大兴文教。

战乱之世,朝生夕死,丧葬往往从速从简,殡葬时限也一压再压。“时人间丧事,多不遵礼,朝终夕殡,相尚以速。”徐勉对此忧心忡忡,一心想着匡救时弊,便向梁武帝上奏折,恳请改革丧葬礼仪,重申丧葬礼制的重要性。

他在奏折中语重心长地说:“故属纩才毕,灰钉已具,忘狐鼠之顾步,愧燕雀之徊翔。伤情灭理,莫此为大。”愈发迅速的丧葬程序,是对逝去生命的亵渎,更是对人世情理的一大伤害。徐勉认为贵为天地之灵的人,丧事的极度精简,已经到了不如“狐鼠燕雀”这类牲畜的程度。徐勉尽力规劝,渴望扭转鄙俗,建立乐生重死的社会风气。

为消弭“子杀父、弟杀凶”的乱世骇象,他接过前人的重担,主持起编纂《五礼》的工作。他渴望依靠这部宏篇伟制,为世人提供言行的规范与指导。

历经十多年,徐勉方完成《五礼》纂修。《五礼》出世,一定程度扭转了玄学的颓废影响,鼓励士人戮力上进,为国家安定和社会和谐作出贡献。编纂完成后,徐勉向皇帝上折奏进,梁武帝称赞徐勉“因革允厘,宪章孔备,功成业定,于是乎在。可以光被八表,施诸百代,俾万世之下,知斯文在斯”。并且下诏嘱咐各路地方“按以遵行,勿有失坠”。其中虽有溢美之词,但也足见徐勉乱世求治的良苦用心。

东魏权臣高欢闻听徐勉完成《五礼》,曾不无担忧地对大臣说:“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高欢将《五礼》的修备视作对统治的一大威胁,足见徐勉眼界水平之高。

徐勉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一心勤勉为国。在他的孜孜努力下,梁朝前期的社会逐步走向繁荣。

诫子:“人遗子孙以财,

我遗之以清白”

徐勉不仅从“外功”上帮助梁朝复兴社会,更在“内修”上以身作则,树立良好的榜样,引导整个社会风俗的转变。

徐勉出仕以来,虽官位日显,却从不经营产业,家无蓄积,俸禄分赡亲族之穷乏者。他曾对长子坦露心迹:“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贫素,至于产业之事,所未尝言,非直不经营而已。”清廉持家是徐勉60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坚持,毫无沽名钓誉之嫌。

徐勉清贫多年,门人故旧多有好意提醒者。有的劝他“创辟田园,兴立邸店”,有的则建议他“舳舻运致,货殖聚敛”。对于这些居官又经商的提议,徐勉一概拒而不纳。

徐勉并非愚钝,而是自有一套精神财富遗传子孙。他常常对旁人说:“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子孙才也,则自致辎軿；如其不才,终为他有。”

是啊,纵观宇内,“古往今来,豪富继踵,高门甲第,连闼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谁室?”豪宅大院、田连阡陌,只是躯壳的暂时容身之处。如果汲汲于身外之物,反而丧失了生命的本质。

在徐勉的带动下,梁朝前期的吏治为之一变,各路廉吏层出不穷,甚至连皇帝也深受感染。史载左民尚书(即户部尚书,唐时避李世民讳,将民部改为户部)到溉“性又率俭,不好声色,虚室单床,傍无姬侍。自外车服,不事鲜华,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补”。太守江革“历官八府长史,四王行事,傍无姬侍,家徒壁立”。梁武帝也“拨乱反正,深鉴奢逸,恶衣菲食,务先节俭。”

在君王和朝臣的垂范下,整个梁朝社会清廉之风兴盛。

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已是66岁高龄的徐勉因病请求辞去官职。梁武帝改任他特进、右光禄大夫、侍中、中尉将军。致仕退居二线后,徐勉对国事依旧念念不忘,他的意见,既包含在条折奏文中,也体现在给长子的书信里。

68岁的徐勉,给长子徐崧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家书,回顾了自己为官30多年的历程,对长子的成长提出了殷切期望,并将对国事的期待蕴藏其中。

与其他诫子书不同,徐勉信中并没有滔滔不绝地讲述做人做官的空洞大道理,而是用“处理小园”的一件小事来教诲长子,让他从中吸取营养,传继清廉家风。

一个小园,从宰相的口中说出,而且是喋喋不休地讲述,似乎让人有些不能理解。但徐勉就是这样“不顾颜面”,一定要将小园的事情说得一清二楚。

他在信中说,东郊有一块小田名叫“东田”。徐勉中年的时候,在东田营造了一个小园。建造这处小园,目的之一是寄托情怀、赏心悦目；二是退休后作为住处。但是后来,东田的西边地块施舍给了宣武寺,小园因此而不再方正。因为僧人前来主持子女的婚事,也需要住地,但自己“清明门宅,无相容处”,只好在东边“营造子孙二宅”。而盖屋的钱,是借僧人十住的往南返乡经费。但建造房屋的资金依旧不足,便只好将“郊间之园”售卖出去。徐勉对经营了二十年的小园充满感情,信中虽有“中为天地物,今为鄙夫有”的自我开导,但依旧时时流露惋惜之情。

一件小园之事,徐勉却在珍贵的家书中不厌其烦地叙述,足见他的清廉品质。

徐勉决定将仅存的“田舍”留给长子徐崧,希望他将田舍和整个家族经营好。徐勉告诫儿子在“居家理治”后才可为官,并要将清廉的家风传承下去,让“清白”的基因在徐氏家族的血液里流淌。

一封家书,足见徐勉的清廉品性,也蕴含着他对来之不易的安定局面的珍惜。

“大盗移国,金陵瓦解”

梁武帝大同元年(公元535年),70岁的徐勉去世。萧衍闻讯后老泪纵横,为国为己痛失良师益友而悲怆。他不顾已经72岁的高龄,当天便来到徐府凭吊。萧衍马上下诏,赠徐勉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其他生前官职仍全部保留,以表达对这位功勋老臣的怀念。

徐勉生前创立了乱世中难得的和平,他应是带着满足离世的。但他生前念念不忘要清廉为官,似乎也对表面的歌舞升平有着一丝隐忧。

果不其然,徐勉死后不久,梁朝的社会风气为之一变。胡三省在分析梁朝衰败的原因时说:“范云、徐勉既没,专任朱异,梁殆矣。”朱异凭借萧衍年老昏聩,独揽朝廷大权,贿赂公行,政治日益黑暗。

《南史》中记载朱异和诸子生活豪奢,“潮沟列宅至青溪,其中有台池玩好,每暇日与宾客游焉。四方所馈,财货充积。性吝啬,未尝有散施。厨下珍羞腐烂,每月常弃十数车,虽诸子别房亦不分赡。”

宰辅穷奢极欲,“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朱异的影响下,徐勉时代的清廉官风荡然无存。如湘州刺史、衡山侯萧恭“性尚华侈,广营第宅,重斋步榴,模写宫殿”。豫州刺史夏侯夔“性豪奢,后房伎妾曳罗琦饰金翠者亦有百数”。太守鱼弘“性极侈靡,侍妾百余人,车马服玩,皆为一时之首”。

地方官的豪奢生活,必然建立在对百姓的横征暴敛之上。他们为了升官发财、讨好上级,不遗余力地搜刮百姓。徐勉辛劳半生建立的清平之世,瞬间付诸东流、化为乌有。

梁朝君臣,在醉生梦死的道路上沉沦日深。

公元548年,原先投降的东魏叛将侯景突然叛乱,兵锋在江左富庶之地肆虐,生民涂炭,十室九空。梁朝的各路勤王部队,却按兵不动,眼瞅着85岁高龄的梁武帝萧衍在石头城被活活饿死。

著名文人庾信在名篇《哀江南赋》中伤悼梁朝的动乱、感叹乱世的降临,“大盗移国,金陵瓦解”。

末路的萧衍,是否会忆起四十多年前的一天:自己和一位30多岁的年轻人意气风发,共同立誓拯救万民于水火、戮力共建清平之世。

徐勉泉下若有知,亦将泣涕连连。

也许唯一能让他欣慰的,是他一再叮嘱“清白传家”的徐氏家族,并未和其他豪奢世家一样,灰飞烟灭,而是绵延兴盛,继续焕发光彩。

2016年,郯城县政府决定在城北徐氏祖陵“豹公墩”启动中华徐氏文化园项目。徐氏后人徐学勤介绍,“风月尚书”徐勉作为廉吏的代表、徐氏家风的重要塑造者,将在文化园内占有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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