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断交通：1917-1918年的鼠疫防治

近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蔓延全国，各省市纷纷采取“断路”、“封城”、“停运”等举措。实际上，隔离与阻断并非今人创举，实乃历史积淀。在1910—1911年东北鼠疫期间，清政府首次大规模采取遮断交通方式，并取得良好效果。其后在1917—1918年鼠疫防治过程中北京政府再次沿用此办法。抚今追昔，不妨让我们一起品读这段陈年往事。

一、鼠疫来袭

1917年8月，鼠疫首先在绥远伊克昭盟乌拉特前旗扒子补隆（今新安镇，时属五原县管辖）一个教堂暴发流行，患者病状均为“头痛、畏寒、腰痛、咳嗽、呼吸促迫、神思残愦、周身不安、口鼻行血”，取患者痰血用显微镜检验，“确系含有病毒，实为鼠疫黴菌”。9月下旬一支运送毛皮的马车队将疫情传入包头，10月传入萨拉齐、土默特和呼和浩特，再波及清水河、托克托、凉城、集宁、卓资、丰镇等地，进而从丰镇、大同沿着京绥、正太、北宁、京汉、津浦等铁路传播到山西、察哈尔、直隶、山东、安徽、江苏等省，构成全国范围的重大疫情。

疫情传播线路图（资料来源：王承基总纂：《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一编），太原大林斋南纸庄、上海中华书局印，1919年，插图。）

1918年1月1日山西省政府接北京政府急电，告知绥远、五原、萨拉齐及包头镇等地方发生肺鼠疫。1月7日，总统段祺瑞立即批准了内务总长钱能训的呈文，任命伍连德、陈祀邦、何守仁三人为检疫委员，负责防疫事务，并在大同一带调查办理。伍连德曾经在哈尔滨领导了抗击肺鼠疫的斗争，而且在1911年4月的奉天国际鼠疫会议上担任会议主席，是近代著名的鼠疫防治专家，由其负责调查疫情再合适不过。另一方面北京政府迅速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员会，由江朝宗担任会长，隶属内务部。并于7日下午开会讨论防疫办法，决定依照《传染病预防条例》，以五萨等县为实行区域，其东路丰镇为交通要道，亦附在实行区域之内，并于杀虎口、清水河等处设防疫检查所。但疫症传播迅速，5日便进入山西右玉县，危及左玉县。防疫委员会再次讨论，决定设置三道防御线，即绥远为第一段，由伍连德担任；丰镇为第二段，由何守仁担任；大同为第三段，由陈祀邦担任。此外，交通部命令京绥铁路管理局配合防疫，暂停京丰铁路全线交通。

然而分区域、分路线设防起步之初便遭遇挫折，“据闻丰镇有两人染受鼠疫毙命，伍连德医官拟将死者尸骸解剖，以观受病之原因及其情状，竟未得死者家属之同意。以该处风气闭塞，闻解剖之说，地方人民甚为惊骇，已有聚众滋闹之事，并闻伍医官已被人殴打”。作为医学博士，遭受愚昧民众的殴打，这让伍连德难以接受，他坚决不肯继续留在丰镇，要求回京。为保证防疫工作的顺利开展，北京政府根据1916年3月颁布的《传染病预防条例》，以教令第一号、第二号分别制定了《检疫委员设置规则》和《火车检疫规则》。与此同时，阎锡山也认识到了疫情的严重性，决定派遣军队协助交通管控，“迭经研究，认定此症有防无治，即派陆军将沿边口隘，分行驻扎边境，遮断交通，内地严重检查”。至此，初步确立了由中央防疫机构会同地方政府划定防疫区域，军队沿交通线检疫防控，检疫委员、地方官员、各铁路管理局协同的防疫方案。

二、“遮断”交通与铁路检疫

遮断交通，是指通过隔断疫区的内外交通，阻止客货流动，并于通衢大道和交界孔道截留行旅、客商、士兵等，经过沿途所设检疫所检验确系健康无病后，方给予凭证通关，以防止疫情向外扩散。在此次防疫过程中，北京政府不得不先后遮断绥远、山西、直隶、江苏等省的铁路、陆路和河运交通，并在沿途交通要点设置检疫所和隔离所。

首先，需要了解一下该区域的交通状况，华北地区地袤广阔，铁路网纵横交错，包括京绥、京汉、京张、津浦、胶济、正太等线路。铁路无疑是该区域最重要的交通方式之一，这些铁路也就成为交通遮断的首要目标，与东北地区铁路利权被日俄占据不同，北京政府拥有华北地区大部分的管理权，故在防疫过程中不需要与列强进行交涉，更多地是与地方省政府、县知事进行协调。

时近岁末，有很多自口外返乡的苦工，也有奉命调遣的军队，还有来往频繁的客商，强制性地遮断交通，必然带来两个问题：一是随着跨省界现代化交通的发展，地方各级政府实际管理范围和难度增大；二是客货滞留、隔离军民等带来的对隔离房舍、饮食供应等的要求，给各级政府造成巨大经济压力。苦工和士兵实际上占据当时华北地区流动人口的绝大部分，围绕如何截留、检疫、隔离、安置这些流动人口，在交通遮断过程中，北京政府各部、各省政府、各铁路管理局、各县知事之间电文应接不暇，就具体事务交换意见，表达各自看法，为我们提供了窥探各级政府复杂的利益博弈图景。

时任山西督军兼省长的阎锡山，在得知右玉县出现疫情之后，便电令大同镇守使、雁门道尹将由绥入晋各口并为七处，设所检查，“由该镇道加派军警医士协同办理，过客一律留所检查，七日无恙，方令前行。远边、近边各县严令加意防范，省城设立防疫总局，会商中西医士，切实筹防，派员购置药品、器具，分发补用”，他认为，“伏查此种时疫传染最速，非遮断交通不足以严防制”。他所采取的防疫措施与内务部不谋而合，在丰镇疫势愈演愈烈之时，内务部随即着令何守仁检疫委员应于“绥丰往来要道各添设检疫所一处，疫防蔓延”。如果说以上只是初步的点与点之间的遮断与检疫，那么从正太铁路开始，整条、整段铁路线的遮断与检疫工作逐渐展开。

阎锡山

为防止时疫南下太原，外交团所组成的卫生会提出，“太原至寿阳一段先行停车，以便筹办设所检验”，交通部则较为慎重，随即电令正太路管理局调查，“太原附近有无疫症发现，应在何处查验为宜，有无先行停车之必要”。经过调查，正太路管理局认为，一方面本路范围之内实无设所检疫相当之地，因固关为直晋两省往来孔道，旅客难保不绕道固关，防不胜防，另一方面认为当前尚无疫症发现，查验地点难以先行锁定，再则本路医员仅有一人，不敷使用。虽然于正太路设防窒碍难行，交通部折衷之前各种观点，要求先行在山西境内比较重要的四个站（太原、榆次、寿阳、阳泉）进行设防，“拟请各该地方官盘诘搭车旅客，确非从北地来者给予凭照，再由本路医员察视后方准登车，本路只有医士一人，应令常住石家庄筹备防治等事，太原拟暂聘天主教堂义国（意大利）医士帮办，至榆次、寿阳、阳泉三站应请钧部暂行代聘华医三员，分往任事，每员每月应送薪费若干”。

1月22日，交通部商准京绥火车于同日停止，以配合伍连德医官赴丰镇开展抗疫工作，另外内务部还电令晋北镇守使张树帜督率军队和县知事在杀虎口、石匣沟、清水河、右玉县等五处设所检疫。然而，铁路停车严重影响沿线正常经济活动，不久即因“京绥停车，京师坐困”，于是京师总商会呈请交通部，要求“于五原、萨境发生之鼠疫四面严防，将京张火车克日开行，俾互通财货”。交通部则做如是回应，“将京绥火车暂停原属不得已之举，旬日以来本部已深悉商民恳望情形，业与主管各机关赶紧筹商通车前应行布置事宜。一俟布置就绪，即可恢复一部分之交通，兹据前情查防疫事务系属内务部主管，已再商行酌办，至所请专在五原萨境四面严防之处，仰即迳呈内务部核可也”。最终《京绥铁路、京张先开货车办法》经过防疫会决议通过，其中第6条明确规定货物消毒，应是参照1911年4月28日奉天万国鼠疫会议议决条款第十九条制定而来。

遮断交通似乎较易实现，具体到地方防疫工作开展则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其一，边地风气未开。在伍连德被打之后，内务部即转告各委员、都统，“边地风气未开，解剖实验病菌之用，边地不免惊疑，地方官吏妥慎办理”。其二，军队飞扬跋扈，不服从检疫。驻扎在丰镇的第一师辎重营弁兵三十名赴绥领饷，归途染疫，病死一名，到丰镇后二日内又病死三名，经即检验确诊为肺鼠疫，将同行士兵隔离尚能推行，“惟尸身尚未掩埋，拟用火葬之法，以绝根株，该连长不肯负责”，“连长既不敢负责，亦不肯孟浪，拟请钧部会同陆军部极力主持，俾一切计划得以进行无碍”。其三，地方官员玩忽职守。面对此次疫情，阎锡山如临大敌，然而代县曾知事却办理不力，“业经撤任示儆，督饬文武各官加紧防范”。

既然军队飞扬跋扈，不服从检疫，那么就让他们负责检疫事务，于是北京政府命令各丰镇驻军分驻四路防堵。不久，为预防鼠疫向东扩散，京汉铁路局医官即提出了系统的防堵办法，“于直隶迤西边境设一完备而长之防御线，自南口以至娘子关检查防御，由地方公共协助防疫会施行”，与之前防疫方案不同，这次明确提出由军队驻屯防守，“于各官道内择相宜地点设完全检疫所，以军队屯扎防守，凡自西来旅客均须由医生确实检验”。

检查凭证

很明显，京绥铁路、正太铁路、京张铁路、京汉铁路各有防疫政策，缺乏一个统一协同，各铁路管理局一致认可的方案。1月21日陈祀邦、司美礼、小菅勇、约弗雷、鹤见三三等人在大同召开防疫会议，就中国北方防疫达成以下共识：1.将京绥铁路放在第一位，议定在南口设一检验所；2.对于张家口及其余各地检疫工作，请军队协助巡查，如无疫症发现，则大道与铁路均须设法检验，如有疫症发现，则亟须设立传染病院；3.对于正太铁路的检疫工作，则与位于太原的杨怀德医士接洽，协商步调一致的防疫方法；4.对于京汉铁路，“因据浑源报告有车辆向保定府东行”，亟宜设法预防。

以上举措还被《大公报》全文刊载，与此同时，由内务部制定的《清洁办法、消毒办法》亦以部令正式公布。至此，两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指导性文件成为之后防疫工作开展的总则，此后各路管理又调整和细化了各自的防疫规则，其中以京汉铁路管理局制定的防疫规则最具有代表性。

京汉铁路是贯通南北，直通京畿的最重要的铁路之一，因此京汉铁路管理局用广告的形式连续两次将最新防疫规则公诸于众。该路防疫办法共包括五项内容，分别是：防疫会之组织、常驻检疫医员之配置、随车检验医员之分布、车站及车辆之消毒、广告之揭示，另外还包括十三条注意事项,最后还附有京汉铁路筹办检验人员配置情况。

虽然有了防疫办法和各路的防疫规则，但因“疫势蔓延迅速如星火，虽经在事各员切实筹办，而地面广袤，事务繁重，权限尚有未明，措施或虞阻碍”，中央防疫委员会江朝宗会长认识到，“自非将防疫各区域界限划清，不足以专责成而收效”，于是将绥远、察哈尔、山西、直隶四省划分为四个大防疫区，并对于直晋交界的正太路和贯通南北的京汉路，明确规定“由各该路局督率医官分别办理”，如此形成了由线到面的防疫布局。

绥远的丰镇是此次疫情的重灾区，因晋北与绥远、察哈尔相接界，因此可以说山西防疫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四大防疫区防疫工作的成败，正太路管理局、内务部、交通部等部门致山西督军阎锡山的电文如雪花般飞来。前文已经提到，在防疫之初，阎锡山即令在太原成立山西防疫总局，该局不仅对太原城的防疫工作布置的条理分明，而且还起到了山西防疫总机关的作用。山西防疫总局，参照北京政府划分四大防疫区的做法，首先命令军队分驻广武、岱岳各要口，将交通一律遮断，又将整个晋北划分为四条防线，“划定左云、阳高、天镇、大同、平鲁、朔县、偏关、河曲等八县为第一防疫线。怀仁、山阴、应县、浑源、广灵、宁武、神池、五寨、代县、保德、繁峙、灵邱、岢岚、淳县等十五县为第二防疫线。雁门关内，忻县一带为第三防疫线。石岭关为第四防疫线”，除此之外，还“检定中西药剂并经验良方，分发防疫各地，广为流传，以期有备无患”，负责巡视各省防疫情形的中央防疫委员会江朝宗会长夸赞称，“晋省防疫办理极为认真，划定防线三道，均有军队驻守，当不致蔓延，省城尤为完善”，山西因此成为四大防疫区的首善之区。

虽然直隶被划定为防疫第四区，但因保定、定州、正定均为驻扎军队之区，而1918年2月正是护法军与北洋军交战激烈之时，因此天津省长曹锐认为，“现以前方军事紧急，遇有调遣，立须行动。若于临时须由军医官检验给凭单，再由路设检验所查看放行，诚恐耽延时刻，有误戎机，似应略予变通”,他向陆军部提出申请，“凡军队运输关系前方者，应由各属军医官确实按法检验，免予凭单及交路设检验所复行查看，以免阻滞，至单独军人因事来往旅行者，必须有该属军医官验讫凭照，由路设检验所查看放行”。此外直隶督军曹锟则直接致电陆军部，也认为“现在军务孔亟，京汉一径关系军事甚重，刻已照饬所属驻扎保定、定州各军对于乘车之官兵准先由军医官施行健康检查，给票放行”。陆军部很快便同意曹省长的请求，另外责令张家口田都统、大同张镇守使、丰镇乔镇守使、宣化任镇守使，“请饬沿路各军队，如有单行军人搭乘火车应一律受检，无病者方准登车以免破坏沿路防疫办法，至成队军人应先由军医认真防检，勿稍疏忽”。

需要注意的是，“遮断”交通毕竟属于临时性举措，一旦疫情消弭后，如何渐次恢复通车便成为问题。1918年3月8日，内政部和交通部联合发布《京绥铁路防疫期内客车时刻表》，由西直门开往丰镇的302次列车与由丰镇开往西直门的301次列车整体行车时间被人为拉长，目的仍然是为了配合各个站点的临时检疫。由此可见，防疫工作系统而复杂，很难一蹴而就。

三、从“平山事件”看县级防疫

正当四大防疫区防疫工作如火如荼进行之时，平山县暴发了疫情，保定道尹许元震向内务部报告，内务部回应，“办理平山疫症情形已悉，防疫亟迫，邮电迟缓，嗣后务须电陈以免贻误”。为何一个小小的县城会引起内务部如此强烈的反应？原来平山县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是正太路上的重要站点，同时是晋直交界之处，且离直隶重镇保定、石家庄非常之近，接近京汉铁路线，一旦疫情失控，将直接影响太原和保定的安危。2月7日，直隶省长曹锐电告交通部、内务部，“平邑疫症未蔓延，惟柏岭一村死亡相继，病状颇似百斯笃中最为险恶之肺鼠疫，传染力既猛且速。该村前已派警实行隔离，禁止往来各关口，又分投堵截西来过客，暂停交通”。另外曹锐命令北洋防疫处，“迅即续派医生，携带药品驰赴定县施治防堵”。2月8日，直隶省长曹锐、督军曹锟联名致电中央防疫委员会会长江朝宗，声称，“当即飞电大同王镇守使、宣化汪镇守使双方酌派军队迅往，与晋省毗连之获鹿、井陉、平山、阜平等县堵截行旅，以杜传染。……又飞电汪使迅饬驻扎附近军队，会同路局暨各该县知事，协力认真防遏，并在定县、卢家庄等处断绝交通，以免蔓延”。

当时所用口罩样式

当时所用“护目镜”样式

2月10日，保定道尹许元震在给中央防疫委员会的电文中称，“昨已召集军政警法学绅商各界开会议定，设立保定防疫处，即日成立，尽力防办。并于清苑、西乡、魏村、阳城、大李各庄各要道设检验所各一处，委派员医各带领警六名，前往严行检验，并于西乡各小路派拨守备队兵分往防堵”。然而，事实上，平山县并未如以上所说严密防范，经江朝宗会长巡查得知，“该道尹、知事等，于应办防务漫不经意，平山有疫地点并未设法隔离，定县仅派二三巡警，并据外国医士报告，看守疫宅之警竟将应行隔离之人擅放入城赶集，致增传播”，并提出严厉诘问，“该两县一接近正太，一密迩京汉，疫势倘再蔓延，交通必生障碍，该道尹知事等能当此重咎耶？”同时，为避免此种敷衍塞责情况再次发生，内务部议定，将制定《奖励、惩戒、给恤各办法》，以考成效。

面对内务部的质问，直隶省长曹锐和督军曹锟似乎无动于衷，仅2月9日一天，内务部就连发两道电文给曹锐和曹锟，希望能够认真办理防疫事务。另一方面，内务部部长钱能训和中央防疫委员会会长江朝宗亦在同日连续致电山西督军阎锡山，希望阎锡山能够顾全大局，协助直隶防疫，“五台地方与直属平山接壤，疫防吃紧，请加派弁兵在晋边各口协力堵截，以免蔓延 ”，又请求派遣正在山西抗疫的美国医士杨怀德（Dr.W.Yeung），“前赴该处会同地方官办理防务，所需川资、药品请尊处酌垫，由部拨还，并派军警护送至获鹿下车”。很明显，请求阎锡山协助办理直隶平山防疫事务，实诚无奈之举。内务部并未如愿，曹锐和曹锟始终不肯做出回应。曹锟之所以不肯做出回应，实则是无暇顾及，此时他和吴佩孚的第三师正在由湖北襄樊经荆州、监利向湖南岳州进攻的路上，讨伐南方与防治鼠疫两者孰轻孰重，在当时历史情景下可想而知。

山西方面，本来是要派杨怀德赶往平山防疫的，但是医士德克·柯鲁柏克（Dirk klubbock）已由五台前赴平山，鉴于杨怀德对于晋北防疫的重要性，阎锡山电请内务部，“拟请我公俯念晋北疫区广阔，防务吃紧，准留杨博士在晋襄助一切”。综合前后电文可知，其实，阎锡山电称晋北防疫吃紧，挽留杨博士，实则是不愿意为直隶平山而越俎代庖。这也不难理解，直隶省政府本身态度既已消极，对待内务部的责问，不做任何回应，即便晋直两省毗连，阎锡山也并不认为有义务帮助直隶防疫。平山事件暴露了很多问题，上至省政府，下到地方道尹、知事并不是所有人都听命北京政府，且省与省之间关系疏离，利益为先，这都不利于防疫工作有效开展。所幸平山疫情尚未扩散，内务部也就不再追究直隶于防疫事务漫不经心的责任。

山西境内防疫工作剪影

平山事件平息不久，阎锡山便于3月3日电呈内务部，请给因公病故的山西官立医院院长石亮熙予以抚恤，由于此时“防疫人员奖惩及恤金条例”尚未出台，所以只能参照《警察和、官吏恤金给与条例》，“给予一次恤金二百元，遗族恤金四年，年给一百元以资抚恤”。3月8日，内务部颁布《防疫人员奖惩及恤金条例》，奖励分为三种，勋章及警察和奖章、特保实职、升阶。抚恤对象分为现任职防疫人员和非现任职防疫人员两类，抚恤金额均分十等，多则八九千元，少则四百元，非现任职防疫人员因染疫身死者抚恤金额总体略高于现任职防疫人员的抚恤金额。相比之下，石亮熙所获抚恤金并没有新条例中规定的高，从侧面反映出内务部奖惩力度之大。此时根据何守仁、全绍清、许元震等人来电称，丰镇、平山等处已无疫情发生。

小结

此次疫情致死14600余人，仅主管防疫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就支出总计达608006.49元之钜，地方各省、县、镇等防疫支出无算。疫情发生时由皖系军阀段祺瑞所把持的北京政府，正在强力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故其一方面要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对抗，另一方面又要防控鼠疫，导致中央财政入不敷出，所用防疫经费“系与四国银行团商借一百万”。正是在如此窘境之下，北京政府与染疫各省政府协商采取了以遮断交通和铁路检疫为主的防控措施。倘若中央与地方政府上下一心倒也还好，可具体到县一级防疫工作显然很不理想，一方面是地方官员敷衍塞责，欺上瞒下，另一方面民国时期广大中国乡村地区“缺医少药”也是不争的事实。在这场疫情中死亡的人们，不仅仅是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冰冷数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很多时候也许疫情本身是天灾，但更是人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的能力是检验国家和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标。参考文献：

王承基总纂：《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一编），太原大林斋南纸庄、上海中华书局印，1919年。

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张士尊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458页。

来新夏等著：《北洋军阀史》（上册），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

《政府公报》（1917—1918年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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