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天国里的母亲

一生坎坷、历尽艰辛的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悲伤之余，追思缅怀，母亲生前常说的那句话：“什么都不要紧，只要日子太平就好。”言犹在耳，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

1925年，母亲出生于沂蒙山区汶河岸边的一个小村庄。母亲幼年时，我外祖父是村里最早的党员，并曾长时期担任村主要领导，但家境和一般村民同样贫困，母亲没有条件念书，只是成年后参加过“识字班”一类的扫盲活动。虽然没有正式上学，但天资聪慧的母亲，在成长过程中，通过随时随地地学习，领悟和掌握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母亲是一个特别懂得感恩和知足的人。

母亲生前时常回忆自己的童年，那时我们家乡一带兵荒马乱，灾祸连连，一股股土匪如狼似虎，到处打家劫舍，绑票勒索，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在我们家乡附近，土匪头子刘天增、刘黑七（刘桂堂）等曾先后制造了小徐疃、庄家村和殷家庄3起惨案，杀害村民310余人、绑架320余人，当时这些村子里，几乎家家有尸体，户户闻哭声，一片凄惨，犹如人间地狱。而周围其他村庄的村民也整天人心惶惶、提心吊胆，白天无心生产，夜里和衣睡觉。一听到土匪要来了，村子里顿时一片慌乱，人们不管正在做着什么，赶紧放下就逃。有时正吃着饭，放下饭碗就跑；有时深夜正睡着觉，爬起来就跑，有时连鞋子都来不及穿。人们一个个惊慌失措，仓皇奔逃，那些年迈体弱的老人和不会走路的孩子，家人只好或抱着背着，或推着担着，一路上老人叹息，孩子哭叫（有时为防止土匪闻讯追踪，大人还要把孩子的嘴给捂住）……有时，人们只顾着逃跑，仓促之间，出去没带吃的，短则一两天，长则五六天，就只好忍着，或到处乞讨要点吃的。这时还要继续打探土匪的消息，随时准备向更远处逃跑。母亲说，有一段时间她正在裹脚，走起路来疼痛钻心，但也必须咬牙坚持和大人一起跑。天天寝食不安、时时担惊受怕的母亲，有感于当时刻骨铭心的灾难痛苦，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什么时候日子太平了，一天吃一顿饭也是情愿的。”这句话，母亲牢牢记住了一辈子。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段历史，我曾查阅了一些地方史志资料，这些史料记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政府腐败，军阀纷争，以致时局混乱，社会动荡不安，此时众多土匪纷纷乘势而起，一时间，中华大地上狼奔豕突，群魔乱舞。一股股土匪，犹如一块块毒瘤，四处蔓延，吞噬着中华民族的肌体，将我们国家和民众一步步推向灾难的深渊。山东是当时全国土匪最多的省份之一，所谓“匪乱如麻，不可胜数”。而我们家乡鲁南的匪患则尤为严重，据《续修临沂县志》载：自1916年至1935年，骚扰临沂的股匪，有名的就有50余股，他们多则上万人，少则数百人，大多盘踞在沂蒙山区众多苍茫的山岭中。特别是全国匪患之首、绰号“混世魔王”的刘黑七，从1915年拉伙抢劫，一度发展到3.5万余人，为非作歹20余年，流窜10余省，屠杀无辜百姓20余万人，而作为其大本营的沂蒙山一带灾难更深。据统计，仅仅在1925年到1928年的4年间，就有千余个村庄遭到刘匪的侵害。还有伪装“绿林”的刘天增和“民国第一女土匪”赵嬷嬷，在沂蒙山区四处流窜，制造了无数骇人听闻、惨绝人寰的血案，其罪行滔天，擢发难数。

其后，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不但土匪未灭，而且加之日寇猖獗，国民党军队横行，真正是国无宁日，民不聊生。那时日本鬼子的据点就驻扎在距我们村五六里地的刘家店子村，鬼子、伪军和汉奸时常下乡进行扫荡，周围村庄的百姓屡屡遭受侵犯。所到之处，他们不但强抓壮丁，抢夺钱粮，而且杀人放火，作恶多端。当时许多村中不少青壮年都被鬼子抓去当了壮丁，为他们挖壕沟，筑圩子，其中有很多人就此死在了鬼子的刀枪之下。

国民党军队同样军纪败坏，劫掠如匪。母亲说，有一年，一股国民党兵路过我们村，在村子里四处勒索钱财，抢掠物品，看到我们家祖母和母亲喂养的一头用来拉磨的驴子后，二话不说，强行抢夺，祖母上前讨要，国民党兵蛮不讲理，将祖母推倒在地，硬是把驴子给牵走了。

土匪，强盗，军阀，日寇，国民党兵……一时之间，你来他往，此消彼长，在长达20余年的时光中，我们家乡鲁南一带，兵连祸结，血雨腥风，加之天灾无情，时有发生，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躲反”避灾，许多人选择了举家外迁，远走他乡，人们带着仅有的一点粮食、衣物，赶着牲口，扶老携幼，东奔西逃，四处逃荒要饭，其颠沛流离，苦不堪言。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千灾祸始止息。直到新中国成立，我们国家终于有了国家的样子。恶瘤铲除，浩劫过去，家乡的人们才真正过上了太平安定的日子。但是，母亲没有忘记所遭受的坎坷磨难，从没忘记童年逃难时说过的话，今昔对比，母亲时常感慨：“如今世道多好！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了。”

过去，为了守护国家太平，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深明大义的母亲坚决支持父亲参加“支前”工作，父亲一度多年随八路军、解放军部队抬担架、救伤员、运送弹药和粮食等物资。母亲在家也积极参加村里开展的“妇救会”拥军工作，利用点滴时间为解放军缝军衣，做军鞋。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母亲的支持下，继续响应政府号召，参加水利、交通等各种建设。父亲常年在外很少回家，身单力薄、颠着一双小脚的母亲，在家中日夜操劳，什么重活累活苦活脏活，都要承担。对此母亲始终有苦不言，从未拖过父亲的后腿。

在“人民公社”“生产队”时期，由于父亲吃苦能干，办事公道，认真负责，曾被群众选举为生产队队长。为了支持父亲工作，母亲一方面主动争做更多家务，尽量让父亲少为家事操心，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为生产队做事；同时母亲也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参加生产队劳动。

及至实行土地改革后，母亲带头并教育我们要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遵纪守法，自觉履行公民义务，特别是要按时缴纳“爱国粮”。那时不管什么粮食作物，一收下来，扬净晒干后，我们都是先挑最好的上缴国家粮库。另外村子里收集资、农业税等，我们也总是积极缴纳，从来没有拖欠过。

随着社会发展，国家对农村、农民的政策越来越好，种地不但不再交公粮，不缴集资和农业税，国家还给种粮补贴，6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养老保险，看病合作医疗能报销，贫困家庭还有低保补助款、救济金等。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不但衣食无忧，而且用上了电，吃上了自来水，这些美好现实都是过去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联想过去逃难时曾说过的那句话，母亲常常有感而发：“你们看现在日子多好，不但一天能吃三顿饭，而且顿顿都是精米细面。”老人家的一片知足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如今，母亲已去往天国，但母亲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母亲的言传身教，我们会永远铭记。我们要向母亲学习，热爱祖国，珍惜和平，感恩社会，努力回报，以实际行动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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