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的慈母

提及徐淑花，张守宽、张国杰父子几度垂泪点击查看原图独自在阳台晒太阳的徐淑花步履蹒跚地挪向阳台上的护栏。护栏大约一米半高，离她几步之遥，并不需要费太大力气就能走到。而后，她将一截不长的电缆线系在护栏上，将头伸进了电缆线里。

张国杰发现母亲的时候，徐淑花已经以跪姿离开了这个让她觉得满心愧疚的家。徐淑花脸朝外：窗外不远，是他们曾经的农田。

3年前，张国杰罹患尿毒症，徐淑花一家随即债台高筑。

危若累卵的家庭再也经不起任何闪失，但“闪失”还是出现了：半年前，徐淑花患上脑梗塞，虽然恢复速度并不算慢，但每天五六十块钱的治疗费用还是击穿了这个内向农妇的精神防线。

“守宽，我对不住你。因咱家非常困难，给我治（病）还要花钱。咱已欠了不少的债了，为了省点钱给儿子治病，我得走了。对不（起）你了。”

在留给丈夫张守宽也是留给这个令人绝望的世界的最后遗言里，选择用最决绝的方式再爱儿子最后一次的徐淑花依旧自感于心不安。文/图记者陈学超

晴天霹雳

百万分之一几率厄运击碎梦想

生活曾对徐淑花吐露过善意。

依当地风俗，随着大女儿出嫁，这个临沂市临港区小坡村的农妇只要和丈夫张守宽一起，为儿子张国杰盖起一处新房，然后等着逐渐成人的儿子娶妻生子，两人这一生为儿女“拉磨”的任务即可宣告结束。

2006年，时年19岁的张国杰中专毕业。依靠学来的电脑维修手艺，在莒南县城里盘下了一间小店，干起了电脑维修的生意且小有收入。

儿子立业次年，夫妇二人完成了任务进度的第一步：为张国杰重新修缮了一处房屋。

虽然为此欠下5万元的债务，但压力并不算太大：张守宽有一份为人看守仓库的营生，每月能有两千块钱的收入，再加上种地的收入，断断续续，5万块钱的债务在2012年到来的时候，已经基本还清。为人公婆，含饴弄孙的晚年生活似乎已向无债一身轻的徐淑花和张守宽招手。

隐约的一丝担忧来自儿子的身体：从几年前开始，张国杰就开始反复出现身体不适症状，久治不愈。当地医院对此束手无策。

困扰不已的张守宽无意中向医生提及儿子的大舅患有尿毒症，被点醒的医生开始怀疑张国杰是否患有同样的疾病。

取样化验送检，一番折腾后，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家庭等来了他们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张国杰被确诊为尿毒症。

但这还不是最为惨烈的消息。

最为惨烈的消息是：张国杰的尿毒症属母系遗传，由一种叫做“法布里病”的罕见X连锁遗传溶酶体病引起。

这种遗传性罕见病在全国的概率约为百万分之一，无法根治。

也就是说，即使张国杰换肾，他依旧存在再次患上尿毒症的巨大可能。

这是2012年的8月，徐淑花夫妇盼望中朴素而幸福的晚年生活被现实击得粉碎一地。

稻草飘落

接连意外击垮家庭

唐吉诃德选择挑战风车，这个家庭则决定选择通过透析为儿子“续命”，但代价极其高昂。

经济账其实并不难算：

张国杰确诊之前，这个家庭的外债基本为零，储蓄也基本为零；

张守宽有一份为人看仓库的营生，每月全勤的收入约为两千元，但儿子得病之后时常耽误上班的他每月大概只能拿到千把块钱，徐淑花无收入，张国杰生病后也再无收入；

几年前，张家的五亩半地被征收，按约定应每年补偿1500元/亩，但张家只收到过第一年的八千多块钱；

在不加药的情况下，张国杰每次透析最低需要700多块钱。加药则需要八九百块钱不等。“新农合”报销一部分之后，加上路费，这个家庭仍要为每次的透析支出三四百元。即使私自将透析间隔时间延长，但张国杰仍需每三天透析一次；

除此之外，当地民政部门每年会给予这个家庭2600元左右的大病救助以及两千余元的低保，但这显然杯水车薪。

债台旋即高筑，入不敷出的张守宽和徐淑花辗转腾挪东拼西借，但借到已经再“没法张嘴”的地步，并为此背负了十余万的债务时，他们依旧看不到任何上岸的希望。

此时，只需要再放上一根小小的稻草，这个家庭就会被完全击垮，再也支撑不住。

2014年10月11日，压垮这个家庭的那根稻草在轻飘飘落下——徐淑花突发脑梗塞入院。

半个月后，徐淑花出院。这个家庭为此再背上一万五千元的债务。

徐淑花偏瘫无法自主行动，尿毒症的张国杰同样需要照顾。张守宽因此丢掉了为人看仓库的工作，这个家庭开始彻底“只出不进”，无以为继。唯一能让这个陷入绝望中的家庭看到一丝光亮的是徐淑花的恢复速度超过预期：遵医嘱，张守宽坚持每天为妻子按摩300下，加上药物和针灸治疗，徐淑花竟然逐渐开始能在搀扶下走动。

春节前，上帝再次施舍另外一丝光亮：徐淑花能够扶着东西自己走动了。

然而，现在看起来，天神此时仍旧在山顶等待这个推石上山的家庭，等待在他们将巨石推上山顶时再伸出命运之手，将巨石推落山下。

2014年腊月二十，天神伸出巨手：蹒跚锻炼的徐淑花骨折。

她没有选择手术治疗，缺钱是最大或许也是唯一的原因。

即使如此，她的此次意外依旧花去四五千块钱。

出院后，她每天需要五六十块钱来维持药物和针灸治疗。

这让徐淑花陷入极度自责。她自感是这个家庭的最大负累。

母爱决绝

最惨烈方式再爱儿子一次

除夕夜，除了嫂子包的水饺，一家三口的大年饭只有无边的沉默。“孩子治病得花很多钱，我又得每天花钱，还不如死了给孩子省下钱来治病。”徐淑花情绪愈发低落，甚至经常以泪洗面。

这样的轻生念头，她向丈夫、向为她做针灸的大夫、也向前来看望的嫂子吐露过。

面对劝说，徐淑花要么答应着要么干脆以沉默应对。她说到“死”的时候越来越少，但无人知晓这个内向的农妇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4月11日早上八点，小坡村要移公墓。张守宽吃完早饭下了一趟楼，打算骑着摩托车去公墓。

下楼之前，徐淑花交待张守宽一会上来扶她到阳台上坐下晒太阳再走。

等到张守宽再次上楼，徐淑花已经自己挪到了阳台上。

见丈夫回来，徐淑花让他把用来敲身子以起到按摩作用的痒痒挠递给她，还嘱咐张守宽再把手机放到她身边。“我有事好给你打电话。”徐淑花说。

张守宽答应着将手机放在阳台上的洗衣机上，然后出了门，骑着摩托车去了公墓。

不久之后，一直在卧室里的张国杰喊了几声“妈”却迟迟不得回应，于是走出房间，结果一眼看见了护栏上的母亲。

9点57分，张守宽接到儿子打来的电话。

电话里，张国杰哭着说：“我妈上吊自杀了。”

张守宽脑子里“嗡”的一响，又追问了儿子一遍。

而后，他跟同在公墓上的村民说：“我有事得回趟家。”

然后，头也不回地骑上摩托回了家。

在床头的缝纫机上，他看见了徐淑花留给自己的遗书。

遗书里，徐淑花说：我得走了。

这个并没有多少文化的妻子和母亲用的是“得”，而不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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