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天独厚的砚材优势成就临沂制砚文化 45年挖掘恢复及发展，让传统文化得以传承

砚，也称“砚台”，被古人誉为“文房四宝之首”。鲁砚以其品种丰富、特点鲜明、文化底蕴丰富而在砚林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其中以徐公砚、金星砚、燕子石砚等为代表的临沂砚，其天然的艺术形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形成别具一格的文人砚。

在徐公店村，即使普通村民在制作普通砚台时，也会或多或少地加入文化内涵。43岁的张玉杰，20多年时间让他从一名砚农磨练成制砚名家。为了追求徐公砚的文化内涵，学历不高的他，熟读古诗书，苦练雕刻技艺，是徐公砚制作技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砚，也称“砚台”，被古人誉为“文房四宝之首”。早在汉代时砚已流行，宋代则已普遍使用，明、清两代品种繁多。鲁砚以其品种丰富、特点鲜明、文化底蕴丰富而在砚林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其中以徐公砚、金星砚、燕子石砚等为代表的临沂砚，其天然的艺术形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形成别具一格的文人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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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村民不识砚材真身，1973年羲之砚敲开制砚大门

沂南县青驼镇徐公店村北500米处有个砚台沟，上世纪60年代，砚台沟还是条涓涓溪流，那时候小溪的两侧红土间夹杂着饼状的石块，周边土壤里亦能时常见到，这些石块天然成形，周边有细碎石乳状纵横交叉或垂直的石纹，变幻无穷而又有规律。

这些形态各异的石块对于徐公店村的村民来说很是实用，时常用来做猪圈的地面或是草屋的屋檐石亦或者垫桌脚压粮食缸。让村民没想到的是，多年以后，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石块成了外来人的眼中宝，村里一批“砚农”还靠它维生。

临沂盛产制砚的石材，除了沂南徐公石、还有兰陵薛南山石、费县金星石、燕子石、莒南紫丝石，这些得天独厚的石材，为什么能被古人看中用来制作砚台，已经无可追溯。但不妨大胆猜测一下，也许是琅琊古郡文人众多，所以文房四宝品种丰富，也许是书圣的书法带动了制砚热。

临沂现代制砚文化发展，从1973年开始，至今有45年的时间。说起临沂制砚文化，不得不说泰斗姜书璞，他是我国当代文人砚的领军人，是鲁砚开发创立人之一，更是临沂砚的发掘人，为临沂培养了大批制砚人才，为临沂制砚文化乃至鲁砚砚种恢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73年，当时在临沂市艺术馆工作的姜书璞，无意间从朋友那里得知，费县刘庄镇寺口村有种又黑又大的石块，可以用来做砚台，从那以后姜书璞时常同友人一起去费县捡石块并制作成砚台。因临沂是书圣王羲之的故里，姜书璞给制作的砚台起名叫羲之砚，此后，又因石材中含有硫化铁故称为金星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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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制砚文化历史悠久，45年前重新挖掘恢复

姜书璞早期制作的“羲之砚”，打开了临沂制砚文化的大门。再往前几百年，临沂制砚文化如何？由于历史记载稀少，已难以考证。不过，根据一些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很久以前沂南徐公石、费县金星石、莒南紫丝石及兰陵薛南山石都制作过砚台。《临沂县志》对徐公砚和薛南山砚有明确记载。其中，对徐公砚的记载为：“徐公店，县城西北七十五里，产石可为砚，其形方圆不等，边生细碎石乳，不假人工，天趣盎然，纯朴雅观。”薛南山砚则为：“薛南山产石，皆天成砚材，若马蹄、若龟壳，四周若竹节状，小者尤佳。”

石可先生(曾任青岛市文联副主席)是鲁砚大师，1973年正是石可先生带头挖掘恢复鲁砚。在他编著的《鲁砚初探》中提到，莒南紫丝石砚在清乾隆年间作为贡砚，又称莒端。金星石，虽无详细记载，但在当地民间流传，村民早有用其制砚的，因地处偏僻，未曾流传。

上世纪70年代初，国务院颁发有关发展工艺美术的文件，临沂的柳编、石刻、陶瓷、制砚等一大批手工艺制品得以发展。借此机会，临沂成立工艺美术研究所，姜书璞成为其中一员，并召集10余名教授，研究制砚文化，这批人后来成了临沂制砚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费县、沂南、兰陵相继成立制砚厂，姜书璞等人前往各个制砚厂，教授制砚工艺。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掘和恢复后，上世纪70年代末，山东省在北京举办了一场鲁砚展，姜书璞带着作品，也参加了这次展览。此后在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举办了鲁砚展，姜书璞制作的金星砚、徐公砚等临沂砚受到日本人的喜爱争相购买。

1973年至1985年期间，临沂制砚文化初步成形，1985年以后，随着工艺美术研究所的机构改革，工艺美术研究所最终被取消，以政府为主导的工艺品制作生产变为以个人、企业为主导，临沂制砚工艺迈入新的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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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石块能卖钱，村民不种地也要挖砚材

30多年前，20岁的蒋洪深曾跟随姜书璞在临沂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那时，他和同事最大的乐趣是每周坐公共汽车到徐公店挖砚材，在砚台沟挖一天，幸运的话能挖着4-5块好石材。

傍晚，他们用麻袋装着沉甸甸的砚材乘公共汽车返回，司机见他们手中好好的麻袋不装粮食装石块，直说他们“糟践东西”。

再后来，徐公店村的村民知道砚台沟的石块能卖钱，纷纷去沟里挖石块，砚农们挖的石块有的被送到了工艺美术研究所，有的则送到当地建成的砚台厂。一块砚材能卖两三毛钱，这让祖祖辈辈靠种地为生的村民大开眼界，有的甚至不种农田，也要去砚台沟挖石块。 年近60岁的村民张玉宝，年轻时做过砚农，在砚台沟他还能准确地指出老坑的位置。“那时候我才 19岁，挖了一年就去当兵了，当时一起的人很多都已经不在了。”

张玉宝说，当时挖出的砚材，厚度约三四厘米、大小均匀，是做砚台上好的材料，这些砚材多出自砚台沟两旁的红土层，后来人们把这个地方称为老坑。

今天，当我们再次来到徐公店村的砚台沟时，小溪已经没了，茂密的野草覆盖了整个老坑。如今老坑的东侧，是现代徐公砚采集地，站在这里让人感触颇深，仿佛能感受到40多年前挖掘徐公砚砚材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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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台文化得以传承，制砚工艺走进百姓家

古代文人对砚十分重视，不仅终日相随，而且死后还用之殉葬。中国的“四大名砚”为洮砚、端砚、歙砚和澄泥砚，鲁砚虽未入四大名砚，但以天然砚台见长的鲁砚丝毫不逊于四大名砚。

2000年左右，是临沂制砚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一代代制砚人从发掘砚材到制作精品，将制砚文化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今，制砚已经走进平常百姓家，在沂南、费县、兰陵等地，凡是有砚材的地方就有制砚馆，成了百姓发家致富的新路子，也形成了一项特色产业。

在徐公店村，即使普通村民在制作砚台时，也会或多或少地加入文化内涵。今年43岁的张玉杰，用了20多年时间从一名砚农磨练成制砚名家。

为了追求徐公砚的文化内涵，学历不高的他，熟读古诗书，苦练雕刻技艺，是徐公砚制作技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沂南青驼镇徐公店村国道两旁，大大小小的制砚馆有三四十家，大多数是徐公店村的村民自产自销，像张玉杰这样手艺好的人，已经不单单是制作砚台销售了，他做的砚台越来越精致，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有的都不舍得卖掉。

2017年，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张玉杰自建了一个小型的徐公砚博物馆，里面多数是他自己制作的砚品，这并不是村里的第一个徐公砚博物馆，这些博物馆展出个人作品的时候，也让参观者更加了解徐公砚的文化意义。

临沂城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历史文化责任重大。第十六届书圣文化节马上就要开幕了，每年的书圣文化节，临沂砚台都会大放异彩，让更多的人了解制砚文化的“前世今生”。我们有理由相信，临沂制砚人将沿着古人的足迹，让制砚文化得到长远发展。

文/片 本报记者李晖 褚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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