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花盛开听渔鼓代士晓

父亲，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在他去世五年后的今天，我沉重地写下这一行字，并不是草率论定，是那份悲酸的感情，沉淀了五年之后，依然挥之不去的伤痛。

五年前，桐花盛开的“五一”劳动节，我回家看望父亲母亲。那一天他只喝酒，没有吃饭。临走前他依然叮嘱我好好工作、孝敬公婆、与妯娌和睦相处……结婚多年的老套叮咛，听得我头大，敷衍地点头，上车绝尘离开。

之后不久就接到大姐的电话，说父亲病了，已经很久，在镇上打了一个多月的针，没用。现在去县城检查，医生说是肺上的毛病，不好。你回来的时候，大大不让告诉你，说并没有查出什么毛病，就是发烧，让小六知道了白白担心。大姐这么跟我说。

立刻给父亲打电话。父亲在那头大声说，他没事。“别听你大姐胡咧咧，我啥事也没有，就是肺上有个囊肿，死不了人，你安心上班伺候康康，别一趟一趟往家蹿，路远车多，危险着来。”

也的确忙碌不堪，就真的没有回家去看。后来才知道，父亲那时已经查出来肺癌，就在那个桐花盛开的季节，父亲的生命看到了尽头。曾经，他睁着已经昏花的老眼跟我说过：我和你娘，已经到了风烛残年了，说不定哪一天就该走了，你别难过，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也没啥遗憾了，就是有些对不住你娘……

那一年的桐花，将记忆中的快乐全部赶走。以后的日子里，每年看到这风铃一般的紫色花朵，心中总会风起云涌。有时候是期待着看到这花儿的，有时候又刻意回避，难忘记却想忘记，想忘记又难忘记。

小时候的桐花盛开，可以说是父亲最快乐的时候，也是我最快乐的时候。这个季节，田野里的农活远远不至于忙到手脚并用还嫌少长了，小麦开始灌浆，玉米不到下种的时候，又没有其他果木栽种，所以算来就比较清闲。然而，青黄不接的时候，人闲肚子也闲，一家十口人的生计，就担在父亲瘠弱的双肩上。

这就是男人的不幸了，没有粮食了，外出寻亲戚借，需要男人出面；没钱了，到处去跑，需要男人出面。然而，父亲在这一方面很不“男人”——— 他张不开口跟亲戚借钱借粮，但又看不了一家人的苦脸，于是，父亲就从墙上摘下他闲挂了一个春天的渔鼓，嘣嘣嘣地敲打着，吟唱起《施公案》《大八义》《小八义》。

父亲很不负责任地躲到了他的书中，跟着那些侠客行侠仗义走南闯北快意恩仇，忘记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忘记了六个女儿一个儿子需要吃饭穿衣。可是，母亲忘不了，也不能忘。这个时候，母亲的脸就特别黑，嗓门特别高，脚步特别响，像跟谁示威，然而并不吵架。

家里的空气有些滞重，姐姐们走路像猫儿一样，眼神充满了胆怯。只有哥哥一如既往地嚣张——— 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宝贝得很，他并不会看眉眼高低，只知道饿了张口，没钱了张手。

我不像姐姐们一样小心，还不懂得要小心，也不像哥哥那样嚣张，因为不曾有过特殊的待遇。我只跟在父亲身后，端一只小马扎，安静地坐在他脚跟前，仰慕地看他双手在那只渔鼓上时而急时而缓地敲击，听他时而长时而短地吟唱：彻地鼠韩章遇上了花蝴蝶哎……二侠丁兆惠就那个……

头顶上的桐花俯下脑袋探看着，喇叭状的花儿将父亲有些悲凉的吟唱送出去老远。村里像我一样因无用而闲得腚疼的毛孩子们就一窝蜂地挤进我家的破柴门，或蹲或立，指头含在嘴巴里，涎水流到下颌上，呆愣愣地看父亲，也看我。

其实，如若不是因为儿女太多闲嘴难填，父亲的人生用不着这么狼狈。因为爷爷的缘故，父亲自小颇读了些诗书，《千字文》《百家姓》《大学》《中庸》之类的，无所不读，甚至连《易经》也企图搞透。

他的兴趣广泛得很，毛笔字写得不错，中国画也能抹几笔，他还喜欢做木匠活，也会织布。大姐二姐出嫁时的嫁妆，都是他一手打制的。解木板的时候，他高了兴，就让我帮他牵墨斗画线，甚至他拉上锯我游戏似的帮他拉下锯。他的钵子刨子凿子梭头之类，也允许我乱动。

母亲说，父亲念书时还算聪明，考上了师范，但他娘也就是我奶奶死活不让他去费县念书，因为路太远，奶奶身体不好，怕她儿子一走就见不到面了。父亲的老师姓王，到家来劝说了三次，奶奶死不松口。

父亲的命运就这样，被奶奶那一口钢牙给咬碎了。后来，我们单位的老工会主席纪老伯跟我说起来，父亲居然跟他是同学———你父亲比我们小，也聪明，可命不太好。纪老伯这么说。

我想象不到，不能继续念书的父亲，有没有过反抗的情绪？他的一生倒是挺孝敬父母的，想来他对这命运也是认可的吧？不然的话，何以十八岁就娶妻生孩，一连串养了那么多儿女呢？

然而，父亲对儿女的态度是很不负责任的——— 他不让所有的女儿念书，大姐二姐上夜校也不让。我至今无法估测，父亲之所以态度坚决地不让姐姐们念书，是否也因了他娘不让他念书误了他的缘故？又或者是因为他身体孱弱，干不了地里的农活，因此要让女儿们帮他顶缸？

我只记得，农忙的时候，父亲就用一只帆布书包装着他的工具，跟在姐姐们身后去地里，然后就蹲在地堰上，打开他的半导体听广播。什么时候姐姐们的农具坏了，他会慢吞吞地拿出工具去帮忙修理。这个时候，我对父亲的感情逐渐复杂了起来。

到了晚上，甭管多么忙多么累，父亲总是要看一会儿书的。他坐在条几一侧的圈椅里，翘着二郎腿，眼睛盯着书页慢慢翻，不时抬起右手食指到嘴唇边蘸蘸唾沫捻书。母亲却将一切手边的东西摔得山响——— 也仅仅是摔，并不吵架。

我躲在里间门边，摽着门框偷偷地看他们——— 确切地说是看父亲。看他那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淡定模样，看他翻书时那认真严肃的表情。心里期待着他多看一会儿书，我多看一会儿他。

农闲的时候，父亲就开始在家中摆开摊子说书了。1997年我写了一篇散文《家有儒父》，获得了“中国石油杯”散文比赛一等奖，在那篇文章中，我主要回忆了父亲夜半说书的事情。父亲的书说得棒极了，敲着渔鼓，声情并茂，吸引了大半个村子的年轻人来听。然而，母亲很不高兴，因为要点灯熬油，还会影响孩子们睡觉。

大包干完成之后，父亲再说书就很少有人来听了。没有了听众的父亲非常落寞，常常望着挂在墙上的渔鼓发呆。后来，他就开始端了椅子去院子里的大梧桐树下坐着，轻轻拨弄那只渔鼓，终于有一天，他又放开喉咙唱了起来。这时候的听众，只有我和我那些闲得腚疼的小伙伴。然而父亲很满足，唱得很起劲儿。

那些喇叭状的梧桐花儿，始终忠实地倾听着父亲如怨如诉的吟唱，也见证着他对农事的袖手旁观和母亲的愤怒。2012年的“五一”前后，院子里那棵老梧桐又见证了父亲生命的凋零——— 生病四个多月后，父亲于那年的8月26日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他“有些对不住”的母亲。

那之后几年，我刻意回避着这紫风铃一般的桐花，也从不为她拍一张照片。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我，终于懂得了他的不负责任，是一种多么悲凉的失意与逃避。站在这偶然出现在视线里的两棵大梧桐树下，我仿佛听到父亲的渔鼓又敲响了，被这喇叭状的桐花传出去老远老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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