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河州军事防御及保障体系（上）

在我国古代边防建设中，明代是真正形成完整边防建设体系的一个时期，在这个体系中，地处西北的河州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民族关系而成为其中极其重要的一环。作为明代西北防御带上的一个重要军事卫所——河州卫，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明王朝的边防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河州的内部防御体系

1、设立河州卫，以作军事保障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为加强国家武装力量而创设了卫所制度。将明初的180万军队，编制在遍布全国的卫所中，其军籍分属中央的五大都督府（即左、右、中、前、后军都督府）掌管。卫所军的职责是保卫京城，保卫边疆，镇压地方变乱。一旦国家有事，则拨归朝廷临时任命的总兵官指挥征战。战事结束，将还朝交印，军回原卫所。明洪武四年（1371年）在河州设立河州卫，以韦正为都指挥使，属西安都卫，其管辖范围包括今天的甘肃省临夏州、甘南州、定西市的岷县以及青海省的黄南州、海南州等广大地区。《明太祖实录》卷60记载了洪武四年河州卫所属千户所、百户所的名称：“置千户所八：曰铁城、曰岷州、曰十八族、曰常阳、曰积石州、曰蒙古军、曰灭乞军、曰招藏军；军民千户所一：曰洮州；百户所七：曰上寨、曰李家五族、曰七族、曰番客、曰化州等处、曰常家族、曰爪黎族；汉番军民百户所二：曰阶文扶州、曰阳砙等处”。随着河州卫的建立，明王朝以河州为基地，将统治势力不断向甘青藏区腹地推进，洪武四年（1371年）十一月，明王朝在今青海省海南州西南、果洛州西北一带设必里千户所，属河州卫管辖，这一方面是为了拓展明朝的势力，另一方面则旨在打通通往乌斯藏的道路，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在河州设河州府，实行府、卫分治，以河州府来管钱粮，以河州卫专管戍兵。此后河州卫根据防卫形势，将所辖区域划分为南、北两大防区，北部防区管辖积石州、蒙古军、灭乞军千户所以及必里千户所。洪武八年（1375年）正月，明王朝又增置了喃加巴千户所、失保赤千户所，又在故元归德州（今青海贵德县）置归德守御千户所，置守御千户一员，武职设归德分防游击一员，主持地方军政事宜，管辖今贵德、尖扎和黄南州部分地区，属河州卫。永乐元年（1403年）升必里千户所为必里卫，但受河州卫节制，同年，又置川卜千户所于河州归德之间，属河州卫。南部辖区管辖铁城、岷州、十八族、招藏军、洮州等千户所。洪武七年（1374年）七月，鉴于河州在西北边防中的重要地位，在河州府设置西安行都卫，升河州卫都指挥使韦正为都指挥使，总辖河州、朵甘、乌斯藏三卫，可以说，明洪武八年以前，河州不仅管辖着岷州、洮州，而且还遥领朵甘、乌斯藏等广大藏区，其地位远远高于普通州府，相当于元代设在河州的吐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府。之后，随着明王朝在河湟洮岷地区的统治渐趋稳固，明王朝将西北的防御中心由招抚河、洮、岷等地的“南番”改为防御漠北的“北虏”，河州的军事地位开始下降。明洪武八年（1375年）将西安行都卫改为陕西都指挥使司，治所初在庄浪城（今甘肃永登县），后迁甘州（今甘肃张掖市），管辖今甘肃兰州以西和青海东部地区的12卫和3个守御千户所。隶属于中央右军都督府，明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进行机构调整与改革，罢撤了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由设在西安的陕西都指挥使司遥控广袤的甘青地区的卫所，河州卫当时属陕西都司。洪武十年（1377年）河州卫析为左、右二卫，原河州南部辖区归河州左卫管辖。同年，发生了西番川藏诸部邀杀明使者巩哥锁南的事件，明王朝命邓愈为征西将军、沐英为副将军率兵讨伐。十一年又“命西平侯沐英率陕西属卫军士城岷州，置岷州卫镇之”。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岷州卫除直属的5个千户所外，明王朝又将阶州、汉阳、礼店、洮州、岷州、十八族番汉军民千户所等原本由河州左卫管辖的千户所全部转归岷州卫节制，而河州左卫直属的千户所则于洪武十二年（1379年）组建为洮州卫。《明太祖实录》卷载，洪武十二年敕“河州二卫之兵止留一卫，以一卫守洮州”。这样就形成了河州、洮州、岷州三卫并列的格局，它说明了河州之地位已逐渐从军事上的战略要冲转移到政治上的重要经营方面来，河州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洪武十二年（1379年），明王朝又废置河州府，将河州卫和河州府合并为一，改为河州军民指挥使司，使之成为军政合一的机构，以提高管理效率和作战的机动性，河州军民指挥使司亦将其属下原驻军进行了整编，分为左、中、右、前、后、中前六个千户所，成化九年（1473年）十二月，复置河州，属陕西临洮府，改河州军民指挥使司为河州卫，此后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

河州卫的规模：按照明制：大率5600人为一卫，下设5个千户所，10个百户所。“其守御千户所、军民千户所，设官并同。”河州为战略要冲，兵家必争之地，加之该地区藏、回、汉杂处，政治、经济、民族诸矛盾相互交错，情况复杂。明代河州卫控扼甘青地区的众多民族，职责重大，管辖区域辽阔，其驻军规模远大于腹里军卫，据明嘉靖本《河州志》载，有常备兵员9888名，几乎相当于内地腹里军卫的两倍，再加上分封的数量众多的藏族和撒拉族土司士兵，其规模可见一斑。

河州卫的职能和主要作用：其一，管理所辖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职责，以保证明政权对该地长期稳定的统治，这也是河州卫最基本的职能。其二，统率其军事武装力量，充分利用该地特殊的地理位置，进行巩固边防，承担作战任务，保卫明王朝西部边陲的安全。

2、河州的军事防御措施

明王朝在河州的军事防御措施主要是由州城、边墙、墩堡、烽火台四部分组成。

（1）修筑州城

明洪武十二年，河州卫都指挥使徐景鉴于元代修筑的河州城靠近北塬，不利于防守，于是截元代河州城之半，向南扩展一里，修筑了新的河州城。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年），河州守备都指挥蒋昂又重修河州城，重修的河州城周长9.3里，南北长2.5里，东西宽2.2里，城墙高5丈，厚3丈，宽3丈，外壁全用青砖包砌，外面开挖了护城池，池深2丈，在城墙上修建了东、西、南相对的三个城门，因北城墙面向北塬山，故无城门，每个城门上修建了东、南、西、北四个城楼，四门楼相对，大大提高了防卫能力。

（2）建边墙

边墙即后来所谓的“长城”，是由墙和临边堡、墩、寨、关隘等防御工事构成的一道防御线，由于河州卫防御区域辽阔，压力相对较大，修筑完善的防御工事就成为明代河州防御的首选，而边墙是抵御游牧民族骑兵的有效手段。河州边墙由于其防御对象不同，主要有两条，第一条边墙为河州二十四关，也称西南边墙，早在洪武年间，明王朝沿河州西南和西北的天然屏障白石山—太子山—小积石山脉一线选择山巅、谷口、高阜显明扼要之处，以陡峭的山峰为墙，在两山之间，则高筑墙体，夹河设关，或山口设隘，在重要的关隘，另筑城堡，屯军驻守，小隘口派兵把守，用木栅、石栈为其屏障，由东而西，西而北，设置了二十四座关隘，史称“河州二十四关”。据明嘉靖本《河州志》记载，这“二十四关”的名称自西向东分别为积石关、贾剌麻山口、西儿脑山口、西山小路山口、火烧岭山口、红崖子山口、癿藏关、老鸦关、土门关、石嘴儿山口、朵只巴山口、莫泥沟山口、船板岭山口、槐树关、乔家岔山口、杀马关、宁河关、思巴思山口、沙沙剌麻山口、陡石关、大马家滩关、小马家滩关、麻山山口、俺陇关，是捍卫西陲重镇河州、抵御西南部藏族等游牧民族入侵劫略的有力屏障，重要防御藏族对内地的侵扰。明《河州志》载：“关隘，二十四处，洪武年间开设，每关官一员，军五十名把守，一年一换。小关如陡石、牙塘、乔家岔等，各拨塘丁五、六人，一年一换，轮流驻守，盘查往来行人，负责收取茶马商税和夷情禀报。”明代张雨的《边政考》对河州境内二十四关的驻军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记载：“（河州卫）贵德守御千户所，印操官全，总巡指挥两员（一巡西路，一巡南路），防守官一十七员（一驻大通河，一驻冯家，一驻弘化寺，一驻积石，一驻红崖，一驻西儿脑，一驻莫泥沟，一驻槐树，一驻乔家岔，一驻杀马，一驻陡石，一驻大马，一驻小马，一驻俺陇）。明代后期唯恐关隘疏于防守，又勒令当地土司选拔团练乡勇分布二十四关，协助兵丁长期守把。“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明廷重筑（修整）二十四关，以防蒙古部。

第二条边墙为北乡边墙，河州北乡的明代边墙是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事变”之后修筑起来的，重要防御北蒙古骑兵对河州和内地的侵扰。明代宣德以后，游牧于我国北部边疆的蒙古各部陆续南迁进入河套，可以自由出入于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之间，频繁叩边，给明朝带来了巨大的边防隐患。每年河水封冰，都有蒙古骑兵逼近黄河之北。自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开始，蒙古鞑靼小王子进犯兰州、庄浪、凉州，各堡孤远难守，大部分地方因而失地。因此，遂筑小边，明隆庆三年（1569年），参将张翼预先遍行黄河北，相识地理险要，虏贼出没，自大通窄道地方西宁下川口上下八十里，遇山崖铲削，遇沟砌石，遇地筑土作边墙一道，外凿深池，本年秋大贼自大通将入境，参将张翼用炮堵回。除此之外，明王朝还在黄河南岸的今永靖县盐锅峡小茨村到上车村也修筑了一道边墙，这条边墙大体呈东北—西南走向，墙体为夯土版筑而成的土墙，以黄土和黑褐土为主，夹杂有少量的红色黏土，夯土中掺和有砾石和少量石块，夯土层厚0.16米—0.25米。底宽0.8米—3.0米，顶宽0.3米—1.5米，高1.5米—3.0米。

明代河州二十四关和北乡边墙基本属于无人值守的边墙，仅在关门处驻扎几名到几十名士兵进行驻守，负责抵御小股来犯之敌和收取关税，若有较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则在附近的烽火台点燃烽火，就近驻兵根据烽火台传递的信息，组织兵力进行防守。边墙的修筑，与墩堡形成了遥相呼应的互为一体的防御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使蒙古和藏族等游牧民族“扼于墙堑，散漫不得出”，大大减少了河州的边患，河州军民的生命财产和正常生活因此有了更进一步的保障。

（3）修堡子

如果说边墙是河州卫防御外敌的第一道防线，那么分布各地的堡子则是第二道防线。堡子既是屯兵、养兵的场所，也是组织防御和进攻的重要场所。河州卫原额兵员不足1万，为了解决有限的兵力和漫长的设防线之间的矛盾，明王朝大力修筑堡子，以最大限度发挥河州军民的自我防卫能力，做到“家自为守”和“人自为战”，在自我防御的同时，又能保持正常的耕牧活动。堡子分为两类，一为兵堡，二为民堡。兵堡多设在交通便利的军事要冲之地，而民堡通常置于相对偏僻的乡间。永乐十二年（1414年），明朝规定：在五、七屯或四、五屯内，选择便利之地修筑一大堡子，堡子墙高七八尺或一二丈不等，堡子墙四面开门以供军民出入；近屯辎重粮草都集中于大堡子之内。大堡子设有守备、操守、防守等官，小堡子则设防御掌堡官或总旗。他们平时“守护城池，有警则收敛人畜”。凡“农务已毕，或有警收敛，则皆归墩之内”，在乡间的民堡，或二三十数家，或四五十数家，令共筑一堡子，每个堡子设总甲一人。大小堡子集传递信息和自我防御于一体，一有警报，大城四路各发柴烽信炮传示各乡，各乡即敛人畜屯聚本堡子，以谋防卫。有明一代在河州境内修筑堡子甚多，重要的兵堡有宁河堡（今和政县城）、定羌堡（今广河县城南侧，在河州一百里，有千总驻防），乾冠台堡、党家堡、银川堡、长安堡、韩家堡、尹家堡、吹麻堡、黑石山堡、高陵山堡、红土坡堡、双城堡（今临夏县双城村内）等。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三月一日，为了防备青海蒙古火落赤部的进犯，明巡抚陕西侍郎贾待问奏请在洮、河打（力）架山等处筑城堡，以加强洮、河防御……，此奏得到允准。弘治乙酉年（1489）守备都指挥康永奏设大通堡、弘化寺堡、冯家堡。大通堡，州北百八十里处，东绕黄河，北枕湟水，地接庄浪。“虏寇出入，最为险阻，官军常守。遇冬添拨官军五百名防守，冰泮（消散）放回。堡有城楼，官厅营房。弘化寺堡州北二百里，系险阻之地，遇冬官军五百名防守，冰泮放回。”嘉靖等年，蒙古骑兵时常入境抢掠，后来修筑了保安、起台、景古三堡，这样，大小不等的堡在河州地区星罗棋布，其与寨、营、隘口、墙壕、关等防御工事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内部防御网络。至于堡的作用，据《重修肃州新志》载：城堡使屯军“无事则耕，有事则战。贼寡则本堡之兵，贼多则近堡合力，各大城兵马相机应援。大则可以斩获成功，次则亦可夺获抢掠，不至损失”。

（4）建烽火台

在明代河州整个军事防御体系中，烽火台则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明王朝在修筑城堡边墙的同时，在河州卫境内修筑了大量的烽火台，作为军事信息预报系统，明代河州烽火台的修建重要的有两条路线，西南线基本是沿着边墙二十四关设立，是为守御二十四关而设立的附属军事设施，自西北向东南分别有大墩烽火台（位于今积石山县大河家大墩村内），马鞍山烽火台（位于今积石山县大河家镇甘河滩村周六家社北1800多米处）、墩坡山烽火台（位于今积石山县吹麻滩镇方家村六社北面）、土门关北烽火台（位于今临夏县麻鸡镇关门村轲坨社西300米）、大庙山烽火台（位于今临夏县韩集镇双城村大庙山自然村西侧）、梁家山烽火台（位于今临夏县韩集镇双城村北侧的梁家山上）、大古堆烽火台（位于今和政县城关镇上新村上巷社西侧）、鱼嘴山烽火台（位于今康乐县苏集镇南侧的鱼嘴山上），景古烽火台（位于今康乐县景古镇北侧）等。另一条则是沿着交通要道设置，主要是军事报警设施，据明代嘉靖本《河州志》记载“烽堠二十一处，天顺二年（1458年）设立，每一处军五名常守。”这些烽火台分别为小茨烽火台（今永靖县盐锅峡镇小茨村西南800米处的台地上）、方台烽火台（今永靖县盐锅峡镇方台村西南100米处）、焦家烽火台（今永靖县盐锅峡镇焦家村西1.2千米处的黄河北岸二级台地上）、红城寺烽火台（今永靖县西河镇红城寺村南2千米处的第二台地上）、焦河东湾烽火台（今永靖县杨塔乡胜利村东900米处）、康家岭烽火台（今永靖县坪沟乡坪沟村前湾社西南300米的康家岭山顶上）、墩湾烽火台（今永靖县坪沟乡佘台村墩湾社西300米处）、大山坪烽火台（今永靖县新寺乡塌崖村大山坪社东800米处的大山坪顶上）、关山烽火台（今永靖县三塬镇三联村关山社南150米处的关山山顶上）、川城烽火台（今永靖县川城镇川城村西50米处）、小岭烽火台（今永靖县小岭乡泉沟村西北300米的山坡上）、马家东山烽火台（今永靖县新寺乡崖头村东200米的马家东山的山顶上）、祁山烽火台（今永靖县坪沟乡祁山村西北1000米处的山岭上）、大泉烽火台（今永靖县坪沟乡大泉村东面的山岭上）、塌崖烽火台（今永靖县西河镇二房村王家咀社南的司家岭上）、冯家坷坨烽火台（今永靖县三塬镇向阳村坷坨社西南500多米处的黄河岸边的台地上）、尕塬烽火台（今临夏县南塬乡尕塬村3、4社东北600米处）、朱家墩烽火台（今临夏县桥寺乡朱家墩村东500米处）。这些数量众多的烽火台的设置，可以及时将相关军事信息传递至各墩堡和河州城，以便当地驻军及时组织力量进行防御或者坚壁清野。此外，从烽火台的设置情况看，河州北乡的烽火台较为密集，可能与此处是“青海蒙番各族及河州商民往来出口贸易孔道也”的缘故。

总体上讲，河州的军事防御是河州城为中枢，以边墙（二十四关）为分界，以散处各地的堡子为依托，堡子各自为战又互相配合，以烽火台传递信息并配合作战的有机联合防御工程体系，是我国古代先民军事防御作战经验的总结。虽然其军事防御不可能从根本上安定边境，藏族、蒙古骑兵也曾多次深入边墙内，攻陷堡寨，但在总体上为保卫当地人民的生产与生活，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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