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钱锺书的精神世界

《钱锺书交游考》谢泳著九州出版社钱锺书是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在他逝世20周年之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站在一个“钱学”爱好者的角度,将自己近年来对钱锺书的传记研究、生平史料以及学术趣味的研究、解读文章结集成《钱锺书交游考》一书出版,使我们更透彻地了解钱锺书的学术领域和他的精神世界。

本报记者曲鹏

索隐考据《围城》人物原型

从专注于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到从事西南联大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谢泳一直在关注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史。近些年来,钱锺书成为他关注的对象。他自诩为“钱学”爱好者,自然也对钱锺书作品的索隐线索津津乐道。

钱锺书在《围城》序言中说:“角色当然是虚构的,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机会、放弃附会的权利的。”谢泳认为《围城》具备索隐的前提,在关于《围城》的研究中多少都会借鉴一些索隐的结果和方法。不同的是,有的索隐流于花边八卦猎奇,他的索隐却是史料的挖掘、发现及探讨。借助索隐的方式,谢泳考据出《围城》中人物的原型,褚慎明是许思园,苏文纨是赵罗蕤,曹元朗是叶公超,写成了《<围城>的五个索隐问题》《<围城>涉及的人与事》等文章。

谢泳注意到《围城》中有一个细节,赵辛楣离开三闾大学前,把一些书留给了方鸿渐,其中有一本“拉斯基所作的时髦书《共产主义论》”,结果被人告了密。在谢泳看来,凡《围城》里提到的书,没有一本是钱锺书编造的,都是钱锺书平时熟悉的著作和杂志,他说这是一本“时髦书”,以此可以观察当时知识界的风气。1935年,钱锺书曾写过一篇读《马克思传》的随笔,他的评价是,“妙在不是一本拍马的书,写他不通世故,善于得罪朋友,孩子气十足,绝不像我们理想中的大胡子”。谢泳从这些细节判断,钱锺书对马克思、共产主义这类思潮和人物有相当认识,“对当时流行思潮保持警惕的习惯,可能影响了他一生的选择和判断”,这也是成就他独立性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坊间一直认为钱锺书对陈寅恪评价不高,主要出处在于1978年钱锺书在意大利的一次会议上批评过陈寅恪,在演讲《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时说:“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与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话柄更无谓的问题。今天很难设想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文学研究。”钱锺书没有点陈寅恪的名字,但众所周知,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谢泳的观点是,钱锺书之所以批评陈寅恪,其实是涉及了一个中国文学批评和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方法问题,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以诗证史”“诗史互证”,钱锺书的专业是文学,陈寅恪的专业是历史,两人产生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实属正常。若以此来证明“钱锺书看不起陈寅恪”,不过是无稽之谈。

诬陷材料也有历史价值

在好友韩石山的印象中,谢泳还在山西工作时,每逢周末必去一趟旧书市场,风雨无阻。有一次谢泳见到几麻袋据说是从省政协收购的废旧档案,如获至宝,几千块钱买回家。韩石山怪他不还价,他却觉得自己赚了:“要是在潘家园,没有两万拿不下来。”

在学界,谢泳虽非科班出身,但他多年来对原始材料的选择和重视,使他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分析、研判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学术性。对新史料的发现,构成了这本《钱锺书交游考》。尽管这些史料并未改变文学史上对某人某事的结论性评价,但正是由于这些史料,才让历史真正鲜活起来,有血有肉,人物的面目也更加清晰,有情感、有故事、有思想。

在《钱锺书交游考》中,收录了谢泳谈论钱锺书在“清华间谍案”中的历史迷雾,讲到了这个事件对于钱锺书后半生的影响,最大限度靠近历史的真相,其中收入的“间谍”李克的信件属首次公布,弥足珍贵。

这个事件未见于钱锺书、杨绛的回忆,也不见于两位先生的传记。对于这一事件的挖掘,起源于谢泳在旧书摊发现的一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这份材料现在已经被证明是诬陷材料,但钱锺书夫妇一开始并不知情,直到“文革”时期才了解此事。在《干校六记》中,杨绛有比较含糊的记述:“过一天默存到菜园来,我就说:‘必定是你的黑材料作祟。’默存说我无聊,事情已成定局,还管它什么作祟。”

尽管追究半个多世纪前的诬陷材料所要承担的政治和道德责任已没有意义,但在谢泳看来,“首先不是从道德方面去追究诬陷者的责任,或者肯定钱锺书的勇气,而是把它作为判断钱锺书思想和人格的一种辅助材料”,如果诬陷者真实存在,这份材料就具有“超越历史真实的思想史价值”。

笔记难读,传记难写

作为钱锺书的研究者,谢泳多年侧重于他的传记研究、生平史料以及学术趣味,但他依然没有为钱先生写传记的打算,原因是翻阅了钱锺书的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后,“知难而退了”。

杨绛在生前将钱锺书的全部读书笔记汇编为《钱锺书手稿集》出版,分《容安馆札记》《中文笔记》《外文笔记》三个部分,全部手稿扫描印行,保留着手稿原貌,其中《容安馆札记》三册、《中文笔记》二十册、《外文笔记》四十八册。作为钱锺书的手写笔记,字迹潦草难认,给学习研究者带来了较大的困扰,《外文笔记》内容更为庞杂,涉及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拉丁语、希腊语等七种西方语言,囊括四千余种外文图书、期刊的笔记。这些读书笔记展现了钱锺书无法抑制的求知欲和对生活的兴趣,文学、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历史学和政治学,书信和自传、优美的诗歌、通俗的故事、轻松的笑话等等,无所不包。在谢泳看来,若是想全面了解钱锺书,他的手稿集是必经之路,手稿篇幅巨大,内容广深,而且外语方面若没有一定造诣,《外文笔记》更无法看懂。

除了公开出版物,钱锺书的私人信件少有披露。2013年5月钱锺书私人信件拍卖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因杨绛的反对而停拍。在私人信件中,写信人所谈的思想、心情以及对人对事的看法,往往在公开文字中看不到,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历史事件的真相。谢泳曾经关注过这批信件,他认为这些书信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比如一封信中钱锺书提及鲁迅:“三年前鲁迅纪念时出版之传记,即出敝所人撰著,中间只字不道其原配夫人,国内外皆有私议而无声言者。”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地位的重要性,使得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与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但在钱锺书的文字中很少提到他。不提及鲁迅并不意味着不读鲁迅的作品,1979年钱锺书访美时,记者问他关于鲁迅的观感,钱锺书回答:“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适宜写Short-winded(短气)的篇章,不适宜写Long-winded(长气)的,像是阿Q便显得太长了,应当加以Curtailed(修剪)才好。”即便到了晚年不得已提到鲁迅的时候,也是尽量少说或者不说。在谢泳看来,解读钱锺书与鲁迅的关系,是理解钱锺书心理与思想的一个角度,对于深入了解钱锺书有莫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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