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河州驿站的设立和发展

宁河城——和政驿所在地

明清两代在河州境内设置了数条驿道和驿站，这些驿道和驿站将河州同中原和甘青地区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整体，使得整个河州地区被统一到中央政府的领导之下，同时这些驿站又对河州当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驿站是古代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我国驿站最早设立于商代，至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明清两代的驿站建设在历代驿政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河州自古以来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是丝绸之路南道和唐蕃古道必经之地，“茶马互市”之中心，商业贸易的重镇，享有“河湟雄镇”的美誉。明清两代为加强对河州这一战略要地和境内众多的少数民族的管理，保障“茶马互市”的后勤供应，在河州设置了众多的驿站，建立健全了一系列管理制度，使得驿站建设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临夏境内驿道的基本走向

明清两代驿道和驿站建设以河州府治所在地（今临夏市）为中心，分为东线和西线，具体有东线、西北线和西线三条交通线。

（一）东线——由河州东行至临洮的驿道

河州至临洮驿道是汉代以来河州通向关中的通衢大道，也是丝绸之路南道驿道的重要一段，是明清两代连接河州卫、西宁卫等西部众多卫所与京师之间的枢纽，具体路线为：自河州出发，渡过大夏河，沿牛津河南行，越南阳山，经和政县篙支沟，到广河县城，然后上广河县南山，翻越今康乐与广河县交界的堡子山，从康乐县流川乡新路坡附近下山，顺着今康乐县境内的苏集河、三岔河东行，渡过洮河到临洮，这条驿道全长约105公里。明清两代在这一段驿道基本按60里置驿，自西向东共设有三个驿站，分别为凤林驿（今临夏市大西关），和政驿（即元代宁河驿，今和政县城关镇）、定羌驿（今广河县城南侧）三个驿站。明代嘉靖本《河州志》详细记载了这三个驿站的具体位置：“凤林驿，在州西南400步，即旧凤林县基也……庚申，知州刘卓督同驿丞李绍芳重修”；“和政驿，在州南六十里……庚申，知州刘卓督令署驿事省祭马秉仁重修本驿，创建仓厂”；“定羌驿，在州南百二十里……庚申，知州刘卓督令署驿事省祭曹廷佐重修本驿，创二仓厂”。

明代驿站之下设总铺和递铺，递铺任务单一，职专“公文递送”（主要是朝廷政令），递铺的铺距，洪武元年正月规定：“急递铺，凡十里设一铺”。实际虽非如此划一，但以十里和二十里者居多。明代河州至临洮这段驿道共设置有11个递铺。据明嘉靖本《河州志》载：“总铺，旧在南门下稍门内，今废，嘉靖辛酉，知州刘卓改建州门前，中堂三间，门一座；十五里铺、三十里铺、四十里铺、宁河铺（州南六十里）、积庆铺（州南八十里）、他剌坪铺（州南百里）、定羌铺（州南百二十里）、应山凹铺（州南百三十里）、当川铺（州南百六十里）、刘川铺（州南百八十里）。

明代在这一段驿道除设立的四个驿站和众多的递铺外，为了保障由官府主导的河州茶马互市对茶叶和马匹的巨大运输量，在驿站之外还分别设立了三岔、定羌、和政、凤林四个递运所。递运所是专门从事货物运输的组织，其主要任务是预付国家的军需、贡赋和赏赐之物，它的设置，是明代运输的一大进步，使货物运输有了专门的组织，这些递运所独立与驿站，而由各地卫所管理。河州设立的这四个递运所，因河州是明代设立的四大茶马司之一，主要承担着保证河州茶马互市所需的茶叶和马匹贸易的运输工作。

明代在河州设立的递运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到了明代嘉靖十年（1531年），运转了近一百年的递运所被裁撤了，其运输货物的职责归由州府和驿站兼任。明代嘉靖本《河州志》对这一情况进行了记载：“凤林递运所，旧庆安库基，嘉靖辛卯裁革，附凤林驿丞管理”；“和政递运所，嘉靖辛卯裁革，附和政驿丞管理”；“定羌递运所，嘉靖辛卯裁革，附定羌驿丞管理”；“三岔驿递运所，在州南百八十里，嘉靖辛卯裁革，本所大使仍留，该吏管理夫役，移府听差”。

清代在这段驿道的驿站和递铺设置基本与明代一致，但驿站和递铺名称略有变化。据康熙四十六年编修的《河州志》考定：河州至临洮驿道递铺为11个铺驿，分别为在城驿（原明代凤林驿）、和政驿、定羌驿。递铺有“在城铺（原明代总铺）、南十五里铺、三十里铺、四十里铺、和政驿铺（州南六十里）、吉庆铺（州南八十里）、街子铺（州南一百里）、定羌驿铺（州南一百二十里）、阴山湾铺（州南一百三十五里）、当川铺（州南一百五十里）、三渡水铺（州南一百六十里）”。

（二）西北线——河州经积石峡至循化驿道

河州经积石峡至循化驿道是元代开通的一条驿道，全长180里，这条驿道的走向，《河源记》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其基本路线，线路为“自贵德州行四、五日至禹贡积石州（约在今积石山县大河家一带）过踏白城银川站（约在今积石山县银川乡西番庄一带）至安乡关”。明代河州至循化驿道仍沿元代驿道而行。《西宁府志》卷二十五《官师志》记载：“刘钊，河州人，正统中（公元1431-1449年），奉命整饬贵德、自积石关抚有番人七十二族，开设诸屯垦，立茶马司，易马一千七百匹……沿途广设番驿，与河州消息相通，规模粗备”。明代在这条驿道设置了五个驿站，分别为银川驿、长宁驿、清水驿、边多站、保安站。这条驿道的路线基本路线为：自河州出发，上今临夏县北塬，经临夏县井沟至积石山县银川乡银川驿，再西北行60里到长宁驿（今甘肃省积石山县大河家镇），从长宁驿出积石关西行50里至清水驿（今青海省循化县清水乡政府所在地），在西南行60里至边多站（今青海省循化县文都乡境内），又西南行80里至保安站（今青海省同仁县保安城）出。这时驿道不仅通往青海循化，还可到达青海贵德（明代属河州卫归德千户所（所治在今青海省贵德县河阴镇）。《循化厅》载，“厅治六十里积石关，七十里银川铺，五十里河州城。明代嘉靖本《河州志》详细记载了这段驿道的驿站设置情况，“银川驿，在州西六十里，土性碱下，不堪驻节，嘉靖庚申，知州刘卓督令驿丞刘定虽经修理，亦随坠累，今议改修，未果，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知州聂守中增修公馆三座，驻节始便”。“长宁驿，在州西百二十里，旧积石州基堡内，察院、布按二司各一所，嘉靖庚申，河州知州刘卓督令驿丞孙九思重修。

明清两代在河州至循化这段驿道共设置有9个递铺。明代嘉靖本《河州志》和清代康熙本《河州志》对这条驿道上的递铺位置进行了记载：“干沟铺（州西十里）、红土坡铺（州西三十里）、水泉坪铺（州西四十里）、银川铺（州西五十里）、木叶站铺（州西六十里）、石岭铺（州西七十五里）、焦红岭铺（州西九十里）、样卑铺（州西百里）、长宁铺（州西百二十里）。

（三）西线——河州经达里加山至循化驿道

到了明代后期，鉴于积石峡道路狭窄崎岖、不便大队人马的通行，河州经积石峡至循化驿道逐渐改线移辙，改由经今临夏县和青海省循化县交界的达里加山而行。这条道路早在唐代就已开通，例如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临洮兵备道檄文河州营千总韩喃唢率本营兵500余人，就是沿此道进入循化城，以后此线逐渐成为河州通往循化的驿道。清初沿明制，顺治五年（1648年），裁革银川驿站，顺治十八年（1661年）又裁革长宁驿站，此后西线驿道改走达里加山。清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移河州厅于循化，十一月，陕甘总督杨宝琚奏请：河州厅移循化，司理……一切事务，关系綦重，兼以小路崎岖，距离窎远，必得驿马崎岖，方无贴误……各驿所递文本，俱由一路走……”据《循化县志》记载，“自厅至河州200里”，始增设韩家集、盘坡根驿站，配备了驿卒马匹，这条驿道至清末一直通达。其具体路线和路程为：由河州沿大夏河西南行，至今临夏县双城后，再沿老鸦河西行到韩家集，其间50里，再西行30里到老鸦关，再行20里到盘坡根驿，再行25里至今青海循化县起台堡，再行25里至循化立伦驿，再行50里达于循化城。

光绪二十一年，河州发生回民起义，经广河县、康乐县到临洮县的南路被反清回民起义军攻占，东路驿寄艰难，一度将驿站添设于东乡唐汪川，又添设于北乡之哈脑渡，刘家峡收抚后，始复旧制（《禀请筹款拨队修筑莲花渡堡城》杨增新）。

驿站的管理

明清时期的驿站，均设驿丞（明清之制，掌管驿站中仪仗，车马，迎送之事，不入品），具体负责一个驿站的管理职责。驿站内配有驿卒，轿夫和马、驴、牛等，驿站还要储备充足的粮食，以供过路差人食用。

对驿站的管理，明代实行中央与地方双层的管理体制。中央的管理机构为兵部车驾清吏司，地方为省和府、州、县。省级由布政司与按察司分别命官监理，州由知州总领而稽核之。

递运所也有专门负责的官员，设大使，副使各一人，另还设有百夫长。运输任务陆驿由军卒承担，每个递运所都配置有车辆，大车能载米十石者，每车人夫三名，牛三头，布袋十余。小车人夫一名，牛一头。递运运输，基本上采取定点，定线，兼以接力的方法。

急递铺每铺设铺长一人，由各州县于额设司吏内选之，职在“专一巡点所辖辅分，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做到安全、快速；凡递送公文，照依古法，一昼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铺，昼夜须行300里。但遇公文至铺，不问角数多少，须要随即递送，无分昼夜，鸣铃走递。督令各铺司兵，如法走递，铺长失于整点，随即问罪。每月置立文簿，当该提调官署押写递过分文时刻、角数，以凭稽考”。明清时期的河州地处西北边陲之地，属驿道僻路，每个递铺铺兵一般为三至五名不等。铺兵按照各地州县配定的名额，在本地粮户一石五斗以上二石以下者充当佥编应役。

清代的驿站管理体制基本上继承明朝的制度，中央有兵部的车驾清吏司总领，任命官员七人，主管全国驿道驿站，地方上由驿丞承办具体事务。《清史稿》记载：“驿丞，未入流。掌邮传迎送。凡舟车夫马，廪糗庖馔，视使客品秩为差，支直于府、州、县，籍其出入。雍正六年，定满人不得为驿丞。

据康熙四十六年编修的《河州志》载，清初河州的凤林、长宁、和政、定羌四个驿站原额设马70匹、喂马夫和送公文马夫共53名、牛49头、夫49人。康熙三十年（1691年），鉴于原长宁驿已久已裁革，剩下的三个驿站马减至26匹，夫18人，牛14头。每一匹马日支工料银5分，驿卒役夫支工食银3分，每牛日支工料银5分，每夫工食银3分，全年马、牛、夫、夫工料备支银1145.6两，与润加银88.8两。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以上三个驿站仅留驿马4匹，工料食银按既往标准供给。

清代河州至临洮驿道的递铺设有驿兵57人，岁支饷银156两，这11个驿铺的人员配置情况为：“在城铺有铺兵24人，十五里铺有铺兵3人，三十里铺有铺兵5人，四十里铺有铺兵3人，和政驿铺有铺兵4人，吉庆铺有铺兵2人，街子铺有铺兵3人，定羌驿铺有铺兵4人，阴山湾铺有铺兵3人，当川铺有铺兵3人，三渡水铺有铺兵4人。

驿站的衰败

清朝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总崩溃期。随着封建制度发展的旧式邮站，自然也出现了许多无法弥补的弊端，尤其是生活在封建驿政下的劳苦大众，不堪忍受繁重的劳役，服役人员纷纷逃走。同时在驿道上，还有不法的官吏不断进行勒索，造成文报迟延，通信阻塞，邮务不能正常进行，不能担负起邮驿通信的重责，成为社会的赘疣，没有必要再存在下去了。当时一些有识的革新之士，早就提出取消这种过时的传统驿站，晚清著名思想家冯桂芬，专门写了一篇《裁驿站议》，文章深刻揭露了清政府邮驿的流弊，指出有一名道员以往来贺节贺寿为名，竟用了500里排单，大大浪费人力物力，并大声疾呼：“国家以有限之帑项，既饱县官私囊，复递无足轻重之例信，亦何贵此驿站为乎”。他认为应当下决心取消驿站，改设近代邮政，既利于官，又便于民，不仅可以省去国家每年300万元的开支，而且可借邮政收入数百万之盈余。一时，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纷纷撰文，论述旧式邮驿之不便，新式交通通信设备之必须。在形势的逼迫下，清政府于1896年始办新式邮政，驿站逐渐被代替，到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北洋政府终于宣布将驿站全部撤销，官署公文由邮局寄送，河州驿站同全国一样，迈步进入了新式邮政时代。

明清两代在河州担任驿站的驿丞，都是一些不入品的官吏，由于官职卑微，大多数人都没有载入史籍，留下姓名者寥寥无几，但其中却有一个驿丞却是必须大书特书的，那就是一度担任明代定羌驿丞，后来担任南京大理寺卿的廖庄，字安止，吉水人。在担任定羌驿丞以前，廖庄历任刑科给事中，南京大理寺少卿。明代宗景泰五年（1454年），因上疏请代宗立前英宗之子为太子，“使天下臣民都知道陛下有公天下之心，岂不美哉？”被代宗衔恨，第二年被廷杖八十，谪定羌驿驿丞。在任定羌驿丞的两年时间，勤于政事，廉洁奉公，尽心竭力，使驿站建设得到了很大发展，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爱戴，明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廖庄被召回朝廷，据明嘉靖本《河州志》载：“临行居民不舍，于定羌寺内立碑，刻公小影”。

河州境内设立的众多驿站，在通讯手段十分原始的情况下，担负着明清两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信息传递任务，尽管其速度与数量与今天的现代通讯和运输无法相比，但就其组织的严密程度，运输信息系统的覆盖水平也不亚于现代通讯运输，在河州不十分发达的古代交通运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新闻推荐

和政“企业+”模式助推脱贫攻坚

本报和政讯（通讯员张臻林）今年，和政县按照“一个企业带动一个产业、一个产业带富一方群众”的理念，坚持通过扶持、招商引资...

和政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和政县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