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君武最早在国内宣传马克思著作

马君武先生其实是在中文报刊上介绍马克思著作书目的第一人。（资料图）

■吕欣忆

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个传播西方文化的热潮。民国元老、桂林马君武先生也曾参与其中，并且成果丰硕：仅1902年至1903年短短两年时间里，他即以惊人的速度、达雅的文笔，接连翻译出版日本福本诚《法兰西今世史》，英国达尔文《天择篇》《物竞篇》、斯宾塞《女权篇》《社会学原理》、弥勒约翰《自由原理》等著作，还发表译介西方新学和抨击时弊的文章20多篇。当时他正留学日本，期间广泛阅读西学著作，并进行翻译介绍。有研究专家指称:马君武可说是近代中国继严复之后，传播西方学说、翻译西方著作最有成绩的学者和翻译家之一。他本人亦谦虚而自信地自称：“于鼓吹新学思潮，标榜爱国主义，固有微力焉。”

“鼓吹新学思潮”来宣传“社会主义”

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初，在传入中国的西方哲学和政治学中对中国近代思想影响最大的，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是卢梭的“民约论”。前者以生物进化、生存竞争的原理，启发了中国人的头脑，适应了救亡图存、要求变革的需要；后者以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思想，武装了中国人的头脑，适应了要求民主自由、反对封建专制的需要。所以以“两论”为中心，配合其他有关西方学说的传播，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马君武于“两论”的传播是有大贡献的：尽管最早传播“进化论”的是严复，但是第一个全面系统地宣传和译介达尔文学说的是马君武；虽然第一个把卢梭的《民约论》介绍给中国人的是日本人中江笃介，但是第一个用中文译成《足本民约论》的也是马君武。

在1902年至1903年间，马君武大量从事翻译或介绍西方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方面的著作，原意是为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宣传“新民”学说、实现其改良主义的政治目的而服务的。但马君武从中受到启示：西方的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等学说是为资产阶级推翻残暴的封建专制统治而服务的，与维新派的保皇改制、实行君主立宪大相径庭，而与孙中山的“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革命理论，恰相吻合。所以，当他和孙中山接触交往后，认识到康、梁与孙中山的主要区别：“康、梁者，过去之人物也；孙公则未来人物也。”故而，他舍弃康、梁而投身孙中山革命营垒。

马君武“鼓吹新学思潮”的一个内容，就是宣传“社会主义”。但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不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的科学社会主义。按照他们当时的说法，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民生主义等，这些都可算作“社会主义”。据现有资料看，自1902年起，马君武就开始撰著文章介绍西方的“社会主义”学说了。其中比较重要的文章有：《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社会主义之鼻祖德麻司摩儿之华严界观》《社会党巨子加菩提之(意加尼亚旅行)》《圣西门(一作西士门)之生活及其学说》。而当中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颇值一提。

肯定马克思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地位

《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以“君武”之名，1903年2月15日发表于《译书汇编》第2年第11号。《译书汇编》是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出版最早的月刊，这本杂志的基础，是中国留日学生1900年在东京成立的第一个译书机构，即译书汇编社。这个机构主要通过转译日文书刊内容，向国人介绍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翻译具有启蒙意义的西方书籍，对于促进中国青年的民权思想，“厥功甚伟”。马君武在该社编辑出版的《译书汇编》及《政法学报》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他翻译的达尔文《天择篇》、穆勒《自由原理》也在该社编辑出版。

马君武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中，开篇即梳理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源与发展脉络，概括性地指明了社会主义思想发展过程的重要代表学者，点明马克思（KarlMarx，当时译作马克司）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地位。他说：“社会主义者Socialism，发源于法兰西人圣西门Saint—Simon、佛礼儿Feurier（今译傅立叶），中兴于法兰西人鲁意伯龙LouisBlanc（今译路易·勃朗）、布鲁东Proudhon（今译蒲鲁东），极盛于德意志人拉沙勒Ferdi-nandLassalle（今译拉萨尔）、马克司KarlMarx。”

在这里，他将马克思与拉萨尔并列，看作社会主义经法国人圣西门、傅立叶、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创始与发展，在德国人手中达于极盛的象征。其观点与当时流行的西方社会主义观点一致。马君武接着指出，圣西门以来的“社会党人”认为，社会的发展已经历三个阶段，而“社会党人”共同的信念是，社会必将发展，“社会者，发达不息之有机体也，其必有一日焉，打破今日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举社会皆变为共和资本，共和营业，以造成一切平等之域。”

马君武接着比较社会主义与进化论的异同，说明社会主义与进化论虽有不同，但又关系密切，且有相通的地方。他不惜笔墨从三个方面分别阐释了社会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相通”的道理。他对“社会主义”也持赞赏的态度，如：“凡怀热心图进步之国民，未有不欢迎社会主义者”，因为实行社会主义后，“人群必大进步，道德、智识、物质、生计之属必大发达，此世界之光景一大变”。

文章的最后，马君武叹言，当今与国人谈论“社会主义”思想，不惊奇怀疑和退避拒绝的少而又少，就如鱼鸟闻声而避一样。他写道：“以今日中国文化之程度，进而与之言社会主义，其不惊疑却走也几希。”但不能听任此种情形的继续，他接着写道：“欧罗巴之世界，既有此种奇伟光明之主义，而忍使吾国人昧昧然不知其为何物，则非以输入文明为己任者之本心。”并且，近人有假托《礼运》篇的片字只义，“演为大同条理，陈设制度，以期实行”，其所为实乃“以一人为牧人，以众生为牛羊，而听己之指挥焉，偏于一面而不知竞争不息之旨，则是欲进化社会，而反致之于退化也”（笔者注：这里，应是马君武对康有为在《礼运·大同篇》中寻章摘句而附会社会主义的批判），因此，“不可以不辨”。他认为极有必要著文，介绍辨别，让国人真正地了解、知晓“社会主义”为何物。

在中文报刊上介绍马克思著作书目的第一人

为引导人们认识、研究“社会主义”学说，马君武在他的文章的后面，专列一书目———社会主义学说代表人物的代表著作，即“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他为书目写下简单的导言：“社会主义诚今世一大问题。最新之公理，皆在其内，不可不研究也。今介绍其党中巨子最有名书如下。”所附“社会党巨子最有名著作”26部（以法、英、德原文书名列出）。“社会党巨子”指开篇列举的六位“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所附著作名目有圣西门6部、傅立叶1部、路易·勃朗1部、蒲鲁东3部、拉萨尔10部，以及马克思5部。其中列在最后署名“马克司所著书”5部，像其他著作一样，均系西文书名，它们的排列是：TheCon—ditionoftheWork-ingClassinEngland，1845；MiseredelaPhilosophie，1847；ManifestooftheCommunistParty，1847；Zur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1859；DasKapital。

马君武开列“马克司所著书”的书名英、法、德文并用。以我们今天的译名来看，第一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实系恩格斯所著，第三部《共产党宣言》，乃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其余第二部《哲学的贫困》、第四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第五部《资本论》，才是马克思的独立著作。

当时马君武虽有不察，将5部书都算在马克思名下，但其所开列的书目，仍非同寻常———在马克思学说传入中国的历程中，它是较早一份包含马克思、恩格斯代表作的珍贵目录。2016年“七一”前后，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在上海共同举办“马克思主义传播在中国”的特别展览。展览揭幕时，新华社发的报道中即称：“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陈望道之外，清末著名学者梁启超、同盟会第一任秘书长马君武等人曾参与介绍和传播马克思及其思想……根据展览资料，‘民国元老\’马君武是在中文报刊上介绍马克思著作书目的第一人。”新华社的报道中还提到，《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列举的马克思著作书目，“这是最早在中文报刊上出现关于马克思著作书目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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