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为初心付此生 —

我建议农村税费改革的始末

□口述张学新整理本报记者张东方

2000年12月30日，《聊城日报》对张学新的报道

1978年是我们国家命运大转折的一年，那年10月我考上了聊城师专，由一个农村青年变成了大学生。

年底，我父亲落实政策由强迫下放转为离休，我妹妹接班成为教师。是1978年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好政策改变了我们全家人的命运。对党对祖国我心存感恩，立志学成报国，这是我建议农村税费改革的初心。

1980年7月毕业时，我有两种选择：留校和从政。我从农村走出，农民渴盼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我崇拜海瑞、彭德怀那样为民请命的好官，于是选择了下乡镇。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省委组织部备案的选调生。

1980年，农村改革全面推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象火山一样喷发出来，收入成倍增长，各地涌现了许多万元户。但从1983年起，农民上交国家和集体的部分（即提留）有所增加，个别村、个别户发生提留难，到1984年，提留竟成了一些乡镇的第一难工作。我当时所在的乡是新建乡，底子差，成为最早进入提留难的乡镇之一。1985年10月，乡里为了收取1986年的提留，雇用了汽车，对不交提留的户，强制拾掇东西。搞到月底，完成提留的村不到三分之二。在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太太家里，干部扛走了她炕头上的半袋小麦，老太太满眼含泪……，她很像我患病在床的母亲，我鼻子一酸赶紧低头走出屋去。一天，我在乡党委书记办公室里，看到了内参上某省因收缴提留逼死人命的报道。

提留难已经是这样的普遍和严峻！它毁了乡镇干部的形象，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影响着我们国家的政治稳定。我的心无法平静，能否从政策上从方法上改变提留难？成为我经常思考的问题。

我感到对农民致富程度的夸大宣传，是政府机关加大提留额的原因。农民负担除年终提留外，还有乡、村及乡镇部门随时敛取的出外工补助、杂费、捐助、罚款。提留、随时敛款没有定额、政出多门是加重农民负担的三大因素。合理的、不合理的混杂在一起，给乱罚款、乱收费提供了方便，也给想不交的农民找到了借口，这是加重农民负担造成提留难的制度、方式原因。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堵住乱罚款、乱收费肆意加重农民负担的口子，一要端正对农民经济状况的认识；二要对农民的各项负担进行清理规范，解决提留、敛款没有定额和政出多门的问题。能不能“以税收或其他法定的收费办法来解决”农民负担问题？采用费改税，新的税收法规首列村干部工资、办公费和出外工款，并囊括农民的一切社会负担。收上去，拨下来，不再向农民搞提留。

我要把我的想法反映给国家决策机关！白天参加乡里的集中活动，晚上就在煤油灯下梳理我的这些认识。越级提建议，我心里有些不安。我把材料写出来，看看并未涉及当地多大问题。我说服自己不会有什么风险，即便有，促进了提留问题的解决，维护了农村改革的成果，值！

我把建议誊写好，于11月中旬分别寄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半个月过去，毫无信息。12月4日，我又以读者来信的形式邮寄给了《农村工作通讯》。

12月底，我收到了《农村工作通讯》编辑部给我的复函：“你寄来的建议把农民的各项负担融汇为一‘税’稿件，经研究，已转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处理。”这使我感到了我建议的价值，于是我第二次写了有关农民负担费改税的建议——“把农民的各项负担融汇为一‘税’的补充说明。于1986年1月19日邮寄给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同时邮寄给了《农村工作通讯》编辑部。

1987、1988年，我利用春节、节假日对本地区4个县市的提留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于1989年5月写出了近5000字的调查报告初稿《用增加农业税的办法取代农村提留——关于农村提留工作的调查与思考》。报告除详尽地论述了农民负担必须尽快实行“费”改“税”外，实施办法也比以前提出的更加具体和更具可操作性。

有个同学在邻县任乡党委书记，我想听听他的看法，在麦收后的一天骑自行车前往。两地相距近百里，回来的路上突遇暴雨，为使调查材料不被雨淋，我把上衣脱下来，裹在笔记和材料上，结果第二天就因扁桃体化脓住进了医院……

报告定稿后，我在下半年邮寄给了农业部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和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

1993年1月份，我参照历代的赋税资料，又写了《农民负担用农业税（田赋）和劳力义务替代金（丁赋）两方面来完成》的建议，以使不同劳力状况的农民家庭负担有所区别。老有所养，寄给了农业部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

1994年8月份、9月份，我把先后提出的这四次建议归拢起来，再次分别邮寄给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办公厅和农业部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9月，农业部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给我来信，对我执著地建议农村税费改革的事迹予以赞扬，给我邮寄来了《农民负担政策法规汇编》和《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手册》两本书，鼓励我继续关注农民负担问题。

10月，我去北京见到了时任农业部办公厅主任的徐静同志。谈到我的建议，他说他曾呈国家领导人审阅，领导人说：“建议是建设性的，虽然实施的条件还不成熟，但这代表着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2000年的某天，我得到了国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消息，从我第一次提出建议至改革实施足足15年啊！晚上，我躺在床上，不止一次地泪流满面……

我的努力也得到了众多媒体的关注。1999年12月31日，《聊城日报》在头版头条头位置对我的事迹进行报道，之后，《大众日报》《齐鲁晚报》等众多媒体进行了报道。新华社山东分社社长李锦亲自安排记者陪同我去山东省财政厅座谈农村税费改革中的难点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给阳谷县政府和我分别来函，确定我为国家农村税费改革课题组成员。

农村税费改革理顺了农业、农村的各种关系，国家经济越来越好，2006年，取消了农业税，农村税费改革终结，我对农民负担、农村税费改革的关注也画上了句号。

2012年，我在乡镇办理了退休手续。虽然，我很遗憾为国家、农民做的事情太少了，但是我值！因为我把我的人生写进了国家进步的历史，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向祖国、向党、向我的母亲说：我做得不是多好，但是我尽力了！

《农村工作通讯》给张学新的回函

农业部农民负担管理办公室给张学新的回信

新闻推荐

阳谷打造产城融合发展典范

本报讯阳谷县以祥光铜产业、凤祥食品产业为基础，加快伏城建设，全力把伏城打造成集产业发展、文化旅游、商贸居住为一体的现...

阳谷新闻，弘扬社会正气。除了新闻，我们还传播幸福和美好！因为热爱所以付出，光阴流水，不变的是阳谷县这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