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生态失衡的三点症候

□马兵

以为批评不过是批评家与作家和艺术家的点对点关系,这是对文艺批评的极大误解,事实上,一个时代的批评是包括批评空间、批评主体、批评客体、批评媒介、批评制度以及其所附着的政治、商业、文化语境等在内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生态系统。而当下的文艺批评之所以负面状况层出不穷,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在于当下的批评生态是失衡的,看着颇为热闹,但整个链条的运转远非良性,甚至远非理性,集中表现为如下几种失衡的关系:

其一,批评的媒介化和大众化不断开拓着新的批评空间,但很多所谓的文艺热点事件止于一种话题的消费式狂欢,话题背后的深层症候被轻易忽略,批评变得娱乐化、浅薄化,交叠错综的批评空间似乎容纳多元,仔细分辨就会发现,其发出的并不是和声共鸣,而是多声部杂乱无章地拼合,每一声部都是一套自循环,这使得批评生态整体的有机性受到极大损害。本来,媒体批评和大众批评可以做到某种纠偏,例如,金庸等通俗文学巨匠的经典化即与大众阅读和读者批评的倒逼脱不开；再如,余秀华、乌青体、梨花体等一系列诗坛事件与诗歌界内部的批评体系关系也不大,它们作为话题不断发酵是由媒体策动的,然而对于新世纪诗歌走向起到重要牵制作用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来龙去脉,媒体批评却不能提供足够学理化的背景信息,其后果是加重了普通读者与诗歌真相的隔膜。还有一个很富有个案意味的批评现象,即关于《平凡的世界》的专业评价与大众评价的分野,被不少文学史家和批评家冷处理的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在普通读者那里有着非凡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这种文学评价的两极效应凸显了两种文化权力的角力,也是作品经典构建过程中非常有意思的部分,但可惜的是,两种文化权力并未形成真正良性的互动沟通,而是在各自的场域里针锋“不接”地对峙。

其二,批评的主客体之间彼此尊重、彼此激发、彼此协同的关系受阻,此中情由,除了我们之前讨论的批评伦理底线失守的原因外,也与文学大环境的嬗变息息相关。稍微熟悉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人都知道1984年12月在杭州举行的“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会议对其时文学走向的重要意义,这次会议的与会者包括韩少功、郑义、阿城、李杭育、李陀、李庆西等,它不但促成寻根文学的正式亮相,也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批评与创作紧密互动的一个缩影,事实上,除了寻根文学的发动,还有接下来先锋文学的潮起、新写实小说的渐成气候,也都与批评与创作彼此的呼应和关情分不开,说这些写入文学史的重要文学事件是批评与创作共同缔造也不为过。不过,随着商业大潮和后现代文化的潮涌,文学渐趋边缘,整个文学生态链受制于市场制度、学院体制和政策因素等而出现了明显的分层化,创作与批评亦备受拨弄,二者之间的协同关系日趋解体,一个明证便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批评界和创作界很少再有联动协作的文学命名,即便有,其影响力和认可度也无法与上世纪80年代同日而语。

其三,在文艺批评的整体链条中居于关键位置的批评对象活性不足,不断出现对批评的寄生现象。按常理来说,创作界对于批评的意见无论是虚心接受还是据理力争,都是一种活性的显现,批评生态的健康与可持续依赖这种活性。但是新世纪以来,在接受和反驳之外,出现了又一种创作对于批评的反应,即投机。举例来说,生态写作是新世纪重要的文学潮流,也诞生了一批佳作,批评界的跟进也算及时,并援用西方的生态批评理论形成重要的支撑。在这股写作潮流中,不难观察到很多对于生态毫无兴趣的写作者积极参与,这当然无可厚非,可是具体到某一素材中,问题就出来了,比如以狼为题材的小说,在《狼图腾》和《怀念狼》之外,出现了大批陈陈相因、生搬硬套的仿作,这是典型的投机,它们以对潮流性的写作现象和批评话题的模仿和寄生,寄望获得发表、受关注或获奖的捷径,批评的回馈机制对它们而言其实是失效的。

综上看来,如果说批评伦理的重建更多倚赖批评者的学术、德性和审美感受力,批评生态的良性运转则是一个更为复杂也牵扯更多的题目。就目前来说,上述三种关系的修复,使得批评生态的每一链条形成真正良性的、系统的、富有成效的互动应是急务,毕竟,在这个生态链条的隐喻结构里,哪一方都不是局外人,哪一方的偏失结果都是一损俱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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