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来
三.《金瓶梅》与李开先的传奇《宝剑记》一脉相承
《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它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古代长篇小说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小说取材于《水浒传》,以一个带有浓厚的市井色彩的恶霸豪绅西门庆一家的兴衰荣枯的罪恶史为主轴,借宋之名写明之实,直斥时事,真实地暴露了明代中后期中上层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展现了一个几乎包罗市民阶层生活各个重要方面的艺术天地,显示出这一阶层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正如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所言:“窍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
李开先的传世佳作《宝剑记》,同样取材于《水浒传》,借宋之名写明之实,直斥时事,揭示了明代中后期上层社会“非奸党不容,无资财难进”,“四海苍生水火间,纷纷满目权奸,哀哉可叹,祸国殃民,那更开边患。天条轻犯,致生命遭涂炭,攒家业有似丘山”的腐朽与黑暗。卜健先生在《李开先传略》中认为,“明代戏剧史以嘉靖为界,前期的衰微和后期的兴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宝剑记》正是划分这两个发展阶段的界标。它的出现,即象征着前期戏剧低潮的结束,更标志着后期戏剧繁荣的开端。一些戏剧史把该剧归属前期,似不妥当。我意应把它列为传奇开始复兴的第一剧。换言之,是随着《宝剑记》的产生而明传奇走上复兴。”
《金瓶梅》和《宝剑记》同是取材于《水浒传》,同是借宋之名写明之实,同是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两者无论从改编的创作意识,反映的社会背景,故事情节和人物的设置,曲文和宾白的文词存在极多相同、近同和相通之处,甚至是直接的抄引、移植和借用,应该是出自一人,即李开先的手笔。
1.相同的改编意识和创作思想
《宝剑记》选取《水浒传》中林冲逼上梁山的故事,在情节上做了新的艺术处理,将《水浒传》中林冲因高衙内欲霸占其妻,为奸臣所构,改为林冲多次上疏弹劾高俅奸谗媚上、蒙蔽视听、陷害忠良、祸国殃民,而致结了仇恨,看剑中计,被发配沧州。高衙内欲霸其妻之事,则移于林冲发配之后。这样一改,林冲和高俅的私恨家仇,完全变成了爱国佑民与祸国殃民的忠奸之争,将林冲报私仇的个人反抗改为诛奸贼、振纲常的正义斗争,突出了奸臣误国、百姓罹难的主题,达到了“足以寒奸雄之胆而坚善良之心”(《宝剑记序》)的创作目的,从上层社会揭示了明代黑暗腐朽的社会现实。
《金瓶梅》选取了《水浒传》中西门庆奸占潘金莲,谋杀武大郎的故事情节,并扩写成书。先是写西门庆通奸潘金莲,婚姻已成定局之时,插入孟玉楼先嫁西门庆的情节,几经波折以后,潘金莲才当上西门庆的四姨太。武松进京归来,要杀西门庆为兄报仇,结果误杀了通风报信的李外传,被发配流放。在发配期间,演绎出西门庆一妻五妾的家庭故事,以及发家升官,情场倾斗。等武松回到清河县,再次寻找西门庆时,西门庆却因喝了过量的春药一命呜呼,武松杀死潘金莲,为武大郎报了仇。这样一改,从市井平民阶层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表达了奸臣误国,导致了整个社会各阶层的腐朽淫乱,从下层社会展示了明王朝礼崩乐坏的衰亡国运,从而达到“惩戒善恶,涤虑洗心,无不小补”(《金瓶梅词话序》)的创作目的。
《宝剑记》和《金瓶梅》反映了完全相同的社会背景。《宝剑记》第40出,“朝庭信任童、蔡、高、杨四贼在朝,不修边备,专务花石。朱面力等辈生事开边。百姓生不能安,死不能葬,使天下豪杰各皆逃散”,借宋江之口道出明代权奸误国的社会背景。《金瓶梅》第1回,“朝中宠信高、杨、童、蔡四个奸臣,以致天下大乱,黎民失业,百姓倒悬,四方贼盗蜂起,罡星下生人间,搅乱大宋花花世界”,作者则借写宋之名,直述明王朝权奸当道的社会背景,揭示权奸祸国殃民的社会现实。两者在创作思想上一脉相承,言辞口吻如出一辙。
《宝剑记》和《金瓶梅》的作者如此偏爱《水浒传》,不惜花费大量心血从《水浒传》中选材撰文,正是李开先推崇《水浒传》,反驳有的文人“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史学之妙也”的文学思想在创作实践中的真正体现。
顺便提及,从《水浒传》选材改写的《金瓶梅》中,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水浒传》写了武松从沧州到清河县去寻找哥哥武大郎,在途经景阳岗时打死一只老虎,被乡人拥到阳谷县衙受了奖赏。这是与山东地理位置不符的,因为阳谷县在清河县以南,从沧州到清河县不会路经阳谷县,而《金瓶梅》则修改了这一地理错误,改作武松被猎户拥到清河县衙受奖赏。可见作者一定熟悉山东的地理分布,李开先是山东章丘县人,创作《金瓶梅》时自然不会照抄《水浒传》,重复犯一错误。(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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