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放大三孟庆连如果说甘茂远谤是主动的那么岳飞袁崇

(三)

? 孟庆连

如果说甘茂远“谤”是主动的，那么，岳飞、袁崇焕遇祸，也有“主动”的成分。只因脑子缺根政治弦儿，他们糊里糊涂地做了“忠烈”，也的确是够冤枉的。

其实，阅读历史不难发现，只要在朝堂上是个角儿，大小管着一摊子事儿，这个摊子或文或武，这个角儿又能力非凡，多为帝王所关注，当事者往往近祸易远祸难。

如文种之于越王勾践。吴越争霸的硝烟渐渐散去，君臣共患难的氛围慢慢淡去，“终于”有一天，有人告密文种谋反作乱。之所以用“终于”一词，只是我隐约有种感觉，觉得有人“期待”告密者。姑且以小人之心度之，谋反谣言乃勾践授意制造的，或者说他勾践需要这个，于是很快有人“送”来了，勾践闻听定是“如获至宝”，遂把宝剑“赐”给了文种，让他自行了断。

之所以以小人之心度之，是因为诸多史实告诉我，君王一旦犯了疑心病，其心术会比小人之心还小。越王派人赐文种剑以自裁时，不忘赠给他一句临别语，“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大意是你当初出了七条妙计，我用其中三策灭了吴，剩下的四策还在你那里，你用它们为我先王服务吧！”这句话透出的信息很恐怖，君王对身边能臣的忌惮可见一斑。直到此时，文种才想起范蠡的高明预见，已经太晚了。

范蠡是一个清醒的人，他辅佐勾践灭吴后，认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断定勾践只可共患难，不可同安乐。当然，范蠡并不固执自己的判断，而是悄悄地投书试探，勾践很快就回话了，“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这个回答很有意思，我琢磨半天有点明白了，勾践为范蠡出了道选择题，要么“分国而有之”，要么“加诛于子”，以自己的喜好，你范蠡选选看看。

“分国而有之”，那是不可能的。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好不容易打的天下，怎么能分而有之，拱手让人呢？他勾践还没有那么伟大，历代也没有这样的君王，不被造反者一气儿轰下来，没有帝王自愿走下宝座，勾践自然也不例外，“分国而有之”不可能，那就选“加诛于子”好了，人都“加诛”了，还选它做什么。勾践的奸诈正在于此。

范蠡听明白了，他在勾践那里没的选择，若心存侥幸去选择，那就等于玩儿命，自己当初的判断没有错。他轻轻绕开“选择题”，马上拍胸脯表态，“君行令，臣行意。”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范蠡说君王您只管下达您的命令，这是您作为君王的天职，而我也要实现自己的意志。范蠡的言下之意是，我们君臣志同道合时，我辅佐您打败吴国，现在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了，我还是到江湖中散漫一番吧。

勾践没有接范蠡的话，就等于默认。范蠡遂泛江而去，悠哉一生，而勾践也放下一块石头，还假惺惺褒扬范蠡功德，并把会稽山“封”给了他。范蠡到达齐国后，派人送信给文种，“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文种读了信，没明白范蠡的苦心，心存侥幸的他，干脆卧病不上朝了，他忘了越国已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勾践沾沾自喜于称王称霸，哪里还顾得上他的傻矫情？

文臣武将装病术并不鲜见，国家危机时用用尚可，因为那时的君王，需要能臣谋划良策，良将跃马横刀。和平时期显然不行，君王不但不用你，正在煞费苦心防备你。文种此时端出装病术，可谓是笨到了家。他之所以装病，无非是测测君臣的情感底线，期望勾践还能把他当回事儿。文种万没想到，恳请他上朝的使者没盼来，谣言却铺天盖地般来了，尤其还是谋反作乱的谣言。此时的文种大悔已晚。

如白起之于秦昭王。白起是中国少有的常胜将军，一生作战无败绩，为秦国拿下九十余座城池，灭掉六国军队一百余万，可谓战功赫赫，秦相蔡泽曾有过精彩评价，“……楚、赵天下之强国，而秦之仇敌也，自是(长平之战)之后，楚、赵皆慑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势也。”可以这样说，赋予白起为中国战史第一将，一点儿也不为过。然而，就是这个攻无不克的“战神”，最后却败给了秦昭王的疑心。

公元前260年，白起于长平大败赵括，歼灭赵军四十五万，赵国军队精华损失殆尽。就在白起摩拳擦掌，准备率军最后一搏，一举灭掉赵国时，纵横家苏代来到了秦国，他以白起功高激起嫉妒心，成功反间秦国丞相范睢。范睢随即以秦兵疲惫为由，力劝秦王退兵。随后，秦、赵、韩签了个不伦不类的和约。白起恼怒得不行，本来可以拿下一个国，现在仅划来七座城，他恨透了丞相范睢，顺便捎着埋怨秦王。

一个人某一面过于优秀，往往是另一面过于缺憾的同义语。军事战略超群的白起，就是个典型的政治幼稚者，他把政治当成小儿过家家，这一为将者的严重缺憾，为其人生埋下了悲剧伏笔。公元前258年，秦昭王再次举兵攻赵，但赵国此时已有防备，秦国进攻邯郸失利。于是，秦王又想起了白起，希望他能出面力挽狂澜。

让人没想到的是，白起耿耿于那次“无由的退兵”，对秦昭王耍起了小孩脾气。秦王两次下命令动员他，丞相范睢两次去请他，白起皆借口生病推辞，在秦军损兵折将的时候，还不时传出风凉话，“秦王不听我的计谋，现在怎么样？”

秦王勃然大怒，罢白起为士卒，还逼他离开咸阳。白起刚走出咸阳十里地，秦王又怀疑白起可能不服，马上派使者追上去，赐白起一把剑自裁，实属“腹诽杀人”。理由很简单，白起一旦不为帝王所用，能征惯战就成了包袱，他呆在咸阳是死，离开咸阳更无活命的可能。

帝王疑心加身，你想辞官不做，躲得远远的都不行，因为你的能耐太大，在身边看着尚不放心，何况你远离朝堂，那就更不放心了。说白了，能臣去哪里，帝王都不放心。有的干脆派御医送上一副药，以示君主“关怀备至”，不露痕迹地“送”走了事，如明洪武朝之刘基。

刘洎以谏诤闻名贞观朝堂。公元645年，唐太宗征辽东还师，在路上生了大病，刘洎与中书令马周前去拜见，从太宗内室出来后，褚遂良问起皇帝起居，刘洎面容悲哀地说，“疾势如此，圣躬可忧”，《旧唐书》为“圣体患痈，极可忧惧”，《新唐书》为“上体患痈，殊可惧”，反正就是皇帝生了大病，让人非常担忧，意思差不多的话。

就这么一句心里话，与刘洎素来不睦的褚遂良，听后马上“灵机一动”，他这脑子一歪歪，刘洎倒了大霉。褚遂良把刘洎的话“编辑”一番，又送进了唐太宗的耳朵里，刘洎的心里话转身变成狂悖语，“刘洎刚才说‘国家大事不足虑，应依循伊尹、霍光先例，尽快辅佐太子登基，谁不服就杀谁\’。”

唐太宗闻听，没有当场发作。他病愈后，立即追究此事，刘洎拉上马周作证，虽然两人说法丝毫不差，但已是徒劳。深谙帝王心思的褚遂良，已成功让太宗“先入为主”，勾起了皇帝心中深深的疑虑，这正是褚遂良的卑鄙处。

我们知道，皇帝身体不好的时候，最忌讳“传位”、“异志”等字眼儿。听到这样的字眼儿，即使君主英明也会面目狰狞。所以，明君李世民最终信了褚遂良，他不再听刘洎、马周的辩解，立刻下诏赐死刘洎。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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