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天王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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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3月，经过两年多征战的洪秀全，占领了南京。

一个四次落榜，曾“日事赌博”，最后横了一条心造反的农村小知识者，打进了这样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城市，“定都”登宝座，“万物皆备于我”，造反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北伐西征，统一全国。对他来说是锦上添花的事。当初宣传的“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之类好听的空话，本就没有多少真心实意，主要是为了鼓动百姓参加造反。随着个人目的基本达到，随着形势的变化，那些宣传也就置之脑后。

洪秀全进城第二个月，就大肆改建扩建两江总督府为天王府。这项工程才完成不久，被大火烧了一部分。1854年初，南京还是天寒地冻之际，就再度大兴土木，不但修复被火烧的建筑，还进一步扩建。按照张德坚编撰的《贼情汇纂》及其它记载，天王府“周围十余里”，比周围约三公里的明清故官大一倍多。外为太阳城，内为金龙城。自金龙殿至最后面的三层楼，共九进，表示九重天庭之意。墙壁用泥金彩画，地面铺大理石，门窗用绸缎裱糊，栋粱俱涂赤盎。里外雕琢精巧，金碧辉煌，极其气派豪华。大门上的对联写道：“予一人乃神乃文乃武/众诸侯自西自东自南自北”。自我扩张得不知天高地厚。活现出他的得意忘形。“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有诏方准进，否则雪云中”(“雪云中”是杀掉的隐语，“云中雪”是刀)。这写在十余丈黄绸上，每字直径五尺的大告示，挂在天朝门外。它显示了天王府的高高在上，戒备森严，无穷神秘。同时，也表现出洪秀全的浅薄、粗鄙、一心享福。天王府内部的富丽奢豪，还可以从现存的苏州忠王府，想象得之。李鸿章攻占苏州时，惊叹忠王府为“神仙洞窟”，天王府远在其上，是不言而喻的。不仅建筑极其宏大富丽，洪秀全所用器物也十分奢侈。比如，叫人为他造了二十四金碗，配上近尺长的金筷子，甚至浴盆、马桶、夜壶都用黄金造成。在军事上胜负未卜，军需民用物资多所匮乏之际，却以如此的人力物力，建造这么一个天王府，制作这么些器物，洪秀全的心态和志向。还用多说什么吗？天王府里，有“职同指挥”的官员一千六百余人，宫女一千余人，都是专供他一人驱使的。他原有妻妾几十人，到南京后还逐年增加，这是他享乐的重要方面。

强化圣库制，用以敛聚金银财宝。圣库制就是以“天父”名义收缴一切公私物质财富。本来因为军事流动，官民抗拒，不易收尽；收来的，大部分也用于战争消费。打进南京后，财富比以前任何地方都多得不可比拟，可以掘地三尺搜罗殆尽。一部分用于实行供给制，一部分让洪秀全等极少数人占有，尤其是那些珍贵财宝。截止1853年底，总圣库其它物资不说，“实有银二百六十三万两，银首饰一百二十五万两，赤金叶、条、锭、饼、首饰实有十八万四千七百余两，钱三百三十五万五千串”。至于有那个神秘兮兮的“圣库”———天王府，最后有多少金银珍宝，谁也搞不清。洪秀全兄弟，直至南京十分危急，还死命搜刮，从放出城求生的百姓到军队统帅李秀成，都不能幸免。民间都传说天王府中金银如山如海，固然形容中带有夸张，但并非无稽之谈。湘军攻占之时，曾国荃于此“获资数千万”。萧孚泗取出金银不计其数，遂即纵火焚烧。还有西花圈北侧的藏珍楼，谁知聚敛了多少珍宝？光是赐给其二兄洪仁达的，就装了几个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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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几次秀才都考不取的老童生，在南京当了最高统治者之后，禁绝传统文化，仇视知识者，是不难理解的。叫作逆反心理或复仇心理，都无不可。同时，他要在太平军占领的地盘里，继续宣扬自己的一套，并且想垂之史册。于是，他在禁绝一切“妖书”“妖言”的同时，要再写些东西，还想要删订古书。他其实并不懂基督教，更不是真要宣传基督教。英驻沪领事馆翻译富礼赐(R.J.Forrest)说“天王之基督教只是一个狂人对神圣的最大亵渎而已。“洪秀全的启蒙牧师罗孝金(I.J.Roberts)也说，他“不是要我来传布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是要我来做官，传布他的教义，并且叫外国人来皈依他自己。”他的教义中，比如“自古君师无异任，祗将正道觉斯民”，“只有臣错没有君错，只有子错没有父错，只有妻错没有夫错”，“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今上帝圣旨，大员妻不止，无责之人，只娶一妻”等等，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洪氏教义。这洪氏教义，披基督教外表而贩卖了不少传统思想的渣滓，还有就是吹嘘他自己是万国“独一真主”。也就是说，他要握有君权和神权，要做国王和教主。对臣民实行从物质到心灵的绝对统治。

要享福，要敛财，要充实洪氏教义，他就无暇或无心过问具体军政事务。当然，他也不懂。所以，臣下请求朝见，他就批曰“勤理天事，便是朝见”。以此为借口，挡了回去，不见。一门心思，在安乐窝里忙乎他的事。只要他不感到“天京”危急或宝座受威胁，别的什么事都可以不问不管。

1862年，他感到“天京”危急，安乐窝受到清军威胁，便不顾李秀成原订的军事计划，严诏斥责：“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李秀成只好改变计划。结果只与围困“天京”的清军打个平手，而外地的战略部署全乱了套。如果按李秀成计划，“天京”解围战推迟些，很可能赢得胜利，外地军事态势也较主动，对太平军全局当然是有利的。他来个瞎指挥，倒是使“天京”和太平军的真正危急，提前到来。

苏州被清军攻下之后，连不大懂军事的洪仁玕，都意识到“天京”“得救之望绝少”。这时，李秀成向洪秀全说明“天京”极其困难的情况，提出“让城别走”的建议。并且痛切地说，“若不依臣所奏，灭绝定矣！”这个建议，确是唯一可以延缓太平军失败的方案。但是，要洪秀全离开让他享尽富贵荣华的天王府。比要农民离开故乡的土地家园，难上千百倍。更何况，他十年苦心搜刮得来的大量金银财宝，转移中很难保全。历尽艰险才得以建立的“小天堂”，岂不毁于一旦？这简直是要他的命！再说，经过十年的安富尊荣，他再也不想在军中驰驱了。另一方面，赌徒心理和几分迷信，加上怕被李秀成挟持，你建议愈切，他听了更剌耳。于是，他以极其对立的口气，痛斥李秀成：

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外出，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的天兵多过于水，还怕曾妖吗？尔怕死，便会死。政事不与尔相干，王次兄勇王执掌，劝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的合朝诛之！

这是一段丧失起码现实感的“名言”。死到临头，大白天的天王府殿上，居然说了这样超级梦呓。要做心理分析的话，可以写篇长文。简单地说，他决不让城别走，他不但不采纳李秀成建议还更加走极端，他从“天京”曾多次解围的经历，幻想这次同样化险为夷，要给臣下壮胆，更要为自己壮胆，他盼望奇迹出现。自然，也有几分怕被李秀成挟持。他此时希求上帝来解救，不但要骗人还需要自我欺骗。

他幻想的奇迹没有出现，形势日益危急，于是“日日烦躁”终于，这个“下凡作万国独一真主”的人，因心理支撑不了而“升天”了，如果他抵抗到最后而为清兵所杀，一定会有人用美好的言辞来赞颂上面所引那些话。可是，他是服毒自杀的。这对拥护他的军民是一种最坏的选择，摧毁了太平军的精神寄托，“更令全局混乱”，加速“天京”的失落。李秀成这个他所不信任而却多年为他支撑危局的忠王，突围后被俘，便也成了殉葬。此后，太平军残部虽然奋力苦战，到底败局已定。

这个农村小知识者，是太平军主要缔造人之一。而他的恶劣思想、心理的膨胀，又必然要亲手葬送太平军。

他本质上的缺陷和局限，尤其是晚年的恶性发展，决定了他的所作所为。除了失败，不可能有更好的结局。

他没有统一全国，绝非中国的不幸。本质上蒙昧主义，非文化、反人类进步潮流的君权加神权统治，只能对中国走向近代文明造成极端严重的阻塞。

他在客观效果上，使当时许多中国人更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再也不能照老样子一成不变地维持下去了。还有，就是留给后代一个“不应当这样干”的难得的标本。可惜，这个标本却长期被误读。很有几分像《红楼梦》里的风月宝鉴之被正照。

他不是“匪”，不是“贼”，而是一个造反得逞的农村小知识者，一个极端利己主义、目光短浅、胸襟偏狭、性格固执、有轻度精神病的准皇帝。他因避讳上帝而不称皇帝。其实他吸收了历代皇帝的大量病毒，尤其是极端专制统治和极端享乐主义。只不过他没能占领全国，而姑且称之为准皇帝。如果中国皇帝分上、中、下三品，这个准皇帝理所当然归于下品。然而，几十年来，顶着连他自己做梦也没想到的光轮，被美化、被歌颂，以至于没有深入揭示他留下来的教训，这真是历史和历史论著的双重迷误。

（据《太平杂说》 潘旭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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