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来谁著史：目光如炬韩毓海

? 阿佳妮

读大学时在《中国青年》上读到《北大，魂兮归来》，淋漓酣畅，切中时弊。只有爱之深，忧之切的人才写得出来，但也感觉到，这杂志也许会给停刊。现在读《五百年来谁著史》，才知道此作者正是彼作者韩毓海，时光流逝，他依旧目光如炬，这不是书生意气，才子情怀，而是一位严肃的思想者，身居书斋，心怀天下，位卑未敢忘忧国。他曾说过“任何民族也必定有它的哀痛者和幸福者为之献身”。他正是这样的哀痛者与幸福者。

如果不是对吾国吾民的爱之深忧之切，他何需吃力不讨好地去写那自毁前途钱途可能给自己找麻烦的文章？贩卖些主义流派，弄些不中不洋的新词汇，做俨然学贯中西状，可能更有经济效益。市面上多的是对常识的东西视而不见，朝着自己想得出的结论迤逦而去的逻辑，那样的文章，看上去新鲜花哨国际化全球化宽容时尚媚雅，而除了皮相的旁征博引以及现趸现卖的迎合西方论调外，又有哪些是自己的东西，经得起仔细推敲与琢磨？于国于民又有何利？学术圈，读书界，从来不缺观点。只要能投机取巧，迎合谄媚，就可能赢取巨大的利益。只要能当一个标题党，只要在大家都呼喊的时代，你呼喊且裸奔，就可能引来围观，赚取眼球经济。毛泽东在1968年就批评过这样的学风：“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任何时代任何朱门前都不缺少锦上添花的清客，不缺少围观者们的喝彩。但缺的是正见，缺的是思想者的忧思和包容的胸怀。韩毓海的字里行间都充溢着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当很多人选择往高处看的时候，他依旧与底层的百姓们站在一起，这不是简单地愤世嫉俗不合时宜，而是有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从容淡定，胸中有大丘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于国于人都如此。涂脂抹粉能一时掩盖脸上的皱纹和斑点，但不也正是内心虚弱恐慌的表现？正视疾患才能对症下药。

《五百年来谁著史》以“基层组织”、“财政金融”、“世界大势”为三个支点，重新审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兴衰，采用横向的中西比较，纵向的历史说理，有力地印证了：近500年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这一结论，将为当下的中国提供深刻的启示。“研究中国历史，上要看货币财政，下要看基层组织，同时更要能以世界大势之变迁、联系和互动为背景去展开思考，如此，方能有所收获。在严肃的历史问题面前，任何轻薄的态度、任何教条主义的盲从都是必须杜绝的”。

韩毓海认为，要从根本上变革社会，那就非要从基层做起、从中国人口的大多数——— 农民做起、从土地制度做起不可；要真正变革社会，就非要找到、找准中国社会的真正主体不可。以为单靠几个“民意代表”的三寸不烂之舌即可改变中国，这不过就是黄口小儿式的政治幼稚。这并非什么新的见解，而是民意，重要的是这样的民意，被一些既得利益者的聒噪与喧嚣所掩盖了。既得利益者也忧，但他们不再忧天下不再忧国忧民，忧的是一己私利罢了。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的是真正的大国崛起，而非一时表象的“大国乍起”。中国的农村问题解决好了，农民问题解决好了，百姓们安居乐业了，才有底气说大国崛起，才有底气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中国的百姓只出现在春运前后的版面上，出现在矿难后的版面上，出现在“蜗居”中，我们又有何底气谈大国崛起？如果依靠丧失自己的文化与传统来换取认同与一时利益，最终得不到尊重，也不可能得到持续的发展。

这本书中的一些观点，我并不认同，但他提供了一个角度，证明并保卫了中国革命历史叙述的合法性，让我们从更深远更现实的视角来观照中国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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