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佳妮
读大学时在《中国青年》上读到《北大,魂兮归来》,淋漓酣畅,切中时弊。只有爱之深,忧之切的人才写得出来,但也感觉到,这杂志也许会给停刊。现在读《五百年来谁著史》,才知道此作者正是彼作者韩毓海,时光流逝,他依旧目光如炬,这不是书生意气,才子情怀,而是一位严肃的思想者,身居书斋,心怀天下,位卑未敢忘忧国。他曾说过“任何民族也必定有它的哀痛者和幸福者为之献身”。他正是这样的哀痛者与幸福者。
如果不是对吾国吾民的爱之深忧之切,他何需吃力不讨好地去写那自毁前途钱途可能给自己找麻烦的文章?贩卖些主义流派,弄些不中不洋的新词汇,做俨然学贯中西状,可能更有经济效益。市面上多的是对常识的东西视而不见,朝着自己想得出的结论迤逦而去的逻辑,那样的文章,看上去新鲜花哨国际化全球化宽容时尚媚雅,而除了皮相的旁征博引以及现趸现卖的迎合西方论调外,又有哪些是自己的东西,经得起仔细推敲与琢磨?于国于民又有何利?学术圈,读书界,从来不缺观点。只要能投机取巧,迎合谄媚,就可能赢取巨大的利益。只要能当一个标题党,只要在大家都呼喊的时代,你呼喊且裸奔,就可能引来围观,赚取眼球经济。毛泽东在1968年就批评过这样的学风:“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任何时代任何朱门前都不缺少锦上添花的清客,不缺少围观者们的喝彩。但缺的是正见,缺的是思想者的忧思和包容的胸怀。韩毓海的字里行间都充溢着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当很多人选择往高处看的时候,他依旧与底层的百姓们站在一起,这不是简单地愤世嫉俗不合时宜,而是有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从容淡定,胸中有大丘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于国于人都如此。涂脂抹粉能一时掩盖脸上的皱纹和斑点,但不也正是内心虚弱恐慌的表现?正视疾患才能对症下药。
《五百年来谁著史》以“基层组织”、“财政金融”、“世界大势”为三个支点,重新审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兴衰,采用横向的中西比较,纵向的历史说理,有力地印证了:近500年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这一结论,将为当下的中国提供深刻的启示。“研究中国历史,上要看货币财政,下要看基层组织,同时更要能以世界大势之变迁、联系和互动为背景去展开思考,如此,方能有所收获。在严肃的历史问题面前,任何轻薄的态度、任何教条主义的盲从都是必须杜绝的”。
韩毓海认为,要从根本上变革社会,那就非要从基层做起、从中国人口的大多数——— 农民做起、从土地制度做起不可;要真正变革社会,就非要找到、找准中国社会的真正主体不可。以为单靠几个“民意代表”的三寸不烂之舌即可改变中国,这不过就是黄口小儿式的政治幼稚。这并非什么新的见解,而是民意,重要的是这样的民意,被一些既得利益者的聒噪与喧嚣所掩盖了。既得利益者也忧,但他们不再忧天下不再忧国忧民,忧的是一己私利罢了。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的是真正的大国崛起,而非一时表象的“大国乍起”。中国的农村问题解决好了,农民问题解决好了,百姓们安居乐业了,才有底气说大国崛起,才有底气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中国的百姓只出现在春运前后的版面上,出现在矿难后的版面上,出现在“蜗居”中,我们又有何底气谈大国崛起?如果依靠丧失自己的文化与传统来换取认同与一时利益,最终得不到尊重,也不可能得到持续的发展。
这本书中的一些观点,我并不认同,但他提供了一个角度,证明并保卫了中国革命历史叙述的合法性,让我们从更深远更现实的视角来观照中国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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