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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草拟顺治十四宗罪 却被康熙重用恩礼有加

来源:华西都市报 2021-09-01 01:49   https://www.yybnet.net/

《王熙行乐图》清

康熙画像。

□向敬之

王熙这个人,大家只要想到那道顺治罪己诏,就不陌生了。

《清史稿·王熙传》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顺治帝病危,特召王熙至养心殿撰写遗诏。王熙伏地饮泣,不能下笔。顺治帝勉励他抑制哀痛,就在御榻前草拟第一条进呈。

后来,王熙奏请移到乾清门撰拟,进呈余文,都获得批准。当晚,顺治帝驾崩。

王熙时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加礼部尚书衔。能够将遗诏一挥而就,证明他非常明白顺治以及当时的政治需要。

受顺治帝赏识草拟遗诏

王熙是顺治四年的进士,入选顺治帝第一批日讲官,很得皇帝欢心。他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七月晋升弘文院学士。其父王崇简,为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士,被举荐仕清后不断升迁,官至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此时正为国史院学士。父子双学士,堪为佳话。

对此,顺治帝高兴地说“父子同官,古今所罕”(《清史稿·王熙传》),命王熙为经筵讲官,教习庶吉士,充武会试正考官,擢礼部右侍郎。顺治十七年(1660年)六月,王熙到景运门内值班。

清太宗皇太极天聪三年(1629年),清代词臣始有“入承儤直”之制,顺治亲政后多次命大学士、学士于太和门更番入直。

王熙入直前,顺治特谕:“翰林院各官,原系文学侍从之臣,分班直宿,以备顾问,往代原有成例。今欲于景运门内建造直房,令翰林官直宿,朕不时召见顾问,兼以观其学术才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翰林院职掌》)

五个月后,王熙加礼部尚书,再次与其父同官。此时的王熙,刚过而立之年。他勤于职任,成了顺治帝晚年最赏识的汉臣。他所代笔的顺治罪己诏,究竟是顺治帝的临终遗言,还是四辅臣(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受顾命奉幼帝玄烨嗣承大统,为四辅政大臣)授意而为之?当存疑。毕竟皇帝死了,按最新约定的政治规定,四辅臣要集体商议出一个章程,报孝庄太后拍板。

要直指大行皇帝的是是非非,非皇家最高身份孝庄太后签字不成,否则,四辅臣想治顺治一个崇汉抑满的原则性大罪,就是谋逆。

孝庄丧子心痛,但顺治毕竟早已触犯了以她为首的权贵阶层的根本利益。于是乎,王熙只能奉命直书,亦是泣血而书,在所谓顺治罪己诏(亦是遗诏)中大肆责备大行皇帝“渐习汉俗”(《清世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四,顺治十八年正月丁巳),不遵旧制,重用汉臣而“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对明朝“偏用文臣”“委用宦寺”亡国而“不以为戒”……林林总总的十四宗大罪,历数他背叛祖宗崇满抑汉的既定国策,险些葬送太祖太宗创立的基业,没有一条涉及他的历史功绩和政治作为。自责的文字很刻薄。

遗诏有妥协造作之嫌

王熙奉谕书写遗诏一事,《清世祖实录》不曾提及,只是强调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为辅臣,“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清世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四,顺治十八年正月丁巳)。

倒是《王熙自订年谱》中,对此次受命草诏之事,写得很详细: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六日夜三鼓,王熙奉诏见驾,到养心殿请安。顺治帝说:“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命王熙在榻前书写。

当时的内阁有十一名大学士,即中和殿大学士巴哈纳、金之俊、冯铨,保和殿大学士额色黑、成克巩,武英殿大学士洪承畴、傅以渐、胡世安,文渊阁大学士卫周祚,东阁大学士李霨,以及管户部尚书事的原秘书院大学士车克。车克奉命与安南将军宗室罗托率师驻福建,防郑成功;金之俊在吴江老家,傅以渐在聊城老家休假,洪承畴目疾加剧在家调理。另外七人,都在内阁办差。然而,顺治却只召了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

顺治帝的解释是:“朕平日待尔如何优渥,训尔如何详切。今事已至此,皆有定数。”(《王熙自订年谱》,《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二百一十四册)王熙“泣不能止,奏对时不能成语”,临终前夕的顺治帝还安慰他“君臣遇合,缘尽则离。尔不必如此悲痛。此何时,尚可迁延从事,致误大事”。王熙与满臣麻勒吉“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于初七日“日入时始完”。(《王熙自订年谱》,《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二百一十四册)

顺治帝弥留之际,“遣内大臣苏克萨哈传谕:京城内,除十恶死罪外,其余死罪及各项罪犯,悉行释放”(《清世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四,顺治十八年正月丙辰)。这真让人奇怪,顺治帝此时竟这样清醒——顺治帝患痘,高度昏迷,即便回光返照,亦不免昏沉浑噩,怎能条理清晰地归纳十四宗罪名,并全部归罪于己?

因此,遗诏有孝庄太后妥协、四大辅臣造作之嫌。王熙迫于权势,也不得不说些违心的话,力证顺治临终前十分清醒,还知道怎样去安慰哀伤的他。除了如此,作为翰林院掌院学士的王熙,别无他法。究其原因,还是当时他在清政府职级太低。

受康熙重用加太子太傅

清廷问鼎中原后,迅速承明旧制,设立一批中央机构,其中就有顺治元年(1644年)设立的翰林院。是年十一月,降清以大学士原衔入阁佐理机务的冯铨,奏请将翰林院由前明的五品衙门改为正三品,定掌院学士为专官,置汉员一人,兼礼部侍郎衔。但是,很快又降为五品,归入内三院,印章也改为铜印(六部二品,使用银印)。直至顺治十五年(1658年)七月,裁内三院为内阁,翰林院复设单立衙门,置掌院学士一人,秩正五品,兼三品礼部侍郎衔。

王熙很幸运,因为顺治倚用,亦因为考满优等,获加礼部尚书衔,但只是待遇得到了提高。因为兼职加衔,王熙才跻身二品序列。然他主要职务还是正五品的翰林院掌院学士,所职掌任务,主要是经筵日讲、撰写文书、培育人才之类的文职工作。虽有侍直、侍班、扈从之便利,但在满人统治下,他也是位卑权轻。

王熙能够为顺治帝草拟临终遗言,主要还是顺治帝最后的看重。而草拟大行皇帝的罪己诏,容不得王熙半点懈怠,唯有遵从孝庄懿旨和辅臣指令,方可完成政治任务。他没有一点话语权,只是一个遵循致仕草拟文案的捉刀者,遣词造句不得半点马虎,而且这是要昭告天下的官宣,只能使天下人在哀悼之余惋惜,而不得留下半点让人质疑的地方。

这是国家最高机密,涉及对大行皇帝盖棺论定的评价,不容日后荣辱翻覆时另置一词。毕竟,让一个皇帝活得明白,死得清醒,也是一个做臣子的本分。他不能越界。

但是,四辅臣很快越界了。

四辅臣上任伊始,在顺治十八年六月,便打着尊重大行皇帝遗命的旗帜,裁撤顺治设置不久的六殿阁制内阁、翰林院等,恢复为关外旧制内三院。保守势力重新抬头,抛弃了多尔衮、顺治帝承袭明制制定的新政策。王熙掌管的翰林院,在一片“率循祖制,咸复旧章”(《清圣祖实录》卷三,顺治十八年六月丁酉)的呼声中,被撤销了。

本享有礼部尚书加衔待遇的王熙,被安排回弘文院任学士,不久转任礼部左侍郎。后来,他因失察钱粮举人参加考试,被削尚书衔,降一级留用。

此后,王熙历任左都御史、工部尚书,转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清太祖实录》修成,加太子太傅,进少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王熙卒于家,钦命皇长子直郡王允禔、大学士马齐临丧,行拜奠礼,举哀酹酒,恩礼有加,谥号文靖,入祀贤良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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