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言杂谈 话一出口就俗┮曲全承

写过专栏文字的人都知道，以规定的频率在固定的时间内交出文章是一件挺麻烦的事情 ，而且它的困难程度随频率的增加呈几何级数增长。写文章毕竟不是母鸡下蛋，身体里产蛋的器官是天生具备的，只要运转正常，大体都会按照预设好的程序按时完成任务。写文章不行，枉论我这种才智低劣者，即便是个中高手，有时也很难知道下一次需要产出的“鸡蛋”是什么样子，这样的“鸡蛋”自己能否产得出，产得好。在很多情况下，明天需要交稿子了，今天肚子里还空空如也。晚上坐到书桌旁，如同罪犯被拉上了刑场。耐着性子写下好几页稿纸，回头看看，竟不知自己说了些什么。比较理想的状况是，文章写到半途，突然来了灵感，终于弄明白自已到底要说什么。赶紧跑到厕所蹲上半小时，在胃肠蠕动和气息熏陶的双重作用下思路大开，回来后一挥而就，完活儿！更理想的状况是，文章发表后，过几个月自己再看——噫，这是我写的吗？满篇都是能看得懂的人话，还不错嘛！而更多的时候，费事巴拉写出几千字，编辑碍于情面把它变成了铅字，你回头再看，这他妈是人说的话吗？那种懊悔无助的心情 ，是外人无法体味的。

写文章正如一个人学习开车，一定会有这样一个过程：惊恐上路——艰难行驶——日渐熟练——狂妄自大——漏洞百出——谨小慎微。有过几十年文字历练的人都明白“话一出口就俗”的道理，其实话写到纸上就更俗，很难经得住琢磨。朦胧中记得作家龙应台有过类似的叙述，赶紧翻书，对，是《百年思索》中收录的一篇演讲稿：

“有一个大陆作家在欧洲一个国家的餐厅里吃饭，喝了酒，拍拍屁股就走了。离开餐馆很远了，服务生追出来说：‘对不起，你们忘了付账。’作家就写了一篇文章大大地赞美欧洲人民族性多么的淳厚，没有人怀疑他们是故意白吃的。要是在咱们中国的话，吃饭忘了付钱人家可能要拿着菜刀出来追你的。

“我写了篇文章带点反驳的意思，说，对不起，这可不是民族性、道德水平或文化差异的问题。这恐怕根本还是一个经济问题。

“写了那篇文章之后，我洋洋得意觉得自己很有见解。好了，有一天重读原典的时候，翻到一个畅销作家在两千多年前写的文章，让我差点从椅子上一跤摔下来。我发现，我的‘了不起’的见解，人家两千年前就写过了，而且写得比我还好。这个人是谁呢？（投影打出《五蠹篇》）

“韩非子要解释的是：我们中国人老是赞美尧舜禅让是一个多么道德高尚的事情 ，但是尧舜‘王天下’的时候，他们住的是茅屋，他们穿的是粗布衣服，他们吃的东西也很差，也就是说，他们的享受跟最低级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然后禹当国王的时候他的劳苦跟‘臣虏之劳’也差不多。所以尧舜禹做政治领导人的时候，他们的待遇跟享受和最底层的老百姓差别不大，‘以是言之’，那个时候他们很容易禅让，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能享受的东西很少，放弃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今之县令’，他享受的权力非常大。他有种种‘官本位’所赋予的特权，他有终身俸禄、住房优惠、出国考察金、医疗保险——因为权力带来的利益太大了，而且整个家族都要享受这个好处，谁肯让呢？

“看了韩非子《五蠹篇》之后，我在想，算了，两千年之后你还在写一样的东西，而且自以为见解独到。你，太可笑，太不懂自己的位置了。”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把龙应台的演讲抄下奉上，是因为她恰好道出了文字工作者经常犯下的错误：因视野逼仄而狂妄浅薄。而在一般的情况下，不管一个人学养多么深厚，知识多么广博，他的视野也不可能穷极万物，由此，浅薄，几乎是每一个文字工作者的宿命。从这一点出发，一个人在写下一段文字、发表一个观点时，不可以不谨慎再谨慎。而文字交给读者后，还要时刻准备着心甘情愿做读者穷追猛打的“落水狗”。

因浅薄而轻率的例子有很多。记得我在做编辑时遇到过这样一个稿件：有个村子是远近闻名的“文明村”，村规甚严，记者受命去写一篇典型报道，让大家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稿子中用大篇幅讲述了一个故事：村子中沿街种植了很多果树，每到秋天果实累累。记者看到，大街上人来人往，却没有一个人摘树上的果子。记者通过采访得知，有一次，一个年轻人看四下无人，偷摘了几只果子带回了家。村领导得知这件事后，立刻召开全村大会，给予年轻人罚款数万元、开除出村子、永远不许再回村居住的处罚，从此没有一个村民敢偷果子了。

用这样的事例诠释一个村子的文明建设成果显然不妥。说得轻一点，这是工作方法出现严重错误；说得重一点，这是违法违宪行为，是彻头彻尾的“村霸”做法。这样的做法，和文明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前一段时间，聊城“医生开假药案”也在卫生系统闹得沸沸扬扬。大体情节是：一位患者患癌症无药可救，在病人家属的强烈要求下，医生推荐了一种国外生产但在国内没有取得进口许可的药物，让患者到其他病友那里弄点试试。患者去世后，家属便以医生开假药为名要求医院给予巨额赔偿。某新闻单位得知后以“主任医师开假药”为题进行了跟踪报道。

“圈里人”都知道，由于种种原因，确实有很多国外特效药在国内没有上市，有些药物虽然被允许上市，但在国内很难买到。病人出于求生的强烈需要，常常千方百计从医生或病友那里打听获得这种药物的渠道。多数医生推荐这些药物时并非为了获利，而仅仅出于治病救人的善良愿望。类似的题材记者该如何落笔、如何持论才能做到客观公正，才不至落入肤浅偏颇的陷阱，还真是一个考验记者职业素养的道德难题呢。不了解整个事件深层次的发展逻辑，满足于站在道德高地上摇旗呐喊，这样的新闻作品很难让当事者心服口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话很俗，多说无益，不说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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