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恢复安山湖”历史之鉴

对于了解一些运河史的人们来说，都知道山东历史上有个安山湖；但却未必清楚历史上的安山湖其实并非一个，而是形成时间、所处位置、经历过程等方面，都根本不同的两个安山湖。

早先的安山湖存在于金、元时期，它是自然形成的，是古代梁山泊的余潴。宋代以后，梁山泊由于屡受黄河冲积，地势逐渐抬高，大部分泊地涸为平陆，其水面向中心收缩，至金元时期就只剩下安民山周围的一片水域，由此被称为安山湖。又因山南有座“安民亭”，湖亦称作“亭子泊”。其水源主要是纳济水和汶水，二水汇聚于此，继而向北循大清河入海。元代自任城开挖济州河（1283年），其北端就在此处，向北即入大清河。后来元人开挖会通河（1289年），又从这里为起点，沿湖南岸和西岸向西北行，至临清，其250里漕渠主要是从安山湖输水。但由于开挖会通河“引汶绝济”，此后安山湖就只以汶水为源，水量逐渐减少。元末明初，黄河又数次决口冲漫梁山泊地区，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安山湖和会通河俱被淤平。二者俱由此而废没。

这里所说的安山湖，是明代后来的一个安山湖。永乐年间（1411年）尚书宋礼重开会通河，运道改由安民山向东三十里的袁口至大安山一线，然后向西经东平县的戴家庙、八里湾、十里堡等，进入故寿张县沙湾，归入元漕旧道。新开的运河主要以汶水为源，为此修筑了戴村坝遏水至南旺济运。由南旺向南北分水，贯通济宁至临清间的运道。为了解决南旺至临清之间河程长、水量不足的问题，明政府勘明重建安山湖，以为济运水柜。

新建的湖仍以安山湖为名，但址与旧安山湖不同，位于运河以南、安民山以北，全系由人工筑堤圈建。它东自大安山马家口、西至戴家庙，西南至寿张集，东南至赵家庄等。周围八十三里零一百二十二步。湖东北大安山处，建通湖闸以与运河相通。其水源主要是以新开的柳长河，引西南濮曹一带济水旧渎下泄入湖。据清蒋作锦《东原考古录》所载：“柳长河，济水遗渎……所谓北清河也。明置安山湖，别无泉源，河由荆隆口出水，分入济渎，名济水，迳郓城东南，由北清河汇入安山湖，以济运”。又载：“安山湖在安民山北，旧称小洞庭，周围八十三里有余”。

安山湖建成以后，又于正统三年（1438年）在知州傅霖主持下进行了复修疏浚，并于戴庙河南岸建置减水闸一座。在这时期湖内水量充盈，它对于补济山东北部运河用水起了很大作用，尤其使张秋至临清段漕运保持了经常畅通。但是作为一个人工湖，其根本的要受自然条件的考验。安山湖在良好运用了约七八十年之后，便出现了一个变化，即水量逐渐减少。

尤以弘治八年（1495年）后，由于刘大夏筑黄陵岗以塞黄河荆隆口决河，同时也堵塞了济渎的北流，此后安山湖就失去了来自上流河南省的水源，只能靠湖南一带下泄的坡水（雨水），成为季节湖。每年有大半年干涸，当冬春运河乏水之季，湖內恰逢无水，再不能起到水柜作用，湖堤、闸口多有圮废，湖内涸出的土地，亦越来越多地被当地官员和农民盗垦侵种为农田。

面对安山湖的状况，究竟是废是修，朝臣们的奏议、举措长期不一。

然而，漕运的安危毕竟是主要的顾及。终于在嘉靖六年（1801年），在河臣的奏请下重修安山湖。新修的湖区面积比原来缩小，湖周围涸出的土地听由农民垦种，只筑堤圈了其中三十八里的周围为水柜。即“东北自通湖闸起至西北焦天禄庄止长十三里，自焦天禄庄起至西南王禹庄止计长七里零，自王禹庄起至东南青堌堆止计长九里零，自青堌堆起至通湖闸止计长七里零”，并于运河南岸增建了似蛇沟、八里湾二闸，以与湖相通。

湖修得可谓规整，但湖內却并没有多少水量增蓄，并且“岁久填淤”。对于这个新湖的情形，明代治河专家潘季驯在其《河防一览》中曾记述：“湖形如贫碟，高下不甚相悬，水积于中，东南风急则流入西北燥地，西北风急则流入东南燥地。未及济运消耗过半。且自许民佃种以来百里湖地尽成麦田”。据清《山东运河备览》载：万历六年清丈安山湖，其高地宜田者已有七十七顷有奇，其卑而宜柜者止四百一十六顷有奇”。

万历十七年，给事中常居敬又奏请复湖“规以瀦水”，于湖中修筑了土堤长四千三百余丈，于湖之南北口各罝一闸蓄水济运。但修好之后仍无水可蓄，“旋以浅涸”。

自此至明末，朝臣中关于复修安山湖的声音渐微，大多的看法是安山湖已失去水柜作用，主张将其废弃归田。例如总督河道万恭在其《治水筌蹄》中就言：“安山湖不可柜”。

然而，对此做出决定性取舍的还是自然之力。清顺治七年（1650年）河决荆隆口，泛漫张秋以南运河，安山湖完全被淤平。时有河臣卢祟俊曾奏议挑复湖心，计费帑金二十余万，但因朝廷无可设法而中止。这时当地政府不得不放开湖地，听民垦种。至康熙十八年进一步升科纳租。据前任总督河道的靳辅委官丈量，当时共开湖地九百五十二顷三十八亩有奇。之后，据康熙四十四年《山东兖宁道册》所记：“南旺以北，旧只有安山一湖，今尽成民田”，说明当时安山湖己成为历史旧迹。

由于安山湖的被废，山东北段运河缺水之疾突显。这成为此后张秋至临清段漕船不畅的一个主要原因。尤其是在春季枯水之季，正值江南漕帮北上山东之时，东昌一带河段时常出现漕船浅涩，这成为困扰朝廷的一个重大难题。

面对这时状况，朝臣中要求恢复安山湖的动议又重新出现。例如清代治河名臣、时任济宁道的张伯行，就是一个代表。正如他在《居济一得》一书中所言：“査从前北运不浅阻者有安山湖以蓄水也。自安山湖闭而东昌一带每有浅阻之患矣。今宜复安山湖，并各湖口闸照旧修补完固，以备蓄泄，则水有所蓄，而北运自无浅阻之患矣”等等。

在恢复安山湖的呼声推动下，雍正三年（1725年）內阁学士何国宗联同护军参领翟桑，御史尤清、王之锜，工部员外郎马泰等相关官员，赴山东勘察，然后奏议恢复安山湖，重建运河水柜。他在奏中言：自从安山湖被淤废之后，“自南旺下至卫河四百里无支河泉源”，漕船屡屡受阻。“今查安山湖中间尚有空阔地洼处积水，请因其洼下将周围湖堤循照旧址再加修筑”。所有湖内民居并地亩钱粮再予安置、豁免，重新筑堤还湖。

他的上奏经九卿议准，约于雍正五年开始兴工。山东巡抚陈世倌会同河督亲赴督工。整个工程十分浩繁：不仅沿湖将废堤重新筑起，而且还于运堤南重修了已废的通湖、似蛇沟二闸，于八里湾、十里堡两废闸间新建了安济闸，闸下各挖支河通入湖心。湖南十多里岸堤上则筑建了六座闸，即朱家口、沈家口、王家口、吴家口、赵家口、杨家口，后称“六堤口”闸，以引堤南坡水入湖。还重新开挖了柳长河，以期引梁山鱼营和汶上宋家洼两处坡水进湖等。整个复湖工程可谓设施配套、功能齐备，对于各闸、引河如何实施收水放水等“规制甚详”。

但是，其工程进行了几年尚未完全吿竣，即显现出不如人意：新修建的这些闸、河都没引来多少水量。梁山鱼营和宋家洼两地中隔金线岭高地，这使新修的柳长河不能跨岭贯通，宋家洼坡水流不过来。闸不能引水，河不能通流，湖中蓄水甚少，并且“伏秋积潦涨溢，春冬则彻底干涸”。

这时约雍正十年，新任的山东巡抚岳濬会同总河朱藻共同赴当地勘视。岳濬26岁受任，时年29岁。他清楚地看出湖之久弊要在无有水源，“不堪复作水柜”，即令“停止其役”。岳濬在上奏中言：前明永乐年间修安山湖，是时本有河南济水分流由钜野郓城汇入，而自弘治六年刘大夏建筑太行堤，荊隆口塞济水不能通流，安山湖就别无水源，惟以“堤南坡水和运河余涨，此外无源”。询问当地父老，皆言此湖每年伏秋之间坡水流入，湖水涨发，是时运河亦弥满，无需增益。而交春以后渐就退减，水积聚于湖心，三四月后悉经干涸，而恰于这时运河浅涩，而湖水先己耗竭，涓滴不能济运。此湖进水易出水难，仅可作泄水区，不可济运。“以此作水柜，是以无源之水蓄之有漏之湖”“但称水壑不可称水柜”等等。

岳濬的上奏最终获得了清廷议准，并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罢废了复湖的工程。新筑建的湖堤、群闸和新挖的引水河等皆无果而废。之后，湖地重新给乡民认垦耕种。“湖水无源，不堪复作水柜，遂给民耕种”，并于乾隆六年（1741年）升科纳粮。自此安山湖全部还归了农田和村庄。这正应了当初明臣万恭“安山湖不可柜”的断言。

安山湖，作为一个人工湖，良好运行了约八十年；但在其废弃和复修的反复变化中，又经历了二百四十年，最后以复湖的失败而告终。其间屡经修复，又屡经认垦承粮，复湖、还田，“旋筑旋废”，耗费了多少民力国财，留给了后人多少反思：水利工程的决定因素是水。任何圈湖、造河、建闸的工程都是容易作的，但水源却非来自想象。在民众看来，一个十分普通和简单的道理——没有水源就建不了湖、造不了河，但官员和专家们却用了二百多年折腾才认识清楚。策划者的主观愿望诚然美好，但如果脱离客观实际和违背自然规律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图为安山湖及其以北运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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