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改道:火了闯关东,凉了大运河

□本报记者朱文龙

一提起山东的宣传口号,最著名的就是那句“一山一水一圣人”了,山指的是五岳之尊泰山；圣人说的是万世师表孔子。至于水,就是这篇文章的主角:黄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我们这位“母亲”脾气却不太好,经常发脾气,耍性子,具体表现就是频繁的洪水和不停地改道。就拿黄河入海口来说,就没有固定过,据史料记载,黄河最北曾经夺过海河的河道,从天津入海；最南曾经占领淮河的河道,从苏北入海,至于从山东东营入海,则是黄河距今最近一次改道的结果。

黄河改道出现闯关东潮

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阳铜瓦厢决口,改道北流,分几股水穿过山东的腹地,当时正值清朝政府忙于对付太平军之时,无力堵塞,遂造成了黄河北徙改道大清河入海。铜瓦厢决口改道是黄河历史上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它结束了长达七百年黄河南流夺淮入海的局面。在随后的二十年间,黄河在铜瓦厢到山东阳谷张秋镇一带频繁移动,所到之处,遍地泽国,一直到1884年黄河堤坝修好之后,才形成了如今的河道。

稳定后的黄河,流经山东菏泽、聊城、泰安、德州、济南、滨州、东营七个市,因为这些地方都遭受过黄河洪水的侵袭,所以被人们称之为“黄泛区”。

在过去,“黄泛区”的人民生活是非常困苦的。黄河洪水的到来,不仅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还将所到之处的自然环境摧毁殆尽。黄河洪水及其所携带的泥沙,破坏了山东平原地区的自然面貌,毁坏了植被,造成了水系紊乱,河湖淤积,削弱了泄洪能力,在平地上留下了大片沙地、沙丘和岗地、洼地,恶化了当地的气候环境。

如在1898年,聊城东阿附近的黄河北堤决口,洪水滔滔,在东阿县形成了一个大湖,延伸的湖面都到了北边的茌平县,淹没了无数农田。由于黄河水的含沙量极大,“一石水,六斗泥”,所以洪水退却之后,大量良田严重沙化,根本没有办法种植粮食,人们不得不废弃。

本来山东就人多地少,不堪重负,黄河洪水的泛滥,更是将山东人勉强维持的生活彻底冲垮。为了能生存下去,山东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将目光投向了一海之隔的东北。他们不顾清政府的禁令,钻山林、涉河流、挨饥饿、斗野兽、避土匪……突破重重险阻,最终来到了关东大地。

这些从山东过去的农民,刚开始进入东北地区时,很多人都被迫从事重体力活,所以不受当地人待见。但是山东人秉持着“回家也是死,在这里还能活”的信念,顽强地在东北扎下根来,并繁衍至今。

京杭大运河遭没落

在铜瓦厢决口之前,山东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是大运河沿线的德州、临清、聊城、济宁、枣庄。

自从靖康之变之后,中国的经济中心就变成了东南诸省,沟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也一跃成为中国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以清朝为例,每年北上南下的漕运船约六七千艘,最多时可到一万艘,平均每年运输的漕粮达400万石,供京师驻军和皇室百官食用。

可以说,运河漕运是维系国家生存的命脉,运河沿线的城市,也因来往不断的漕运船,商业逐步繁盛起来。

很不幸的是,1855年黄河的改道,直接让德州、临清、聊城变成了黄泛区,济宁以北的河段因洪水侵扰,完全阻塞,无法通行。加上清政府忙于镇压太平天国,无力治理运河,漕运逐渐就变成了海运。

大运河漕运的衰落,直接导致周边地区经济衰落。曾经号称“天都之肘腋”的聊城和“繁华压两京”的临清,经济大幅度衰退,资料记载,“运道浅阻,日甚一日……河运遂停。停运之后,河身日渐浅涸,仅东昌(聊城)、临清间有小舟来往,商业大受影响。”后来,清政府完全放弃了漕运政策,京杭大运河漕运的功能完全丧失,因漕运而兴盛的临清、德州、聊城等地经济形势全面恶化,基本上见不到商业的影子,“满目劫灰,元气不复”。

济宁以南的运河河段虽没有受到波及,但经济情况也大不如前,“八省大漕已不行,视前人所谓市杂荆吴客者,已觉其寥落”。

在这里再多说一句,同样因黄河改道而没落的还有利津,作为大清河的尾闾,利津一直是山东重要的盐场,繁荣了九百多年,产量居山东各盐场之首。黄河夺大清河河道之后,因海潮大作以及改道而来的黄河屡次决口,利津盐滩淹没殆尽,至1894年,原有的480副滩池,仅剩60副幸存,盐业就此一蹶不振。

山东官员打了20年黄河流向官司

可以说1855年的黄河改道,给山东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楚。

对于这个“不速之客”,齐鲁大地的百姓难言喜欢,当时大家就有一个愿望,希望黄河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最初提出这个建议的是时任山东巡抚丁宝桢,他会同漕运总督文彬联合上书,力主黄河复归故道从淮河入海。

虽说这个建议得到了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的支持,但是禀报朝廷之后,并没有得到皇帝的同意。

后来,山东的官员又提出了分流说。1883年,黄河泛滥严重,山东巡抚陈士杰提出开马颊河以分减黄河洪水。因为马颊河流经河北大名,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认为,直隶(河北)地处上游,黄河流经只有一隅之地,黄河决溢为害不大,但如果开马颊河(流经河北大名),黄河就有可能在河北决口,因而以地势和民情不宜为由极力抵制。

看着原本的盟友变成了“敌人”,山东官员不得不放弃了“分流说”,重提黄河复归故道从淮河入海的老调。

可依然有人说不。最坚决反对山东官员主张的是江南的官员,这些官员因为人数多,品阶高,在清政府内部逐渐占到了上风。其中以江苏人、户部尚书翁同龢为代表。1887年,黄河再次决口,淹没山东大地的同时,威胁漕运安全。为此,山东巡抚再次上书,请求朝廷赈灾的同时,再次提出让黄河复归故道从淮河入海以保护漕运的建议。翁同龢和他的江苏老乡、工部尚书潘祖荫随即拟就《请筹堵郑州决口并设法补救疏》,上奏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历述黄河复归故道有“二大患”和“五可虑”,称为保全漕运和课盐之计,“现在水势断不能入黄河故道”,否则“东南大局,何堪设想”。

老师翁同龢的话对光绪帝有重要的影响。他随后颁下谕旨,大力称赞翁同龢的上书,并指出山东巡抚所言的黄河复归故道有诸多不利条件,不可能将黄河复归故道。

随着这道谕旨的发出,这场长达二十余年关于黄河流向的争论才暂告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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