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多名胜古迹因运河兴建，繁忙漕运推动经济崛起 潺潺运河水 见证济宁芳华

京杭大运河是连通我国南北经济和政治中心的交通大动脉，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京沪铁路”。济宁所独有的历史和自然条件，让她成为连接南北京杭大运河至关重要的环节，被赋予了京杭大运河枢纽要地——“运河河都”的历史地位。去年12月23日，主讲人步伟做客“文化济宁·百姓讲堂”，向市民讲述元明清三代时大运河济宁段的发展概况。

隋大运河裁弯取直，济宁是南北直航必经之地

从隋唐时期开始，我国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逐渐分离。其中，政治中心从位于关中地区的咸阳、长安，转移到黄河中下游关东地区的洛阳、开封；经济中心则从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迁移到隋、唐、五代时期的江淮地区。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分离，导致了京畿及周边北方地区粮食和其他物资供应紧缺，无法满足京畿及附近地区的日常供给，构建联通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交通大动脉势在必行。

随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征发百万民工，利用汴渠（即鸿沟、狼荡渠）、阳渠故道开凿通济渠。通济渠由洛阳西苑至洛口入黄河，利用黄河河道行舟至板渚（今河南荥阳市汜水镇东北） 出黄河，南下盱眙入淮河，全长1000余公里。同年，隋炀帝又重新修整疏通了从江都（今扬州）至山阳（进江苏淮安）的邗沟。三年后，隋炀帝引沁水南下入黄河，再利用曹操开凿的白沟、平虏渠，开凿了从洛阳经山东临清至河北涿郡（今北京西南）全长约1000公里的“永济渠”。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下令开江南运河，在“吴故水道”、六朝江南运河基础上，开通余杭至江都江南运河。

花费6年时间，一条以洛阳为中心，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最终开凿完成，总长达2700公里，水面宽30至70米。据史料记载，当时从天津经洛阳至杭州，可通行长200尺、高45尺的4层楼的龙舟和最大载重量达100至200吨的木帆船。

公元13世纪，元朝统一中国并定都大都（今北京），我国的政治中心由中原转移到华北地区。两宋以后，江南经济全面赶超北方。为了更便捷地畅通南北交通，元朝在1283年到1292年间大规模地开凿、改造了隋炀帝的V字形运河，裁弯取直，形成以北京附近的通州为龙头南下直达杭州的京杭大运河，由于地处鲁西南黄淮海平原和鲁中山地丘陵交接处，济宁便成为京杭大运河裁弯取直，实现南北直航的必经之地。在元、明、清三代，济宁被紧密融入京杭大运河的航运和漕运体系之中，使其成为运河发展与变迁史上的关键环节之一。

多措并举确保运河畅通 不少济宁名胜都与运河有关

济宁之名源自古济水，如今山东境内的黄河基本上就是济水的故道。公元1271年，元朝政府将济州升为济宁府，济宁一名始见于史料。由于济宁地处黄泛区，京杭运河济宁段又地处黄淮海平原东部边缘地带，长期泥沙沉淀淤积，形成了境内地势高亢、水源严重不足的情况。要维系航道正常运行，必须要有补给充足的水源和流向稳定的水流，以克服地形差异、地势落差给京杭大运河通航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引水分流便是当时一项重要的措施。

位于今天济宁北部的汶上县南旺镇，海拔高程39米，是京杭大运河全线海拔的至高点，有着运河“水脊”之称，比北部的临清和南部的沛县高出30多米，实现高处引水、逆水通航面临重重困难。明永乐年间，工部尚书宋礼采纳民间水利专家白英的建议，在汶上县南旺镇修建了南旺分水枢纽工程，通过引汶河水入支流小汶河，流至汶上南旺水脊分水口，实现南北分流、连通运道，为京杭大运河的水源调节和航运贯通起到重要作用。在我国水利史上，南旺分水枢纽工程有着重要地位，伟大领袖毛泽东更是留下了“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的千古赞叹。

同时，辖区内拥有汶、泗两大水系区内的济宁也成了京杭大运河重要的水源补给地。元明两代，济宁地区开凿了多条运河为京行大运河补水，而导泉补源也成了一大补水措施，其中，泗水泉林、济宁浣笔泉便是导泉补源的重要泉源。

此外，大运河周边挖设有不少水柜，起调节水流量的作用，运河水上涨就将多余的河水引入湖中储存起来，运河水干涸时，再从水柜里放水入河。现如今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南四湖”就曾经扮演过水柜的角色。从12到14世纪，由于泗河被黄河泛滥阻截，加之开发运河需要，“南四湖”经历了从陆地到洼地再从天然湖泊到水库型湖泊的历史演变。明清时期，它们主要作用便是为济宁以南运道补给水源和泄洪。

与“南四湖”对应的还有“北五湖”，即安山湖、马踏湖、南旺湖、蜀山湖和马场湖，五代到宋朝是梁山泊的一部分，元明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发利用相继形成，起着蓄水济运、调节运河水量的作用。之后，围湖垦田逐渐淤积，至今不复存在了。

迈入“运河之都”时代，漕运推动济宁经济腾飞

“济宁，居两京之中，在运道最为险阻。”在明代王宠撰写的《济宁闸河志序》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而在明朝万历年间编著的《兖州府志》中，对于济宁之于大运河的作用描述得更为翔实——“济宁处漕渠之中，襟带四方，各道均由管河司运大臣驻济宁以节钺提督。”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在元、明、清三代，济宁在运河河道治理过程中扮演了愈发重要的作用，济宁的“运河之都”时代就此来临。

元朝至正六年（1346年），元政府设立山东河南都水监，驻地位于济宁，之后又在济宁设立了济宁郓城行都水监、山东河南行都水监等部门，元代水利家贾鲁以工部尚书任总治河防使时，也曾在济宁驻节。到了明代，“都水监”一职被裁撤，治河事宜由“工部尚书”兼领。明朝政府常委派都御史出任总理河道，兼管漕运事务，其官署总督河道都御史署便设在济宁。明成祖在位时期，正式在济宁城内建置总督河道都御史署，到了清代改称总督河道部院署，为河道总督官署，直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才被裁撤。

据了解，明、清两代的河道总督署衙位于运河实验中学北面的宿舍区，抗日战争时期，河道总督衙门被日军占领，在战乱中遭到了巨大破坏。整个河道总督衙门的建筑基础已不再完整，只有包括青石路面在内的遗迹残留下来。

济宁在为京杭大运河畅通不断贡献的同时，运河也给济宁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元代全国共有185路，至元末商税额超过一万锭白银的只有七路，元文宗时，济宁路的商税额达白银12403锭，居全国第四位。明永乐年间，每年经济宁段运河官运漕粮在500万石以上，成化以后定制为每年400万石并一直沿袭至清中叶，足以供给京师人口一年的用度。如果加上运输过程中的加好、加脚、加浅等等名目繁多的附加运量，每年实际运入京师的粮食在800万石以上。除粮食外，还有供宫廷日常消费的大宗物品、珍稀贡品，来自湖广，滇黔等地的采办皇木和苏州产贡砖的建筑材料，以及为鼓励漕夫的积极性而允许运载的私活等等，繁忙的漕运也推动了济宁经济的崛起。

（记者 张昭晖 通讯员 李富荣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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