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与晚清中原寨堡之差异

凌駉可谓生不逢时。他于大明王朝灭亡的前一年(崇祯癸未年)中进士,旋被授兵部职方主事,随李建泰去进行一场注定要失败的征讨。虽然李建泰很快便降于保定,但凌駉却是一个不肯轻易服输的人,他浴血苦战,身负十余创。失败后,辗转至临清,得商人相助,募集乡勇,一举收复这一运河重镇。正当凌駉准备大展宏图之际,形势逆转,清军沿运河长驱南下,临清、济宁相继失守,他不得不退守归德。虽然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但他却仍对恢复中原充满希望,奏报云:“臣今与各寨将领约,分地划守,仿古人合纵之策。一寨败约,各寨致讨。以长河为边垣,以各寨为州郡,以守为战,以农为兵。”不久,清军兵临城下,归德不战而下,凌駉只能仰天长叹,以身殉国。

凌駉的悲剧似乎在于过于信赖当地的土寨势力,把恢复中原、重整河山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些首鼠两端的寨堡首领身上,然而分析当时的局势,他虽为巡按河南御史,但无兵无饷,寻求民间寨堡的支持和帮助亦是不得已而为之。通过这一事例,倒是把一直隐秘不彰的明末寨堡展示在了研究者面前。明末中原大乱,寨堡似乎非常普遍地存在过。曾身历其时的郑廉对此有一段中肯的概括:“土寇大起如猬毛。黄河南岸,上下千里中,营头不下百余。其倏起倏灭,或为将吏擒斩,或为其徒所并。如商丘黄老山,许州蓝大、蓝二,商水哪吒、二字王之类,皆不著。而其尤大且久者,西则有李际遇、申靖邦、任辰、张鼎,南则有刘洪起、周家礼、李好、张扬,梁宋间则有郭黄脸、张长腿、王彦宾、宁珍、王文焕,其东则有李振海、房文雨、徐显环、程肖禹、戚念梧等。皆拥众以为雄,凭栅结寨,彼此割据相攻杀。郡县从事率为其耳目,有司不敢过而诘焉。或反寄室帑,托腹心,依狐凭鼠,而听其穿鼻,苟延旦夕者,所在皆是。”郑廉所提及的只是势力较大者,实际寨堡数量要多得多。比如太康县,晚清官府要求各村筑寨自卫,当地文人李浚在《与柴稚村邑侯书》中讲道:“明季之乱,居民多以寨自保,旧基之存者,不下十数区。”二百余年的岁月沧桑,一县尚有十多处寨堡旧基遗存,足见明末中原民间寨堡之普遍。

晚清中原地区曾经处处寨堡林立,人人皆为寨丁,而明末寨堡也如此普遍,则为研究者所不熟知。当时的寨堡呈现出什么面貌,又有何特点?我们不妨在与晚清寨堡的比较中加以探寻。

首先,从促成寨堡修筑的直接因素来说,明末与晚清有很大不同。咸同年间,上至皇帝上谕,下至巡抚、团练大臣、州县正堂的行文督促,官府的动员在中原寨堡构筑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明末寨堡则主要是面对威胁时民间社会自发修筑。一些地方官曾敏锐地意识到寨堡对于消弭动乱的意义,卢象升在整饬大名、广平、顺德三府兵备和湖广巡抚任上都曾积极推行立寨、并村清野之法,但在官民严重对立的戾气中,却难以取得多大效果。

其次,从寨堡修筑和防卫的主体来说,晚清寨堡主要是士绅领导村民合力构筑,而明末则大不同。晚清,尽管一些无功名的地主富户积极参与寨堡的修筑,并由此获得官府的表彰,但寨堡的领导者主要由士绅群体构成。笔者在孟县见到一通清同治二年的“公和寨记”碑,其中讲匪患日炽,寨堡宜筑,“聚五王先生慨然兴筑寨之举,谋之本庄,翕然乐从；询之外村,欣然乐助,群推先生为寨主,禀请邑侯叶公以定基址,又择执事数人,方丈数、筹经费、庀材物、监工役,不数月而墙垣既成,门亦告竣。”从碑文看,寨主王聚五是一位监生,碑文后附有副寨主、众执事的名单,有多位绅士,应是该地的头面人物。从碑文看,本庄乐从,邻村乐助,浩大的工程数月而成,修筑得较为顺利,这足见他们在民间的声望和号召力。因为士绅多为乡间富户,他们往往承担着更多的费用。孟县上口村寨堡的修筑就多得阎继祖之力。“该村户仅百余,又素贫瘠,款无所出,烽火一夕数警,村人益惶迫。继祖集父老告曰:有我在,无恐。筑寨费村中凑集若干,余我独任之。众闻言大喜,克期鸠工,不五月蒇事,县令呈报上宪,准给五品职衔。然坐是家中落,而处之怡然。”

而明末寨堡的领导者成分更为多元和复杂。部分寨堡是由富甲一方的乡绅构筑起来的。如襄县举人张永琪避难温县,“过石固,有生员王玑字标武者,家巨富,以寇乱携乡丁筑寨自守。闻余扶老母携眷属过其寨,馈以酒肉米面甚厚,又以车马送过黄河。”这是一个典型的士绅寨堡。不同于由绅民合力构筑的晚清寨堡,它是由士绅凭借其雄厚财力和依附人口独立构筑而成,这在明末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显示着明末社会结构分化剧烈,社会矛盾尖锐。康熙年间济源进士璩廷祜讲述了明末璩氏的经历。璩氏训子读书,积谷万石,乘马盈厩,余钱至贯朽,为济源巨富。动荡之际,璩氏偕家丁在距家不远的毛岭筑起山寨以自卫。“忽日晡,群贼蜂拥入,拒之不及,遂被执,”最终寨毁人亡。但其实攻破毛岭寨的并非别人,皆为附近村民,是其街坊邻居,其中一人曾因偷窃璩家的果蔬遭受鞭笞而与璩家结下深仇,内中还有与璩氏有着亲戚关系的璩廷祜的舅爷爷。士绅寨堡只是明末寨堡的一小部分,而且随着起义军的反复攻杀,多被攻破。其时居于支配地位的是叛乱型的寨堡。早在崇祯五年,杨四啸聚饥民,中原乱象已萌。随着陕北起义者的到来,中原鼎沸,“土寇”四起,纷纷筑寨以为巢穴。如李际遇原为登封县磨沟村农民,“以欠粮被执,系登封县衙前石狮,以石击断狮足而遁,据嵩顶北蛤蟆山为乱,”后占据嵩山御寨,势更猖獗。势力更大的刘洪起则出身于西平私盐贩子。其他的如沈万登、盛之友、黄老山、张长腿之流,时人皆以“土寇”目之,属于乡村叛乱者之类。这与晚清有着很大的不同。

再次,从官民关系方面来说,两个时期的寨堡也呈现出鲜明的差异。尽管晚清官民之间也存在尖锐的矛盾,但总体上说,中原民间寨堡是站在官府的一边,官民一体坚壁清野,抵御捻军,最终使捻军在中原难以立足。而且各个寨堡相对孤立,相互之间缺乏紧密联系,无法形成抗衡官府的地方势力。官府统御其上,形成以寨堡为基础的官绅秩序的状态。而明末则完全不同,绅民之间、官民之间都高度对立。“流土交讧”,揭竿而起的饥民冲击着官府统治的秩序,掏挖着官府统治的根基。崇祯十五年,久困的开封没于黄水波涛之中,标志着大明朝廷在中原统治的终结。士绅寨堡多被攻破,土寨首领成为中原的主人,他们凭借寨堡以安身,走出寨堡去劫掠,形成了不同于晚清官绅秩序的土寨秩序。而且,在朝廷权力缺失的状况下,寨堡之间盛行丛林法则,他们之间相互攻杀,弱肉强食,最终形成刘洪起、李际遇、萧应训等控治辽阔地域的土寨割据势力。其中刘洪起势力最大,一度控制了光、固、汝、许、开封等辽阔地区,李际遇通过对申靖邦、任辰等土寨势力的支配控制了登、密、巩、汜、偃、荥等地区,萧应训则控制南阳数县。联络土寨以自雄的许定国则盘踞睢州,雄霸一方。各土寨征讨杀伐,掳掠搜刮,百姓苦不堪言。直至清军兵临中原,各土寨才被渐次剪灭,官府开始重建地方社会秩序。

综上,同样是面临外来武力侵扰的形势,明末和晚清两个时期中原寨堡却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和特征,无论在寨堡的建立、寨堡的主体和寨堡所体现的官民关系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不是偶然的,也不可以被轻易忽视,因为它们实际上是两个时期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和社会矛盾的反映,也暗示着由明及清数百年间不易被察觉的乡村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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