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奢靡之风中,他是少数出身贫苦却能始终保持朴素之风的异数。他曾希望以一己之力扭转社会风气。但在乱世战火中,这种努力注定要付诸东流。 刘寔:魏晋奢靡之风中的异数

洛阳金谷园遗存 《晋书》里面有对刘寔事迹的详细记载■齐鲁名士

□本报记者鲍青

本报通讯员赵永斌

魏晋时期,社会的反差可谓光怪陆离:一面是玄学清谈大兴,名士各竞风流,留给后人如“嵇康锻铁”“刘伶醉酒”“阮籍狂啸”等数不清的美好向往；一面是天下纷乱、朝政荒芜,美好表象下潜藏着一股污秽暗流——社会风气腐朽,奢靡之风炽盛。

“石崇王恺斗富、王戎卖李钻核,这些所谓名士的豪奢吝啬之举,其实是当时社会主流风气的缩影。反而那些节俭自持、安贫乐道的清流人物显得不太惹人注意。魏晋时期高唐人刘寔,就是出身贫苦,即使身居高位也不改勤俭之风的典型。他的人生履历、道德情操,是魏晋人物中的一个异数。”高唐县史志办主任张传庆说。

刘寔为了扭转骄奢淫逸的社会风气,曾作《崇让论》,试图从道德层面遏制扭转。但他美好的希望迅速被黑暗的现实击碎。不过,在西晋八王之乱、天下鼎沸的乱世里,耄耋之年的刘寔无论身处刀光剑影的官场,还是身陷劫掠四方的叛军,竟然毫发无损,高寿而终,都算得上魏晋乱世的一个异数和奇迹。

这个要饭少年不一般

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刘寔出生于平原郡高唐县。按照帝王谱系,刘寔是东汉章帝刘炟第五子济北惠王刘寿的后裔,是货真价实的“帝室之冑”。但随着皇族支系的疏远、东汉王朝的覆灭,到刘寔出生时,其家境已和普通人家基本无异了。

曹魏时期,皇族的尊严已经荡然无存。父亲刘广为仕途奔走半生,终于当上了斥丘(今河北省邯郸市成安县)的县令。可惜好景不长,正当刘广踌躇满志想通过做点政绩来振兴家族声望时,却不幸沾染恶疾猝然离世。

慈父见背,家失顶梁。刘寔和弟弟刘智为了求生,被迫以售卖牛衣(给牛御寒的披盖物)为业。而当流年不利、行情不佳时,兄弟俩就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甚至要做乞丐才能饱腹。

刘寔虽然做了乞丐,却和普通乞丐有些不一样。逃荒之时,他和弟弟各自拄着木棍,并不和其他流民为伍,只是缓缓行走。到了需要休憩的时候,他们就到邻近村庄讨要一点裹腹的东西。而且兄弟两人从不讨要现成的熟食,总是借着别人的生食来起锅造饭。为了答谢他人的救济,兄弟时常帮人砍柴挑水。因为不同寻常的举动,大家都把刘寔兄弟看作不同寻常的少年。

刘寔确实有些“不同寻常”。即使穷苦到食不果腹的地步,刘寔也不从不忘记读书。他经常一边手中缠着绳子劳作,一边口中背诵书籍。因为持之以恒地读书求学,刘寔很快成为学问渊博的俊秀,又因人品端正而声闻遐迩。史书称赞他“博通古今,清身洁己,行无瑕玷”。

良善的名声是晋升的阶梯。州郡派人考察人才,有人就推荐精通《春秋》三传(儒家典籍《春秋左氏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公羊传》的合称)的刘寔为秀才,有人钦佩他的品行高洁又推举其为孝廉。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秀才孝廉是朝廷从地方选材最主要的方式。地方上的人才如果能够被举荐为秀才孝廉,就能前往京师接受考核,最终走上仕途之路。刘寔面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绝好机会,却出人意料地婉言谢绝了。对于推辞的原因,他始终缄默,从不肯对他人言说。

刘寔并不是不想出仕为官,只是他的打算往往与他人相异。不久,刘寔孤身来到洛阳“求职找工作”。靠着渊博的学识,刘寔很快寻到一个负责代表地方官府,定期向朝廷汇报当地社会经济与财政收支情况的职位——“计吏”。

计吏虽然官职低微,却能定期向上级长官汇报工作,因而显得“微而不轻”。曹魏权臣司马懿就曾担任过计吏,后渐获重用。曹魏名将邓艾也担任过计吏,在一次工作汇报中得到司马懿的赏识。刘寔选择成为计吏,背后也许有着深思熟虑的权衡。

靠着聪明才智和出色的工作成绩,刘寔的计吏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得到权臣司马昭的赏识。刘寔先调为河南尹丞,又迁尚书郎、廷尉正。后历任吏部郎,参相国军事,封为循阳子(爵)。

曹魏末期政治形势波谲云诡,稍不留神即有性命之忧。魏元帝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八月,司马昭开始谋划攻打蜀汉。他以钟会、邓艾为主将,策划三路伐蜀。蜀汉主将姜维退守剑阁,与钟会对峙,邓艾则偷渡阴平,诸葛瞻战败,吴国救援不及,蜀汉灭亡。

在钟会、邓艾出兵之初,有客人曾就伐蜀事宜咨询刘寔:“二将(钟会、邓艾)其平蜀乎?”刘寔语带神秘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还。”客人惊问其故,刘寔只是笑而不答。最终的结果,蜀汉的确很快被平定,但邓艾受诬而死,钟会谋反身亡。伐蜀主将悉数客死他乡,竟和刘寔所预测相符。客人好奇地询问其中缘故,刘寔再度笑而不答。

刘寔对世态人心的把握和斟酌,在纷乱的时代显得“特立独行”。而这既是他乱世求生的依凭,也是他日后缔造人生奇迹的法宝。

奢华厕所吓坏老实人

在讲求张扬个性的魏晋时代,刘寔却尤其“守道”,为人做事依循儒家礼法制度。

刘寔官职越来越显要,作风却始终如一。他居住的府邸简朴寻常,并不像当时官员普遍营建的豪华宅院；为官所得到的俸禄,他也大多用于救助帮助困难的亲属故旧。在妻子丧期里,他坚决恪守儒家丧葬礼仪。即使轻薄的世人取笑他,刘寔也丝毫不介意。每次返乡,乡民都用牛车拉着酒肉等候他。刘寔有时实在盛情难却,就邀请众人一同用食,但一定会退回剩余的食物。

“刘寔勤俭朴素的作风,在魏晋时期官宦群体中属于凤毛麟角。《晋书》中还记载了刘寔和著名官员、大富豪石崇的一件小事。这件事有讥讽石崇奢侈无度、褒奖刘寔朴素勤俭的味道。”张传庆说。

故事发生在著名愚钝皇帝晋惠帝在位的时候。当时年富力强的石崇在自己的豪宅里宴请已经老态龙钟的刘寔。

石崇比刘寔年轻29岁,是地地道道的晚辈,所以晚宴的礼数非常周到。

与刘寔不同,石崇出身非常优越——父亲是西晋开国功臣石苞。石苞在弥留之际,曾将自己的遗产平均分给其他儿子,却唯独没有留任何东西给24岁的幼子石崇。俗话说“父母多爱幼”,所以石苞妻子对丈夫的举动感到非常惊讶。石苞却对妻子嘱咐道:“(石崇)这个孩子虽然年纪小,却能靠自己的能力获得财富。”

石苞的预言很快成真。石崇先依靠父荫在西晋中央任职,曾为晋武帝伐吴出过不少力。后来他由中央外放到荆州任职,果然迅速积攒了巨额财富。但他获取财富的手段极其卑劣下作,“劫远使商客”——石崇在荆州不理政务,却热衷“官盗一体”,靠抢劫客商来致富。

坐拥惊人财富后,石崇在京师洛阳西北经营自己的豪宅——著名的“金谷园”。当时的权贵名士如贾谧(贾皇后的侄儿)、潘岳、陆机陆云兄弟、左思、刘琨等人,皆是石崇豪宅内的常客。他们觥筹交错、吟风弄月,渐渐汇聚成一个文学政治团体,被称为“金谷二十四友”。

当时的刘寔已是年逾七旬的老臣,在朝廷中德高年韶、素有威望。石崇为了攀附刘寔,就多次相邀他到金谷园做客。刘寔在推脱数次后,勉强来到了金谷园。

晚宴结束后,刘寔有些内急,想寻找厕所方便。依照仆人指引,刘寔来到了一间“厕所”旁。他定睛一看,只见这间厕所完全没有厕所该有的模样——地上铺着豪华的波斯地毯,墙上挂着美丽的锦绣蚊帐,空气飘着沁人的熏香。房间两边有两名婢女服侍左右。她们手中持有香囊,拿着崭新的衣服。大惊失色的刘寔赶紧掉头出去,满脸尴尬地对石崇说,实在对不起,我不小心误入了你的卧室。石崇闻言哈哈大笑,解释这其实就是金谷园的厕所。为了防止如厕后有异味,如厕之人都要更换一套衣物。刘寔听完目瞪口呆,说自己本是贫寒之人,岂能享用如此高级的厕所?他不顾年迈体衰,坚持出门找了一间普通厕所应急。

“石崇的厕所比许多人的豪宅还要奢华,奢侈享乐是西晋官员穷奢极欲的一种表现。所以当时的文学家鲁褒作《钱神论》抨击这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而通过刘寔和石崇关于厕所的思想碰撞,颇见当时社会风气的差异。后来石崇死于非命,刘寔年高而逝,似乎也折射着金钱观不同的价值取舍。”张传庆说。

停留纸面的吏治革新计划

在石崇家中上厕所的经历,似乎刺痛了刘寔的内心。后来他听说如王敦、潘岳等大臣都欣喜于此种享乐,更是忧心忡忡。刘寔有感大臣群体道德败坏,导致世风日下、渐有末日景象,心怀忧思,写下两千余字的《崇让论》,期待从社会心理层面扭转这种不正之风。

刘寔的《崇让论》剖析了泛滥于社会的矫进而不谦逊的风气,并将此风和官员选拔任用、社会浮躁奢靡之气联系在一起。他认为,魏末晋初朝中高官都是世家大族的后代,导致高门大族垄断了朝廷权力中枢,不同等级的士族门阀又占据着不同等级的官位,最终士族穷奢极欲,寒族晋升无门,“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选举之弊,至此而极”。同一等级的士族又为高官厚禄争夺不休,社会濒于动荡分裂,“自魏代以来,登进辟命之士,及在职之吏,临见受叙,虽自辞不能,终莫肯让有胜己者”。

刘寔浸淫官场多年,得以长时间观察魏末晋初官场争斗动荡。他认为当下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已入仕的士人不能根据自己的才能、经历相互推让,使自己能够肩负最适合担任的职务。而他认为,正是这种呆板凝固的社会制度,导致大臣安心耽于享乐,毫无危机之感。

刘寔在文章中有这样的描述:世有相争之风则毁誉混杂,优劣不分,难得推让。世有相让之风,则贤智者显著,才能大小会依次而列,是不会混淆的。此时,那些能推让修身的人,被别人推让的机会就会多,即是他甘心守贫贱,也是不可能的。那些奔走钻谋的人要想别人推让于他,就像倒退走路而想前进一样。如能这样,不管智者愚者都会知道要进身仕途,非严于修身律己是没有途径的。

刘寔上奏疏的出发点是好的,《崇让论》在历史上也颇有声名,在当时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社会影响。可当时即使连白纸黑字的法律典规,也难禁止奢靡腐败的泛滥,何况《崇让论》只是提倡力量薄弱的自我约束。所以刘寔单纯希望从道德层面约束社会行为,虽短期也许有效,却不可成为常法。纵使《崇让论》受到朝廷重视,奢靡腐败之风依旧愈演愈烈,不可遏制。

正当刘寔渴望廓清官场腐败之风时,儿子刘夏却给自己挖了个大坑。

刘寔的妻子去世后,他娶了大户人家华氏的女儿,并生了儿子刘夏。这段婚姻在酝酿之初,就遭到弟弟刘智的极力反对。刘智认为华氏族人贪婪无德,日后必定破败家门。

儿子刘夏长大后,果然许多方面都与父亲不同。刘夏仗着父亲的声望,肆无忌惮地贪污受贿,最终案发被免官。刘寔因为管教不严,也被连坐免官。不过因为官声极好,刘寔没多久就复出担任大司农。可儿子刘夏却毫不悔改,再度贪污犯罪,刘寔也再被免官。

两度免官的刘寔心中凄然,就干脆回到高唐老家。有好事者不解地询问刘寔:“为什么您品行那么好,而儿子却这么不成器?为什么您不好好教育儿子,让他向您学习呢?”刘寔却只是无奈摇摇头说:“我出生之后,所作所为没有任何人教我。所以性格决定命运,即使想教也没什么用。”

乱世高寿的奇迹异数

治世求俊才。所以同样没过多久,朝廷再次起用刘寔为国子祭酒,后转任散骑常侍。

元康初年(公元291年),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谋杀了太傅杨骏,开始专权。此阶段朝政虽然偶有波澜,总体尚算平静。该年,71岁的刘寔晋升为侯爵,并逐渐迁任太子太保,加任侍中、特进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兼任冀州都督。

元康九年,西晋八王之乱进入更为惨烈的第二阶段,开启了天下大乱的祸源。当年,无子的贾皇后谋杀了晋惠帝的太子,引起西晋皇族宗室的强烈不满。不久,贾皇后被赵王司马伦所杀。各地争权夺利的诸侯王趁势而起,拥兵割据自重。他们窥伺中央权力,在地方互相攻击,天下乱成一团。当年,79岁的刘寔担任司空,随后再任太傅。虽然地位尊贵,刘寔却对混乱的局势一筹莫展,心中愁苦不堪。

到了太安初年(公元302年),天下局势仍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82岁的刘寔眼见朝政日益糜烂,最终看透了权臣为争夺权力而自相残杀,心中凄凉唏嘘,决定告老还乡。此时朝廷虽然走马灯似的换人,对功勋老臣却保持尊重,特意赏赐刘寔金钱无数。

刘寔成功告老还乡,但回乡之路并不平坦。作为堂堂的尊贵侯爵、朝廷三公,刘寔还乡路上竟然遭到乱军劫掠。可怜他八十多岁的老人,要被裹挟着与叛军一同行军。不过刘寔的好运气还在继续,白发苍苍的他竟然能够瞅准时机,从叛军队伍里逃了出来,并且一口气跑回高唐老家。

居乡的日子虽然苦闷却稍稍平静。刘寔此时只想埋骨故乡,结束这种所闻皆是痛苦的生活。

可惜,天不遂人愿。光熙元年十一月,晋惠帝突然死亡,结束了被人玩弄于鼓掌的痴愚一生。87岁的刘寔听到消息后,心念旧主,痛哭不已。为了吊唁故主,刘寔竟然不顾高龄,亲自驾着破烂的牛车,从高唐老家出发,千里跋涉来到洛阳晋惠帝陵墓前吊唁。“当时天下大乱,各地烽烟四起,一个87岁的老人自己驾车,实在难以想象他是如何到达洛阳的。”张传庆说。

乱世竟然有如此忠臣,令朝廷大臣颇感惭愧,许多人感慨唏嘘不已。晋怀帝极受感动,打破常规特意授任刘寔为太尉。刘寔虽然推辞再三却始终不被允许。晋怀帝亲热地拉着刘寔的手,诉说朝廷的危机、艰危的时局,强烈要求他继续为国出力。

两年后,晋怀帝眼看刘寔已经年近九旬,这才起草诏书允许他回乡养老。但朝廷依旧要他担任朝廷顾问,以备随时咨询。

临行之际,晋怀帝在诏书中褒奖刘寔:“过去虞舜任用五臣,达到无为而治的教化。汉朝以萧何为相,得到安定统一的美誉,因而能在当时兴盛,流传功业给后代。我继承天命,统治万邦,若要崇大显赫的政治道德,也依赖于元老重臣百官之长,尽力辅佐,才符合我最大的愿望。然而君年高告老,实在难于违背。如今听任君以侯爵身份回宅第,地位在三司之上,俸禄依旧,赐几案手杖及宅第一所,不必上朝,国家大的政务,将上门向君咨询,以称我的心意。”

回乡次年的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带着对国家无限的眷恋和对时局的苦痛,90岁的刘寔含恨病故。朝廷闻讯后,特意派人吊唁,赐谥号“元”。相传,刘寔的陵墓在高唐县城外25公里处。

刘寔高寿辞世,可算乱世中的幸运解脱。他去世之后的西晋政权,可谓在风雨中孱弱飘摇。他辞世次年,京师洛阳就被前赵军队攻陷,晋怀帝被俘,中原大地陷入无尽的战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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