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藏一生的记忆 ——1964年高考回想闫西龄

1985年，在聊城地区教育局教学研究室工作期间的闫西龄□山东聊城  闫西龄

1964年6月，我于茌平一中高中毕业，遂参加全国统一的高考，录取于山东大学化学系。回想当年高考的情况和目前相比，真是变化太大了。其中也有诸多感悟和启发。

那时的高中不分文、理科，大家使用相同的教科书一起上课学习。学校不断要求同学们，不要偏科，要把各门功课都学好，但人的爱好和兴趣是不同的。所以，在实际上同学们对文、理科教材的学习大都有不同的侧重。特别是高考前的几个月，大家都按个人打算报考的科类准备功课，因为那时的高考是分科招生的。

在我们高考之前的数年里，高考分文史、理工、农林医三大类。从我们高考那年开始，改为只分文史、理工两大类，并延续至今。那年文史类的高考科目是：作文、古汉语、政治、外语、历史、数学，每门满分是100分，其中作文、古汉语两场考试成绩加起来称为语文成绩（亦即语文满分是200分），数学成绩仅作参考，不计入总分，所以，文史类满分是500分。理工类的高考科目是：语文、数学、外课、政治、物理、化学，每门各100分，满分是600分。

那时是高考前填报志愿。全国高校划分为一类和二类，一类大学全部为本科，二类大学既有本科也有专科。每位考生得到两张表，分别填报一类大学和二类大学，也可以只填其中的一张表。每张表最多填写三所高校，每校填报三个专业（系）。此外，还有一所由老师口头传达的学校——西藏公学，校址在咸阳，学制三年，毕业后要到西藏工作，该校是在所报志愿均不被录取的情况下招收。要求凡愿上该校的考生，写一张愿进西藏公学学习的条子，塞入报考档案中。结果我班有一位同学录取于西藏公学。那时，山东省内的高校只有山东大学和山东海洋学院（即目前的中国海洋大学）属一类高校，其余均是二类。

当时的本科高校大多数为五年制，师范院校为四年制，医学院校和北大、清华等大学的某些系为六年制，专科高校为三年制。那时的高校大多数是本科院校，专科院校占少数，本科高校内不设专科。当时山东省内的专科院校只有烟台师专、临沂师专和济南英专（济南英语专科学校）。当时，全国大多数考生学习的是俄语。济南英专正是在中苏关系恶化的形势下，应急创办的，在我们高考那年建校并招生，学校设在山东师范学院内，在不少方面和山师院是一体的。“文革”后期该校成为山师院的英语系。

那时，每县只有一所高中，而且每年级大都只有两个班。高考时全聊城专区（辖11个县，比目前的聊城市面积大）共设聊城和临清两个考点。我们茌平一中80余名考生，由一名教导主任带队，挤站在两辆大卡车上，到近百里以外的聊城考点参加高考，没有一名家长陪同。考场设在聊城一中，我们的食宿也都在该校的食堂和学生宿舍内。高考的前一天下午，聊城考点的所有考生，被集合于聊城一中操场，由当时的专区文教局局长王春华讲话，他的讲话肯定有“要如实向党汇报成绩”“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这是当时反复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之类的内容，但全忘记了，只记得他说的一句话：“今年全国高校共招收15万人”。后来我从资料查知那年招收了14.7万人，和近几年全国高校每年招收七百多万人相比，那真是天壤之别。

那年全国高考的时间是7月10—12日，即六场考试三整天。考试时不是单人单桌，而是由不同学校的考生组成的两人一桌。我的同桌就是一位东阿一中的毕业生。第一场考试语文，考生刚进入考场不久，就下起了瓢泼大雨。但考试结束时雨停了，大家很感庆幸。这年的理科语文试卷和文科的作文试卷相同，都只是一道给材料作文题，没有其他题目。该给材料作文，是从《人民日报》上摘录了一段文字，题目是“干菜的故事”，要求写出“读报有感”，也就是要求考生写出读《人民日报》上这则“干菜的故事”后的感想。有很少数考生误认为是两道作文题，一道是写读“干菜的故事”后的感想，另一道是“读报有感”，即认为由自己任选报纸上的内容写出读后感想，还认为是从这两道作文题中任选一道。让失误考生感到庆幸的是，凡作文这样“跑题”的考生，其作文也得分，总分达到录取要求的，也能被高校录取。那时的高中数学由代数、几何（以立体几何为主）、平面三角三门独立的课程组成，三门课程的总课时和物理、化学 、政治三科的总课时差不多，而且这三门数学课的作业也多。但高考时由这三门课程组成的数学卷，满分也仅是100分。同学们都认为这样很不合理。

高考结束我回到家中，第二天就下地干活了。父亲曾问我考的如何，我回答：“不怎么好”。现在回想起来，我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和平时考试相比较的结果。平时考试大都是满分或接近满分，而高考毕竟是全国选拔考试，多数试题都比平时考试难。

那时对于高考的分数及有关信息，谁也不打听，也无处打听，完全处于等待状态。大约过了一个月，我去韩屯村赶集，遇上一位从县城来的同学（张景财），他告诉我：“你被录取了，好像是山大。”第二天我到离我家40里的母校拿取了山东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当时招生部门不公布高考分数和录取分数线，考生都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各高中只是张榜公布被录取学生名单和录取于何高校。（因为那时考生的分数是绝密的，不让考生知道。直到1978年高考考生才能知道分数，因为在这年的3月8日邓小平指示“要公布高考成绩，这是堵后门的最好办法”）。那年我们茌平一中四级二班41人参加高考，有18人被高校录取，其中一类本科7人，二类本科8人，专科3人，创造了茌平一中那个时期高考的辉煌。

没有被高校录取，而又打算明年再考的同学，也不到学校去复读（学校也不办复课班），而是在家边干农活（或从事其他工作）边复习功课，准备明年再考。第二年我班又有3名同学考入本科高校。

得知我考上大学的消息，父母很高兴，但也很淡定，各方面都和平时一样。我按“入校需知”中的要求，到派出所、粮所办理户口迁移和粮食关系转移等手续，到20里以外博平去照相等。这期间很感受人们对我考上大学的羡慕。在临近开学的一天傍晚，父亲请数位族人及生产队负责人到我家吃酒席，以庆贺我考上大学。酒菜多数取材于本村生产队出产的鲜品，由我母亲制作。我没入席，只是进行端菜、倒水等项服务。席间大家并没讲多少上大学的话题，只是愉快的聊天、喝酒，那真是一切都在酒中。在当时，这场酒席完全出乎人们意料。在我了解的所有同学中也均沒有设酒席的。因为刚刚经历“严重地三年经济困难”，温饱问题远远没有解决，在农村见不到酒席。由于粮食非常紧缺，国家对酒的生产控制极严，农村市场上见不到酒。我也不知父亲从何地何时买来的酒。我父亲是文盲，从我童年起他就强烈地期望我有文化，期望我脱离农村，所以这场简单的酒席不仅反映出父亲对我考上大学内心的喜悦，也是他心中理想实现的一种表达。

开学时间（8月28日）到了，我穿上母亲新做的粗布衣服，用一块大包皮裹好棉被等生活、学习用品，告别父母、乡亲就独自去济南上学了。我家离济南240多里，当时的最佳路线是先坐汽车，再乘火车。虽然是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进省城，并带有不少行李，但我并没考虑让父母送我上学，父母也没有送我上学的打算。我的许多同学皆如此。以后考虑起来，父母不陪送，除自己和父母都相信完全能独自上学外，少花一份路费也是一个原因，因为那时的农民（当时称公社社员）几元钱都是不容易拿出的。

作者简介：闫西龄，聊城市教育局退休干部，男，茌平县人，山大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研究成果和著述颇丰。中教高级职称，聊城市拔尖人才。2014年评选为聊城市“最美公益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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