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晚清西昌小学启蒙教育

老课本《便蒙鉴略》，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刊，西邑（西昌）永裕公藏版。是目前发现的西昌最早一本清代本土教师自编蒙学教材。 目前西昌发现的最早的一本标明“塾课”的课本《塾课小题读本注释》，乾隆22年新刊（1757年）。

从清代老课本

《便蒙鉴略》

编者按

档案是对一个时代和社会某方面的忠实记录和积累，是一种最原始、最可靠的记录，是人类社会的历史记忆，是文化传统的承载物，被称为“未掺水的史料”，最具有权威性和凭证性。今天，我们透过泛黄的档案纸页，可窥见当时的时代和社会的面貌。

在众多档案中，民间档案又是官方档案的重要补充、国家记忆的组成部分。

所谓民间档案，目前并无明确清晰的界定。史学家认为，只要没有进入官方档案系统而散存于官方档案之外的历史文献，大体都可以算作民间档案。

事实上，民间档案的外延相当宽泛，个人的笔记、日记、信函、家谱、照片乃至思想汇报、家庭账本等等都可以包括在内；而一些本属官方文献或应存于官方档案系统的史料，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被官方收入的，也应包括在内。

传承历史文脉，典藏西昌记忆。即日起，《西昌都市报》新月副刊将带您一起发现、挖掘那些散落于西昌的民间档案，讲述其背后的故事，还原当时的民情风俗，从历史的细节起底曾经的西昌社会风貌。

文/图特约撰稿李继全

西昌自古就有兴学重教的传统，教育历史悠久，可上溯至汉唐宋元，明时已知设有学官。清代的义学、塾馆已较普遍。西昌城内，拥有官办泸峰书院、研经书院，书院储存培养科举人才。下面还有各种形式的义学、塾馆、私塾，为书院培养输送科举人才。

清代教育制度基本上袭明制，学校和科举相辅相成。朝廷的国子监及各地的府学、州学、县学、小学及大小书院，以及私人设立的私塾和经馆，不是为取得科举资格，就是为科举做准备和补习，小学实际上是科举的附庸。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诏令“废科举、兴新学”。西昌先后将书院改为学堂，如泸峰书院改为公立鸡心石两等小学堂，研经书院改为宁远府中学堂。教学虽然仍然照旧章进行，但产生了新的学校形式，注入了新的教学内容。

自编教材进行启蒙教育

清末，朝廷将书院、书塾改为学堂，也学西方发行了一些教学课本，但课本内容仍充满忠君崇圣等封建思想，科举制教育的强大惯性仍然在延伸，人的思想观念仍停留在过去。

西昌晚清时期的小学启蒙教育，动力几乎都是来自民间的自发行为，活跃于蒙学教育前沿的莫过于私塾。清代，西昌有多家私塾。一般的人家往往是几户人家合请一个先生，而有钱人家则是把先生请回家，专门教自己的孩子，有的私塾老师自行开设书馆讲学。私塾教师大多是由历年书院退下来的“秀才”任教，这些人常年在书塾进行蒙童的启蒙教育，具有较强的教学实践经验。由于没有统一的蒙学教科书，当时私塾所使用的教材，都是些社会上比较流行的蒙学教材，如，《幼学琼林》《三字经》《百家姓》等。入学的女童还要加读《女儿经》《女纲鉴》。

在西昌发现的乾隆二十二年新刊（1757年）《塾课小题读本注释》，是西昌最早的一本标明“塾课”用的老课本。

清宣统元年（1909年），由西昌永裕公雕版印刷发行的《便蒙鉴略》，是现存最早的一册清代西昌本土私塾教师自编蒙学课本，作者不详。《便蒙鉴略》序言写道：“余也，忝居学中，友教多年，屡见入学《三字经》，谓其为小纲鉴也，及为之讲其世系，语其姓名，非过而辄忘，即迷而弗悟。余甚惜焉。用是本之三字经及史记，将帝王将相继次第俗编成句，如话家常，教五子鉴古今，指掌为尤显。俾童子熟而读之，庻不言而喻，历久犹记于心，如学有成可質纲鉴，倘遭遇不齋，或三年或五载，辞讲席而理家务，与儒雅之士促膝而谈，举前朝后代，不难娓娓而道，亦一快事也。伏冀为父师者，勿因鄙我而鄙是书，未始非養正之一助云。宣统元年（1909年）岁次乙酉春王正月，上綄吉日书于永裕书屋之东轩。”作者在序言中对当时流行的《三字经》等教材，指出其缺点与不足，对《便蒙鉴略》的优点作了介绍。这说明清代晚期西昌书塾教师们就已经不满足于现有教材，尝试自编教材对学童进行启蒙教育了。

清代西昌学童的学习任务

在现代人的印象中，古代学童的学习就是读经念经。影视作品中小朋友摇晃着小脑袋，嘴里念着“人之初，性本善……”其实，清代学童的学习任务还是很重的，6、7岁的孩子被称为“蒙童”，送到学校识字读书被称为“发蒙”。学童在10岁前需要完成以下学习任务。

1、识字。“蒙童”进校首先识字、写字必须过关，教学跟现在差别不大，也是通过文图对照，看图识字，先生教，学童读，反复教，反复读。学童写字用毛笔，先简单后复杂，通过大量练习，让学童掌握写字技巧。现在就让我们通过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老课本《澄衷学堂字课图说》，来还原一下当时的教学情况。澄衷学堂字课为分级教学，分级字义分详简二类。而识字之序，则分浅深二级，先浅后深，浅者定为初级，共选一千数百字，深者定为次级。教授第一日（第一课时），讲授初级。教室中悬一黑板，先生将初级之字书于板上，学童备理字本（练习本）一本，一一依笔画先后顺序仿写，在字旁写出四声、字音、字义。学童写完，教师再逐一讲解，以“诸童心境融澈，口说瞭然为度”。第二日（第二课时），擦去昨日黑板上生字，让学童将理字本（练习本）放在桌上，令其默讲，先讲读音，后讲字义，以口说无伪而能触发者为上。若有错误，令检练习本复阅更正，再求熟习无伪，然后授以它字。功课毕时，再取前日已学习之字，巩固复习。讲授二级、初级一千多字，每日讲授数字，约须一年之功，学童能写能解，心地开明，再循序渐进指授，自必易于领悟矣。

2、读背。学童刚入学，首先要培养学童的良好行为习惯和课堂规范，先生将这些学堂常规编成诗歌，教学童朗读：

《学童歌》

一要尊师长，二要亲同窗。

和气乃为贵，倨傲总不良。

更深才睡觉，天明即起床。

铺盖扯端正，罩子挂两旁。

未曾登鞋袜，预先扣衣裳。

裤脚宜扎紧，髦鞑要梳光。

不须人吩咐，自己到学堂。

路上莫耽搁，顷刻到学堂。

入门便作揖，上位即开箱。

砚台摆桌上，笔管放手旁。

先把墨研好，后裁纸一张。

模格套端正，钩画写庄重。

认字音要低，背书声宜扬，

交代已清楚，才放转家堂。

学童读来朗朗上口，也了解了课堂常规。其它如朗读《明贤集》《朱子治家格言》《四书五经》《增广贤文》《百家姓》等。这些文章开始时只读不讲，也就是说要求学童能读能背，不要求理解文章内容。但10岁以后，就开始要求学童要能理解课文内容了。

3、声律启蒙。主要有训蒙骈句，笠翁对韵，如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嶺北对江东。人间清署殿，天上广寒宫，等等。

4、数学。清代官办书院没有开设数学课程，因为科举考试不考数学。而在塾馆、私塾，学童也会受到数学启蒙，未发现有清代“蒙童”数学教材。

另外，在西昌发现的还有光绪丙午（1906年）出版的《笔算数学全草》，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出版的《代数备旨》，这些都不是蒙学教材。但发现了《图式简明算法指掌》，光绪一十六年（1890年）刊《指明算法》两册蒙学珠算课本。这是否说明塾馆、私塾教师在珠算启蒙教学中，进行了数学基础知识的传授。

据资料记载，隋唐时期，中国首次建立起正式的数学教育制度。隋文帝时期，中国在国子监设立了算学馆，在算学馆设算学，并制定了专用的数学教材《算经十书》对学生进行讲授。14世纪中后叶、明朝建立以后，统治者奉行以八股文为特征的科举制度，在国家科举考试中大幅度削减数学内容。失去国家的政策鼓励之后，数学教育也就出现了衰退。

清代晚期官方对私塾学堂的创办及教学概不过问，亦不关心。所以西昌晚清的小学启蒙教育，几乎就是在一种“课程未定标准，学童学龄没有一定限度”的无序状态下进行的，包括西昌鸡心石两等小学堂等官办学堂在内均如此。此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满清覆灭、民国建立，才得到一定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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