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堡、俄罗斯，流亡、逃离，诗歌、散文： 布罗茨基的乡愁

文/何万敏

固然颠沛流离地告别那个熟得每条街道都走过、每种滋味都尝过的地方，并再难回去或者回去也仿如旅行者产生隔膜，是一种乡愁；回忆生命历程的似水流年，牵挂童年的笑逐颜开和青春的激情躁动和中年的假装世故，思念故去亲人的眼角悄然湿润的泪水，是一种乡愁。

我想说的是，宽泛概念的“乡愁”不应该指定哪一类人才有资格拥有，就像或许不必强调约瑟夫·布罗茨基“流亡作家”身份一样，爱回忆往事、爱追溯过去，多数情况下属于人之常情，布罗茨基喜欢这样做的理由，恰恰是向世人表明，了解作家的流亡的行为和目的，在许多方面就像是，回家。

有时，一片枫叶的形状就足以使他感怀，而每棵树上则有成千上万片的枫叶。在动物性的层面上，一位流亡作家的这种追忆方式一直是活跃的，虽说这似乎始终不为他所知。无论过去是愉快还是悲伤，它永远是一块安全的领地……我们采取这一方式并不是为了珍藏或握紧过去(最终，我们既不会珍藏也不会握紧过去)，而是为了推迟现在的来临，换句话说，就是为了延缓时间的流逝。

写在1987年的《我们称之为“流亡”状态，或曰浮起的橡实》，收录于《悲伤与理智》中。尽管仍与前一本文集《小于一》一样，“故国与流亡”主题占有相当篇幅，但与普通人的想象不同，构成回忆的最核心要素，并非苦难与迫害、丑陋与罪恶的揭露，恰恰是从看似琐屑的日常生活中孕育自我意识的认知，因为几乎是从写作伊始，从诗歌开始，他即已经听到那个远方的召唤——拒绝被同化的个性之声。

他早年的创作为那个年代的苏联体制所不容。逼仄的政治语境下，无形的困难似乎比今天能想象到的还要大。在经历了审判、监禁、流放之后，最终于1972年被迫流亡海外，此生再未踏上故土。对于“逃离”或者“流亡”自有更深层的触动：

问题的实情在于，一个人脱离了专制，则只能流亡至民主。因为，由来已久的流亡已不再是老样子。它不会再让人离开文明的罗马去往野蛮的萨尔马希亚，也不会，比如说，把一个人从保加利亚送往中国。不，通常而言，它是一个由政治和经济的闭塞之地向先进的工业化社会的转移，它的唇边还挂着关于个人自由的最新词汇。

同时，他也直言不讳地警告，“如果有人要将一个流亡作家的生活归入某一体裁，那么这就是悲喜剧”。一定程度上，《悲伤与理智》阐明了他对文艺创作独到的认识，作家并非一定是民众的代言人，作家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和主见，重要的还是要去获得文艺“这种独特的表情，这或许就是人类存在的意义”。他自己确实相当警惕，“别用你的笔友来丈量你，而要用人类的无穷来丈量你自己……你就应该道出这种无穷，而不应道出你的妒忌或野心”。

《小于一》是散文集，也可以视为文论集。他所喜欢的诗人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里尔克、奥登、曼德尔斯塔姆等等，本来散文写得都非常好，但他仍然对诗歌十分抬举。布罗茨基为诗歌与散文论述道：诗歌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诗人因其较少功利的创作态度而可能更接近文学的本质；诗人能写散文，而散文作家未必能写诗，诗人较少向散文作家学习，而散文作家却必须向诗人学习，学习驾驭语言的功力和对文学的忠诚。他甚至断言，诗歌是语言存在的最高形式。只不过，我们也看到一个有趣的结果，诗歌和散文在布罗茨基的创作中，几乎各占半壁江山。

约瑟夫·布罗茨基擅长精雕细琢，沉着冷静，情绪的把控妥善植于娓娓的叙述中，每当酝酿至“理智的”门槛时，又恰到好处地并不破门而入。他刻意不去道破，这也使他文字构成的语调迷人而不失洞察力。

《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和《小于一》为此值得一读再读：

这座有二百七十六年历史的城市，有两个名字，一个本名，一个化名，而总的来说其居民基本上两者都不用。当然，在信封上或身份证上，他们写“列宁格勒”，但在平时谈话中他们宁愿称它为“彼得”。这种名字选择，与他们的政治倾向毫无关系；问题在于“列宁格勒”和“彼得堡”在发音上都有点儿别扭，并且不管怎样，人们总是爱用别号来称呼他们的居住地——那是更大程度的家常化。

这符合我这个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人，从前苏联的影片中得来的印象，那时电影都还没有色彩，画面上的黑白和大量的灰色呈现的场景和人物，再怎么调焦也不很清晰。不知咋的，如今在读布罗茨基的文章时，我脑海中浮现的场面依旧是黑白灰色的，远没有俄罗斯巡回画派为代表的油画那么流光溢彩。

这主要是国民生活中央集权化的结果。因此也才有官方报纸和电台那些正面的、“肯定生命”的胡诌，哪怕是在描述一次地震时也不例外；它们从不告诉你有关受害者的任何消息，而只是一味歌颂其他城市和其他加盟共和国兄弟般的关心，歌颂他们向灾区提供帐篷和睡袋。

有关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身世，相关资料显示，他1940年5月出生在彼得堡。15岁辍学，开始了频繁变动的工人生涯。17岁时才开始经常读诗，20岁那年因为地下诗歌杂志《句法》刊登了他的五首诗，引起克格勃关注，包括布罗茨基在内的年轻诗人作品，被认为是个人主义、悲观主义，而不符合当时意识形态的。1964年，他因“不劳而获罪”被起诉，判处五年徒刑并被流放至苏联北疆。后经许多文化名人斡旋，一年半后获释。这一案件也使得年轻的他获得国际性声誉。1972年，布罗茨基被变相驱逐出境，移居并加入美国国籍。198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该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遗憾的是，他在56岁的盛年突发心脏病，溘然长逝。

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俄罗斯侨民，苏珊·桑塔格形象布罗茨基的到来，“像一枚从另一个帝国射来的导弹，一枚善良的导弹，其承载的不仅是他的天才，而且是他祖国的文学那崇高而严苛的诗人威严感。”

约瑟夫·布罗茨基在西方的影响是“轰动性”的，近年在他的祖国，一些事情正在慢慢发生变化。俄罗斯文学学者、《悲伤与理智》翻译家刘文飞介绍，当下的俄国学界常常有“从普希金到布罗茨基”的说法，意在给出一个关于俄国诗歌史、甚至文学史的整体概括，也就是说，普希金和布罗茨基分别成了矗立于俄国文学历史之开端和终点处的两个标杆。开端是恒定的，普希金的地位是永恒的；终点则是漂移的，布罗茨基的地位将来或许会被另一位俄语文学天才所取代，“但将布罗茨基与普希金并列，这本身已经彰显出了布罗茨基的地位。”

倒是布罗茨基本人觉得原因在于“一个可悲的前景”。在将近五十年间，“尽管一方面国家拼命使劲，另一方面知识界变动剧烈”；然而，“上世纪俄罗斯伟大散文给本世纪留下的空白”，并未得到填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个中央集权化的国家，难道不是更容易行使和散布启蒙与文化吗？”他自问自答道，“很可惜，它在俄罗斯行不通。”

在为茨维塔耶娃散文英译本撰写的导言《诗人与散文》中，布罗茨基坦白了他写作散文的某些诀窍。他认为，一部涉及超过三个人物的叙述作品，对历史主题的省思，对童年往事的追忆，当遇到这样的题材时，就只能依靠散文来加以论述了，诗歌对此的把握显得比较棘手。从具体的散文篇章看，他有一套用来推动句子的方法，由一个个句子的层层叠加，在构成语境的某种连续性的同时，达成评论家所看重的“隐喻”；在这里，词语本身仿佛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是有繁殖力与衍生力的，大有滔滔不绝之势；他习惯的做法是，围绕选择的主题，以放射状的思维方式，从多个角度予以仔细的观察和论述。这是技巧方面的保证，是他的长处，当然，有时候也成为让批评家感到些微累赘或者冗长之所在。

整体而言，散文议题的表层是具有质感的可触摸因素，内层则蕴含理性的真知灼见，并且相互紧密粘合，共同构成审慎的思考体系。

安静、不动，这座城市耸立着，看着四季的流逝。在彼得堡，一切都可以改变，除了它的天气。还有它的光。那是北极光，苍白而扩散，那是一种记忆和眼睛以不寻常的敏锐在其中活动的光。在这光中，并且由于街道的直接性和长度，一个走路者的思想会走得比他的目的地还远，而一个有正常视力的人可以在一英里外分辨驶来的公共汽车的号码或跟在他后面的盯梢者的年龄。……从海上吹来的、散发海藻味道的逆风，治愈了很多被谎言、绝望和无能为力过度饱和了的心灵。如果这构成奴役的共谋，那么奴隶也许是可以原谅的。

类似的叙述，在约瑟夫·布罗茨基的笔下比比皆是。我如同漫步在河边，聆听清澈的奔流，沐享淘洗的慰籍，任由时间来检验。

读书，

是明天的功课

文/蔡应律

这篇短文，想谈谈何万敏近期的写作。

所谓何万敏的近期写作，系指这样两个部分：一是去冬以来，他为《凉山城市新》报“大凉山”文化版所开专栏“何必翻书”写的系列文章；二是今年起他在《彝海》杂志双月刋发表的名为“凉山探望”的系列文章。前者可视为他的读书札记，后者则是他对凉山历史文化的深度挖掘。后来万敏解释，这其实是他写同一本书的想法，一开始就想好分四辑，文、史、哲、艺术，每辑10篇，每篇字数基本控制在3000左右。“凉山探望”是其中“史”的部分。过程中有调整，比如哲学，写1篇就放弃了。“最后的艺术部分，是我经常思考的，但感觉偏、未必引起兴趣，想调整谈文化，又觉得题大。刚刚完成的2篇，分别写的是桑塔格和布罗茨基，我实在太喜欢后者了。”万敏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接着说：“再忙，读书是明天的功课，尤其现在不能喝酒以后，读书多了就有话想说，与其遗忘了，不如写起来，当作读书笔记。”

我特别欣赏他的这句话：再忙，读书是明天的功课。这跟我对他有可能“写成一部大书”的判断相一致。关于写作，多年前我曾谈过一个感受。这就是，刚开始写作时，很看重你发表了什么；到后来，就不看重你发表了什么，而是看重你在写什么了；再到后来哩，也不看重你在写什么，而是看重你在读什么了。读书何其重要！读书是明天的功课，更是今天的功课、永远的功课。不喝酒了来读书，多好的事。

认识万敏，是从他的影评开始。文字活泼，有趣，何万敏这名字，便记住了。他那时大约还在美姑，后来去《华西都市报》打拼，回到凉山，入《凉山日报》社，干到副总编辑。

也为文，可观处渐少。搞新闻会把笔头子写烂。我正想把他当作此说的又一例证，他的这一系到文章出来了。

“何必翻书”，专栏名俏皮，底下的文字却正经，是认真的学术话题，且大异于其老早以前的电影短评，人在前人文字里轻灵进出，优雅转身，从容解读，并连缀成为一种有识见的再创造气象。自然，“何”在这里，非疑问代词，乃万敏大姓，没有疑问，十分肯定也。承蒙抬举，冕宁县文联之《彝海》杂志，2013年初，开设了个“名家专栏”，邀约《凉山城市新报》主编沈毅女士和我捧场。初始，每人每期一篇，后来每人每期两篇，散文随笔，胡写海谈，延续至今。今年从总第84期起，又邀约了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普弛达岭和何万敏加入进来，一下子热闹多了。何万敏的“凉山探望”移至这里，每期也是两篇，近6个页码，更方便阅读欣赏。看看这些标题，你就知道，眼下，他在读些什么，并在用心思考些什么了：《假如我们能把藏彝走廊描写出来（凉山探望1）》《差点被遗忘的南方“丝绸之路”（凉山探望2）》《远古文明肇始留下的难解密码（凉山探望3）》《山谷中传来遥远的回声（凉山探望4）》。在世人以前所未有的热忱投身“眼前”、“当下”、“自我”的现实环境里，万敏踅身到历史的幽暗隧道中去钩沉索微，弄出名堂。当属难能可贵。

活泼，有趣之外，有了深度广度，有了视野胸襟，有了气韵气场。

于是，忍不住当面表扬两句，背后赞美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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