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时间里，我们不能浑然不知

《浪拍金沙》李美桦 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定价：36.00元 《一个人的文学史》程永新 编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7月第1版定价：98.00元（全二册） 《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王笛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第1版定价：69.00元

在这样的时间里，

我们不能

文/本报记者何万敏

《浪拍金沙》

李美桦在会理县的老家离金沙江仅10公里，距皎平渡不足20公里。在他还是孩童的时候，就在老一辈人乐呵呵的话语中，一次又一次听说过“巧渡金沙江”那一场亘古未有的史诗。比如，红军不费一枪一弹，智取三城的神勇；吆猪客赚开厘金卡，林师爷夜晚不谈公事的虚伪；江防队员面对头上的枪口，劝红军别开玩笑的荒唐；老百姓挤着看飞机，以为成精的蜻蜓在下蛋的无畏；渡江期间船工顿顿吃肉，过往红军天天喝粥的善举；一把伞（地名）战斗失利，刘元塘嚎啕大哭的沮丧；张爱萍到姜驿，县太爷出城迎接的滑稽；被红军放回的俘虏，全部被刘元塘砍死的狠毒；追到江边的敌军，只好捡几双破草鞋回去邀功的无奈；苏维埃主席王树芝就义前，视死如归的凛然。这样的惊险与传奇，史书上不可能写得详尽，倒是作家有心揣摩还动了书写的念头：用文学的形式，以历史的脉络为骨架，以当年红军留下来的传奇故事为支撑，以当地的风土人情为补充，艺术地再现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这段历史。用文学作品告诉读者，红军巧渡金沙江巧在哪里，红军为啥攻不下会理城，中央为什么要召开会理会议。

红军长征是一段艰辛而伟大的革命历程，可歌可泣之处甚多，文艺作品亦层出不穷。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重大历史事件是必须遵循的前提。如何去还原历史并且艺术地再现历史的真实，对于作家来说“是一个非常考文笔的问题”。因此李美桦的尝试值得称道，更可喜的是，他的耕耘结成饱满果实。

《文学报》不惜版面，发表评论家张孝华的评论肯定：“小说故事情节波澜起伏，伏笔和文势张弛有度，节奏把握冷热相济，结构紧凑不拖沓，点和面兼顾恰到好处，让这段经典传奇更加紧张曲折，扣人心弦。作家在还原这一段让人震撼的战争场景过程中，不惜笔墨对当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进行描绘，地域特色明显，通民心、接地气、有筋骨、有温度，增强了作品的吸引力、感染力和生命力。作品语言流畅，大量使用金沙江两岸的方言土语，幽默诙谐，平实通俗，人物对话个性鲜明，突显了语言的表现张力，使得这部作品的文学性、戏剧性和可读性相融，让读者在紧张的气氛中，得到不同的审美感受。”

《一个人的文学史》

前些时日，从凉山彝族诗人阿苏越尔微信上看到他获有程先生签名新作，羡慕得紧。遂问起可否享受同等待遇？越尔讲与程先生见过一面、喝过两台酒、购下三本书，可送读书人。没过几天，请人专程带来，让我甚喜。

程永新“几十年都待在《收获》的一个办公室里”，称得上是资深编辑；而且是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漫长的岁月里文学正前所未有地前行、成长和变化。我那个时候在一个小县城，吮吸到最初的文学营养中就有一本他编的《中国新潮小说选》。其中的小说和那些司空见惯的完全不同，新鲜感、探索性、陌生化效果，都热乎乎地扑面而来。我认识了几位新锐小说家，当然也就记得了具有独特眼光的编辑程永新，并且信任“一直是跟这个时代一起往前走的，从来没有拉下过任何一个重要的作家”的《收获》杂志，所以自费订阅了好几年。

我对书中的信件部分特别感兴趣，因为后来的电脑打字，很快将“见信如面”的美好荒废了。依旧带着体温的笔迹述说着心情，成为发散回忆的陈年酵母。于细致，程永新真是一个有心人，他不仅保存了作家们的来信，有的连信封也一并留存，十分珍贵。他自谦，“读着读着，思绪进入了漫长而美好的回忆，过往的岁月、碎片般的记忆开了闸似的涌来，我时而凝神沉思，时而会心偷乐，时而与忧伤相伴，时而开怀大笑……假如对未来的写作者或者研究者能够提供一些具有现场感的细枝末节，是不是还真有一些史料价值？”答案是肯定的。比如贾平凹的手稿，为长篇小说《带灯》后几页的三次修改，苛求更好表达的努力一目了然；包括写作时的心态，从“稿子怎样我也不知，慌慌着”，到“我喜欢这部作品，才不断修改，而给你们增添麻烦”，再到“咱们真到了多保重的时期”，对一部成熟作品的呕心沥血可谓跃然纸上。

实质上，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并非文学的“边角废料”，恰恰构成了余华、苏童、扎西达瓦、马原、王朔等一批作家写作历程的意气风发，原生态地呈现了文学生产的过程，更为文学史研究者呈展了开放而鲜活的材料空间。

《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现任澳门大学特聘教授、历史系主任的王笛是四川人，1956年6月出生于成都，1982年和1985年分别获四川大学历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91年赴美，师从西方研究中国城市史大师罗威廉教授。他写四川的三本书《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商务印书馆，2013），反响皆好。这书甫一上市，颇引瞩目，盖因此话题鲜有研究著述。袍哥即四川的哥老会，是1949年之前活跃于长江中上游的秘密社会组织，其影响力与青帮、洪门不相上下。据说最盛时，川省约有70%成年男子加入，在川军、湘军中影响巨大，也是清末革命中的重要力量。

本书从一桩1939年的杀人案和一本尘封七十多年的报告出发，结合丰富的图文资料，细致入微地考察了袍哥组织及近代基层社会的权力运作，审视了袍哥成员及其家庭在动荡的大时代下个人命运的沉浮，揭开具有神秘色彩的袍哥世界的“日常”面目。同时书中也向读者展示川西平原的风土、社会、组织、管理、经济、政治等等，呈现出一幅饱满、立体、生动的近代川西社会图景。作者说，“我尝试把文学式的描写和严谨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有意要将它写成“一部微观历史”。

历史的研究，需要具有宏观和微观的视野。在研究历史的时候，细节经常可以给我们展示不同的面相。在改造社会的激情与田野调查的冷静之间，沈宝媛的态度不断游移，她留下了一份既详实又不乏主观色彩的报告。调查报告只有2万多字，要扩充成一本20万字的学术著作，需非常多的工作，而沈宝媛95岁上又不幸于2018年初病逝。王笛特别要补充大量背景资料，“比如袍哥雷明远，他是佃户，在过去属贫农，可他却雇了一个长工、四个短工，还有二房妻子，这恐怕完全出乎人们的想象。”

王笛进一步介绍，“在宏观上，《袍哥》包含了三种叙事，即：雷明远、沈宝媛和我。”雷明远作为袍哥由盛到衰，从中体现出袍哥世界运作的规则。沈宝媛是大学生，在当时算“天之骄子”，思想左倾，做社会调查是响应“到农村去”的号召。王笛作为历史学者，展开了与他们二人的对话。三种叙事方式不断切换，就像放电影一样，生动而形象，最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图像”。

《民国知识人：历程与图谱》

“复旦大学光华人文杰出学者讲座丛书”，此前向读者介绍过巫鸿的《全球景观中的中国古代艺术》、李伯重的《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一己之见，丛书中的各种都值得一读，就算是置身名校得到教益，何乐不为。这本书同样来自校园里的演讲，叶文心教授在台湾大学历史系完成本科学习，她跟许倬云、张灏、林毓生等老辈学人一样，然后再到美国去攻读博士学位，留在美国的著名大学任教。叶文心教授现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担任历史系的讲座教授，在东亚研究所担任讲座教授兼所长，近些年围绕民国史，尤其是涉及文化领域的问题出版了大量著作。

甲午战争之后，天津和上海聚集了不少的“知识人”，他们以报刊为媒介，在报章杂志上发表各种痛切的时论，反省传统文化思想与国家富强之间的关系。然而即使各方意见纷纭，头绪错综，通都大邑的中国知识人通过印刷品以及文字的媒介，共同建构了对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想象。“这批人所经历的是传统文化格局的颠覆，以及跨国资本与科技的现代异化效应。”叶文心从四个角度来观察这个张力：一是教育制度史，科考停办，整套文化、教育与社会格局受到激烈冲击，新型教育体系相应而生；二是人物传记史，一个能成为“人物”的知识人，往往必须背井离乡，不能像祖宗一样安于故园；三是都市政治社会史，城市这个多元的场域是许多内地知识人的向往所在；四是文化史。与“精英视角”所迥异的是，在她看来，“我们平常研究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通常总是把叙述的重点放在精英群体或者思想流派的先驱人物身上。（紧转2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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