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我刚参加工作,供职于西昌汽车运输公司会理汽车站。在校时对写作的热爱,使我很快成为《凉山日报》的通讯员。
当初投稿时都是用手书写稿件邮寄报社,报社老师常对某篇稿件提出修改意见邮寄给我,对我是很大的鼓励。在长期的投稿中,我认识了三位老师:杜超、孙福生、何绪福。
1985年,西运公司召开年度宣传工作会议,公司邀请杜超老师来讲课。杜老师说,“我过目一下通讯员名单,如果有凉山日报社的通讯员,我就来。”宣传科长谢子贵送上一份通讯员名单,杜老师看见了我和周毛新等几位眼熟的名字,当即接受邀请。参会时,还与我们通讯员握手,讲课时,把我们几个通讯员的文章拿来评析,极大地鼓励了我的写作热情。
孙福生老师多次约我到报社,传授写作经验,我的一篇写彭德怀元帅过会理的文章,就是孙福生老师叫我修改两次后,交副刊部陈增美老师编辑刊发的,该文刊登后,被《山西青年》杂志转载,后来还被收录进《凉山州民间文学集成》一书中正式出版。
2004年,我已很少写文章了,受企业之托到凉山日报社联系专版宣传报道的事,有幸见到了孙福生老师,得知他早已退休,返聘报社群工部工作。这次与孙老师畅谈了近两小时,师生情愈加深厚。
当年何绪福老师是农村版编辑,通过多次鸿雁往来,双方感情笃深,终于在1985年的一天,在何老师办公室,我见到了仰慕已久的何老师。一副朴实、和蔼的模样,让我原对大编辑有畏惧的心态消除,师生距离拉近。
“通讯不像散文,不用雕饰,直接写出人物的活动、思想即可。”
“这篇红糖专业户的文章多了些虚的东西,比如评价的语言,这不好,直接写出专业户的艰苦经历史而致富就可以了,再改……”
之后,我采写的通讯《甜蜜的事业》在《凉山日报》第二版头条刊出,占了该小报版面的五分之一。当时,会理县成立有业余文学创作组,文朋诗友把这篇文章收藏、欣赏,该文最后一句“临别时,我祝他(制糖专业户张中治)今年结大瓜”,被很多朋友作为见面的寒暄语。
上世纪80年代,我的文章在《凉山日报》屡屡发表,这与三位老师的教诲密不可分。
后来,由于工作变动,我很少写文章了,与《凉山日报》距离远了,但我的新闻写作史,我的3位启蒙老师始终伴我左右。我从事法律服务工作20多年,我书写的诉状,代理词等文书,常受同行和法院法官赞扬,都说“写作功底强”。
转眼30多年过去了,我至今一直都没有忘记我的这3位新闻启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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