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缨先生在西昌的点滴往事

高缨生前与妻子段传琛的合影，段传琛是成都日报退休编辑。

文/蔡应律

2月22日上七点半，作家高缨在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因病逝世，享年89岁。

高缨先生安息。

高缨先生是四川有影响的作家。我生也晚，点滴回忆，浮上心头。

最忆是上西昌高中时（1961年至1963年），学校曾组织全校师生在西昌顺城街大礼堂听过他的一次文学讲座。那时候我自己个子小，故而记忆中高缨白皙，瘦高，想象中的作家就是他那样儿。整个讲座，我记住了一点，即他说要注意学习、吸收群众中生动鲜活的口语。他举了个例子。说某人一回到家里即挨了一顿十分凶狠的骂，你可以用很多文学语言来形容当时情景，却未必能形容到位，民间语言说“一进门，蒙头盖面就挨了一顿骂”，多么简洁生动又形象。

另一记忆，也在西昌高中：某日，学校宣布当晚全校包场看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时在全校师生中掀起来的欢呼。此电影是根据高缨先生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是先生的代表作。此小说和电影，都是当年（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热门话题，仅仅讨论这部小说的文章集结起来就出版了不薄的一本书。文革中《达吉和她的父亲》受到批判，原因是里面“讲人性”。这在那个不讲人性的年代里一点也不奇怪。

高缨先生当年曾下放到西昌专区地委挂职锻炼，出版有散文集《西昌月》。西昌后来创办的文学杂志取名《西昌月》大抵与此有关。

当年高缨曾到我的家乡会东县体验生活并写下散文《会东赋》，文章开头即是“会东多苍山，会东多白云。在那山与云之间，有一座崭新的城。”这开头至今深刻留在我辈记忆里。

妻子女儿：

他从未停笔，前不久还写了新诗

22日中午，记者采访到高缨家人。他的爱人段老师透露了高缨的晚年生活：“十年前，他在川大华西医院做了一次心脏手术。他一直非常顽强地跟病魔做斗争，虽然视力下降厉害，但他还是一直用放大镜看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尤其是一直没有停止写作。去年底，还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寻觅》。”

高缨在文学上取得瞩目的成就，对后辈影响深远。高缨的小女儿高山说：“如果说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最大的影响，那就是三个字：真善美。他会给我们讲文学艺术，更重要的是他正直的人格魅力，深深滋润着我们。我的哥哥姐姐都是画画的，在艺术领域有自己的成就。我也在媒体工作。这些都跟父亲的言传身教分不开。”

高山透露，“父亲去世前不久，还写了一首新诗，悼念一位诗人。当时我看了觉得，爸爸写得真好！”

作家王国平：

他是我敬重的良师

高缨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包括诗人梁平，诗歌评论家蒋登科，作家杨献平、王国平等在内的川渝文学界人士纷纷表示悼念。

回忆起与高缨先生的各种交集，王国平写道：“目送高缨先生。他是我敬重的良师，生前曾多次写信给我，鼓励我好好创作。”蒋登科说，“我和高缨先生没有现实中的交集，但我知道他和我的老师方敬先生、邹绛先生很熟，两位老师在世的时候时常谈起他。

忘年交好友：

他对后辈的热情令人感动

跟高缨先生有30年交情的忘年交好友徐先生，说起与高缨的情谊感慨不已：“他非常关心中青年文学爱好者，对后辈的热情令人感动。”30年前，从川大毕业的徐先生，为省作协的作家拍照片。拍过周克芹、流沙河之后，流沙河先生带他去高缨老师家拍。“从此我们就认识了，并成了忘年之交。”之后，徐先生移居新加坡，还曾经请高缨夫妇去新加坡住过一个月。近期，高缨先生身体不好，徐先生还专程赶来看望。

徐先生说，“我在联合早报工作，业余进行写作。高缨先生对我的写作有很多关键的指导，更重要的是，在做人方面，他是我的精神导师，像父亲一样。他的嫉恶如仇和正直人品，对我影响很大。”徐先生说，高缨先生一直关心他的写作，“鼓励我一定要多写。他去世之前，我还在跟病床上的他说，我会好好写，让他放心。”

四川日报记者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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