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离开后，老家有点“荒”

大量优秀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凉山州农村的基层组织、民主建设和三农问题产生了一定影响。

他们离开后，

老家有点“荒”

为了增收致富，凉山州大量农民工外出务工。但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给本地区的基层组织建设、民主建设和三农问题造成了明显影响。

党员外出打工，无法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党员结构失衡；村民返乡不便，难以参与村里各项民主事务；土地无人耕种又无法流转，只得长期闲置；留守人群劳动力低下，导致农事管理困难；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被忽略，情感缺失严重。如何化解这些矛盾，这将是凉山州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难题。

文/本报记者岳明华

图/本报记者钟玉成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凉山各地的农民工大军纷纷走出大山，涌向工厂、企业、建筑工地，外出务工成为了农民增收致富的主要渠道。

去年，凉山成功转移输出农村剩余劳动力113.2万人，创造了外出掘金134.6亿元的奇迹。

凉山州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外出，对本地区的基层组织建设、民主建设和三农问题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近日，新报记者就这一问题专门深入到凉山州冕宁、昭觉、布拖等县的机关、乡镇和农村进行了一番调查。

现状：青壮年常年外出务工

从冕宁、昭觉、布拖三县的农民工输出情况中看出，当前农民工外出务工呈现四个特点：

外出务工数量逐年增多。从2013年、2014年末外出务工人数来看，冕宁县全县外出务工人数分别为7.93万人和9.167万人，昭觉县的全县外出务工人数分别为5.62万人和8.05万人。两年间，两县的外出务工人员分别增长了1.237万人和2.43万人，分别比上年增长了15.6％和43.24％。

外出务工人员以青壮年为主。调查发现，各地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主要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如布拖县2014年外出务工人员中，16至20岁有5549人，占外出总人数的10.62％，21岁至50岁以下的42303人，占外出总人数的80.98％，50岁以上4358人，占外出总人数的8％。

冕宁县农委办负责劳务输出工作的景正荣说：“现在农民外出务工的一年比一年多，特别是20岁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他们能掌握一定的技能，获得的工资收入稳定且相对较高，都愿意出去打工挣钱，所以外出务工人数一年比一年多。”从其它县的采访情况来看，外出务工人员也呈逐年上升之势。

从其他县、乡、村劳务输出的情况看，外出务工的人员均为当地素质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

输入地离输出地较远。从农民工输入地情况来看，冕宁县汉族聚居区务工人员只有少部分在州内务工，大部分在州外务工，该县的拖乌乡彝族聚居区和昭觉、布拖两县的务工人员主要集中在沿海开放地区及国内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务工，如广州、福州。

在外务工时间相对较长。调查发现，在外出务工人员中，大部分是季节性务工人员，只有少部分人员是长期性务工人员。他们中的多数都会在农忙时节或重要节日返回家乡，等做完农活和过完节再返回务工地。

例如，冕宁县汉族聚居区的务工人员大部分都会在农作物播种、收割时节和春节期间返乡，等播种、收割完毕和春节完后又外出务工。而位于该县彝族聚居区拖乌乡和昭觉、布拖两县的农民工，都会集中在彝族年、火把节期间返乡过节，等过完节再返城。

这些农民工每年在外务工时间都相对较长，80%以上的务工人员在外务工的时间超过半年以上，多数人在外的时间比留在家里的时间长。

隐忧一：党员结构失衡

凉山州大量优秀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改善了家庭经济条件，提高了地区生产总值。但事物都具有其两面性，这一现象对凉山州农村的基层组织、民主建设和三农问题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我们村现在有知识、有能力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出去打工了，还有部分党员也长期在外打工，村里想开个党员会议、过个党组织生活都不好开，这对跟踪培养和考察入党积极分子、管理外出党员都带来很多不便。”冕宁县拖乌乡黄家坝村党支部书记孙胜告诉记者，现在该村党支部很少开会或过组织生活，平时有事都是打电话或发短信给在外的党员通气、交换意见。村里想发展新党员，但无法进行跟踪培养和考察，对流动党员的管理也经常处于“失联”状态。

正如孙胜所说，现在基层农村由于大量青壮年农民工外出，造成留在本地的优秀青年逐渐减少，使农村入党积极分子减少，党员后备力量不足，干部队伍难以形成梯次结构，影响了村干部队伍的稳定。

此外，由于留在农村的优秀青年逐渐减少，农村党员结构老龄化、男女比例不平衡、党员队伍素质能力差的问题也较为突出。

以昭觉县达洛乡达洛村为例，该村共有党员16名，年龄在40岁以下的5名，40岁以上有11名，占了68.75％，其中50岁以上有6名，占了37.5％，年龄结构明显老化。

这些党员中有12名是文盲，占75％，其余4名是小学文化。该村共有村民780人,其中女性党员1名，男女党员比例不平衡。

隐忧二：民主事务参与度低

外出务工的农民与农村日渐疏远，利益相关度日益下降，导致农民工对参与农村民主事务的积极性逐渐下降。

记者采访了10余名在春节前返乡的农民工时了解到，有超过30%的人称由于经常在外，自己很少关注村里的事情；有15％的人说自己没有直接参加过村委会换届选举；有超过40%的被访者参加过村委会选举，但都是年末返乡时正好赶上村里换届的，不是专门回来的。

只有家住冕宁县林里乡丰收村的村民乌才军在受访时说:“我是党员，村里有选举的时候我要回来开会，所以平时一般也在西昌打工，不敢去远的地方。”其余的人都是由家人代为填写选票，间接参与村里的选举活动。

“我县2014年基层农村登记选民有10万多人，到现场行使选举权的只有6.8万人，委托票数多达1.3人，而且我们发现这个委托票数每年都在增加。”在谈到农民工外出务工对基层民主建设的影响时，昭觉县民政局基层政权股股长贾巴俄惹告诉记者，现在有不少对农村事务比较关注的农民工，因路途遥远、信息不通或选举成本太高等不得已放弃权力，或只能采取他人代票的方式参与民主选举，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层民主选举的质量。

此外，贾巴俄惹还告诉记者，现在昭觉县要求村务公开率都达98％。可留在家里的劳动力既要处理琐碎家务，又要负责农活，即使少数村村务公开透明度不高，留守的人群也无暇对村委会的活动进行监督。而外出村民回村时间一般是在农忙季节、重要的民族节日和春节期间，忙于农活和走亲访友，大多数也不会对村务主动地关心过问。

可见，大量农民工的外出务工，对基层民主选举和民主治理产生了一定影响：首先是大量素质较高的青年农民流失，不利于选举出优秀的村干部；其次，流动在外的农民工因各种局限，无法真实反映其民主意愿；再次，农民工长时间离开家乡，对村务的知情权、重大事务的决策权、村干部的监督权弱化，影响了村民自治的顺利实施。

（下转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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