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自学成了半个化工专家

调解成功后，双方当事人向合议庭成员送来了锦旗

▲合议庭成员研判案情四川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刘任

为了解决一起跨度近1年涉案金额近1500万元的商业纠纷，办案法官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学习研究化工知识，几乎成了半个“化工专家”，近日，乐山市五通桥区法院成功调解了这起商业纠纷案，两行业巨头从争锋相对到握手言和，甚至还准备继续开展商业合作。

乐山中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逐步推进，乐山法院推出了“法润嘉州”司法惠民十大行动，为群众办实事，着力服务改善民生，本案的妥善化解就是司法惠民的一个典型代表。

价值1500万原材料 买家买了用不了

2020年1月，注册地为乐山市五通桥区的新能源企业A公司来到了五通桥区法院，要起诉其原材料供应商，即注册地在陕西省西安市的化工材料B公司。A公司工作人员告诉法官，2017年12月，A公司与B公司签订了化工原料的供应合同，根据合同，B公司应向A公司提供总价值约2500万元的不同类别的树脂，其中一种名为“精馏吸附树脂”的，系A公司用于生产多晶硅的一种辅助用化工原料，极其重要。但是B公司2019年交付给A公司的此类树脂，经A公司内部测试，并不符合合同中关于树脂的技术指标和相关参数的约定，导致A公司无法按正常的工艺流程进行生产，故要求退还已经交付的156立方米精馏吸附树脂，并要B公司退回货款，并支付因为产品不达标对A公司造成的损失约1500万元。

该院的法官彭红松在接到这一案件时，正好处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时，只能通过电话、邮件与被告B公司联系，在得知A公司起诉自己后，B公司委托了律师并反诉A公司违约，要求其赔偿自己的损失。A公司则是申请了财产保全，请求法院查封B公司一个外汇账户存款，双方你来我往，毫不退让。

案件涉及高新技术 双方各有专业指标

经过调查，彭红松得知，A公司系一家国内领先的光伏产业集团的下属子公司，专攻多晶硅产品，5年前才在五通桥区建了一个新厂，采购的树脂就是给新厂用的。另一边，B公司也是一家主板上市公司，以树脂产品为主，产品占据了国内近70%的市场份额，无论是技术还是产能都可说是行业领头羊，声名远播。可以说，双方都是行业“巨头”，根据这一情况，本着对双方企业负责的态度，五通桥区法院组织了由彭红松担任主审法官、另两名资深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审理该案。

2020年4月，案件第一次开庭。第一次开庭，用彭红松的话来说：“真的是大开眼界，双方除了律师以外到场的都是各自公司的技术负责人和骨干，加起来有10多人。律师着眼于合同条款，其他人却是为了技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

原来，所谓的“精馏吸附树脂”是在生产多晶硅的流程中用来除去多晶硅原材料中含有的杂质硼的。这一技术应用的时间并不算长，至今不过五六年时间。2017年，A公司建立新厂改进了生产流程，才开始采用这一技术。当时为了采购“精馏吸附树脂”，A公司是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参与投标的B公司提供了样品并通过了A公司实验室测试，最终成为其供应商。本着这一点，B公司并不认为自己提供的产品有什么质量问题，即使树脂参数有部分不符合合同上的参数要求，也完全可能是A公司储存的问题，毕竟从交货到最后双方对簿公堂已经超过1年的时间了，而B公司律师说：“树脂这种东西在常温储存状态下，含水率等指标是会发生变化的，按照合同约定，A公司应该在收到货物1个月内就抽检，有问题应马上提出异议，而不是在近1年后才来说有问题。”

业内“大牛”出庭 法官自学化工知识

基于B公司提出的质疑，A公司很快向法庭提供了新的证据：A公司的一家兄弟企业使用同样的生产工艺和流程，同样使用B公司提供的“精馏吸附树脂”，却发生了无法正常生产的问题。因此，A公司的母公司某集团下发了技术文件，文件载明：“精馏吸附树脂在活化工程中，树脂官能团是因为与原材料中含有的四氯化硅发生反应，导致生产流程出现问题。”B公司则回应：“除硼树脂的功能就是在于通过官能团吸附三氯氢硅中的硼杂质，来达成除硼的效果。若官能团与四氯化硅发生反应，则该功效就成了空谈。一定是A公司生产工艺上出现瑕疵，才会失败。”

随后，法院组织双方第二次开庭。双方为了证明自己技术上的权威性，都找到了行业内的专家来做顾问。A公司找到了四川大学化工学院的教授，而B公司则是找到了西北工业大学的专家，双方都是行业内技术“大牛”，但他们对树脂是否会造成生产失败，均持有不同的意见。

到这里，合议庭的3名法官遇到了极为严峻的挑战，因为他们没有化工专业的学历和经验，合议庭成员王利群说：“即使一个大学本科生甚至硕士生，也很难参与这种高新技术的讨论。”为了搞清楚技术性的问题，彭红松等3人一边要求当事双方提供更多关于生产工艺和流程的资料，一边又通过网络和第三方机构寻求技术支持，自己也用业余时间查阅化工和光伏产业的资料。为了这起案件，彭红松和同事们查阅了近千份资料，积累起来的文件有一尺多高，彭红松花了近3个月的时间，自学了关于化工材料学和光伏面板制造的专业知识。他告诉记者，学习这些并不是为了明白产品是怎么制造出来的，而是为了能够发现双方提供的证据在逻辑上存在的问题。

最终，经过反复查阅资料，彭红松发现双方提供的资料都存在问题，这些问题有可能就是双方爆发矛盾的原因。

比如，A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A公司在2017年用B公司的树脂进行了实验，确认符合自己的要求。但是集团公司又因为同样的树脂导致无法正常生产，问题出在哪里呢？彭红松告诉记者：“首先，A公司集团所使用的生产工艺是自行研发的，当时出问题的那批树脂的量级和做实验的树脂的量级差距极大，这种情况下在达到一定量级后树脂会否有其他反应，这需要专业机构来进行司法鉴定。其次，B公司生产树脂的流程涉及到商业机密，他们基于保密的原因，一直不肯将生产工艺和原材料成分详细的资料提供出来。而双方找到的专家，争论的焦点也并不是树脂是否有效，而是树脂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是否出现其他反应导致生产失败。”

诉讼成本或逾千万 法官调解促双赢

现在问题的症结找到了，彭红松让双方各推荐了一些专业鉴定机构，希望通过司法鉴定的方式拿到准确的结果。但是，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意料之外，专业鉴定机构纷纷表示自己可以做一些基本的实验，但是却不建议把实验结果作为判案的依据。彭红松说：“专业机构可以根据需求对树脂的功效进行实验，但是依然受限于量级。他们告诉我，1升树脂实验没有问题，并不意味着10升没有问题。同样的，1立方米没有问题，并不意味着10立方米也没有问题。科学实验是严谨的，除非进行全面测试，不然这样先进的工艺，机构也无法片面的说有问题或者没有问题。”

若要进行全面的测试，那就意味这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根据鉴定机构的说法，至少需要上千万元的资金和充裕的时间，才能拿到最终的结果。为了解决一个1500万元的纠纷，却花掉1000万元的成本，这明显是得不偿失的。合议庭面对这样的情况，决定还是促成双方和解。合议庭成员许桥说：“A公司虽然是乐山本地企业同时也是原告，但是我们作为法院并不会偏袒某一方，而是希望这起案件能有一个圆满的结果。如果启动司法鉴定程序不仅耗时长成本高，而且双方都可能存在不确定的诉讼风险，加之该案涉及到商业机密和商业信誉，如能调解解决纠纷，符合企业双方最大利益。”

为了保障当事企业的利益，合议庭3名法官分别与双方进行沟通。彭红松认为达成和解的基础是存在的，首先，A公司采购的树脂基本没有使用，并没有大的损失。而这些树脂在储存过程中可能出现含水量增高等情况，B公司所拥有的技术可以将其回收再加工，一样可以继续销售。

经过两个多月的调解工作，今年年初，双方一致同意，A公司向B公司退货，B公司向A公司退款，双方各自承担各自的损失，并迅速执行到位。长达1年的案件到此终于结束，这让3名法官都松了一口气，另一边当事企业也对结果很满意。彭红松对此表示：“真正让我们觉得骄傲的，是经过这几个月的调解沟通，不但顺利解决了纠纷，双方还表示以后还会在其他项目上面继续合作下去，这个双赢的结果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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