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山城记：一座古城的生命史》连载 郭沫若的芭蕉花与天后宫的地产官司

乐山市档案馆藏民国乐山县政府档案——《四川高等法院第六分院法院民事判决》

■邱硕

位于丽正门内的天后宫就是乐山城的福建会馆，不知建于何时。从县志的“府城图”上，能清晰地看出天后宫的规模，大约与万寿宫规模相当，可见福建移民的雄厚实力。天后宫供奉的是蜚声海内外的海神妈祖，民间常称天后、天后娘娘、天妃等。福建是妈祖文化的发源地，因此全国的福建会馆都叫天后宫。

当天后宫作为内地的移民会馆时，妈祖的海神性质几乎完全消解，而成为祖地原乡、血缘祖先的代表象征。文献中缺少对乐山城天后宫的记录，但我们可以从乐山沙湾天后宫的记述中了解乐山移民群体的原乡情感。福建客民后裔郭沫若在《芭蕉花》中对于母亲的深情回忆，无意间为我们留下了线索。郭沫若的母亲体弱，有“晕病”。乐山地区传说芭蕉花可治疗此病，但芭蕉花却极难得到。一次犯病后，郭沫若与二哥一起到沙湾天后宫内偷摘了一朵芭蕉花，想给母亲治病。

“回到家里了，二哥叫我把花苞拿去献给母亲。我捧着跑到母亲的床前，母亲问我是从甚么地方拿来的，我便直说是在天后宫掏来的。我母亲听了便大大地生气，她立地叫我们跪在床前，只是连连叹气地说：‘啊，娘生下了你们这样不争气的孩子，为娘的倒不如病死的好了！’我们都哭了，但我也不知为甚么事情要哭。不一会父亲晓得了，他又把我们拉去跪在大堂上的祖宗面前打了我们一阵。我挨掌心是这一回才开始的，我至今也还记得。”

“我们一面挨打，一面伤心。但我不知道为甚么该讨我父亲、母亲的气。母亲病了要吃芭蕉花。在别处园子里掏了一朵回来，为甚么就犯了这样大的过错呢？”

在福建移民心中，天后宫是象征原乡的空间，里面的一切东西，哪怕一草一木都是神圣的，任何对天后宫的损坏行为都不可饶恕。因此，尽管郭沫若兄弟是为了母亲治病，采摘了天后宫的一朵花，都不能被父母接受。郭沫若的父亲将他们拉去跪在大堂的祖宗面前惩罚，也是警示他们不能数典忘祖。孝顺是中国传统社会对于为人子女的基本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要求，在这里，对原乡和祖先的大孝道远高于对父母的小孝道。

郭家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之前，由福建宁化入蜀，世居乐山沙湾镇，其时已历一百余年，原乡感情依然浓厚，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天后宫原乡情感的维系。这种原乡情感有利于团结同乡，抵御本地土著的歧视和打压，也能抚慰移民漂泊无依的心灵。但是移民群体的原乡情感并不影响他们接受新的地方认同，这也是郭沫若终其一生都自认是四川乐山人的原因。

物质是精神的载体，一旦会馆消失，那么移民群体的原乡认同则会渐渐减弱，以至于无。在民国社会的巨变中，福建移民后裔逐渐丧失了天后宫的所有权。民国时，天后宫的房舍和场地办过丝厂、学校，也驻扎过军队，还做过国民党三青团乐山分团部所在地。这些杂乱的设置与福建会馆的衰落和产权的变动息息相关。从大佛寺和福建会馆对天后宫地产的争夺一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变中，传统的移民团体如何解体。

1930年，经二十四军“官公营庙会清理委员会”和乐山县政府征收局提卖处理，天后宫庙产归大佛寺所有，天后宫成为大佛寺在乐山城中的脚庙。

1940年与1941年之交，正值大佛寺更换主持，福建移民后裔们觉得有机可乘。罗信安、田仲农先后迁入天后宫内住家，占据了天后宫五间房舍。大佛寺寺僧再次交涉，敦促两家搬出，但这两人像嵌入天后宫的两根铁钉，丝毫不动。期间，福建会馆会首邱文安设法到乐山县政府冒领了天后宫的土地所有权状。毗连天后宫外山门之右有一处民房，属于居民李秉权所有，其土地所有权状却被大佛寺当做福建会馆的权状领走了。

1945年，大佛寺向乐山地方法院提请诉讼，要求被告罗信安、田仲农将所住天后宫房舍返还，并赔偿几年来的房租损失。乐山地方法院判决大佛寺方胜诉。罗信安、田仲农哪里肯服，于1946年向四川高等法院提请上诉，高院维持原判。

在四川高等法院判决之后，原告又提请了上诉。就在上诉的过程中，杀出了李秉权，他此时才发现自己房屋的所有权状被大佛寺误领了。法院当然更不支持福建会馆对天后宫的所有权。1948年，土地诉讼案终于结案，大佛寺一方仍旧胜诉。

乐山著名画家李琼久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做过大佛寺的临时工，就住在脚庙天后宫，此时的天后宫已非常破败。1986年，天后宫被拆除。再也没有人对它心系神往，再也没有人为之黯然神伤。（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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