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西迁中的29次会议（上）

乐山文庙崇圣祠，当时为武大校务办公室，王星拱、朱光潜、赵师梅等曾在这里办公。

武大学生西迁乘船途中。（资料图）□龚静染文/图

1938年初，抗战军兴，日军三面围攻武汉，形势岌岌可危。武汉大学被迫西迁，前往遥远的大后方——四川乐山，而颠沛流离的日子从此开始了。

1938年3月23日，国立武汉大学在重庆西三街设立了西迁总办事处，并成立了“迁校委员会”，作为西迁的中转站。不久，“迁校委员会”匆匆在重庆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将西迁途中的工作任务进行了分配：“王蜀丞先生赴公路局接洽车辆；纪常伦先生管图书仪器械件等运输事宜；李振时先生管行李运输事宜；李人达、王蜀丞先生暂管招待教职员工及学生事宜；董永森先生暂管重庆方面会计事项；王蜀丞先生管收发登记文书等事项。”

1“迁校委员会”一次会议

参加“迁校委员会”一次会议的只有四人：杨端六、曾昭安、方壮猷、刘迺诚。这是一个临时会议，档案记录中没有显示详细开会地址，大概是随便找了一个地方开会，码头、车站、茶馆、客栈均有可能。参会人员也不齐，“迁校委员会”中有两人未到场，仍然滞留在武汉或途中。正值兵荒马乱的时期，人心惶惶，会议尽管仓促，但这次会议却非常重要，对西迁中人事安排做了详细分工，而这也正式拉开了武汉大学西迁的大幕。

也就在这月的一天，尽管枪炮声正在临近，武汉市区相对还比较平静。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王雪艇陪同李四光到武汉大学参观，闲步珞珈校园，只见四处樱花簇簇，似雪如絮，极为壮观。但学校里只有四年级的学生在上课，其余年级的学生均在做迁到四川去的准备，透出种慌乱的气息。王雪艇是这所大学的缔造者，这里一石一木的建造都是他亲见，武汉大学在他的经营下始有蔚然大观之象。但如今半个中国沦陷，武汉也势难保住，这样的美景就要与之告别了，不能不让人生出些愁绪来。

“迁校委员会”的成员由邵逸周、杨端六、曾昭安、郭霖、方壮猷、刘迺诚，共六个人组成，杨端六任迁校委员长，担当总负责人。这六个人在武汉大学都是有名的教授，也是学校的中坚人物，如邵逸周是工学院院长，方壮猷是历史系主任，刘迺诚是法学院政治系主任，曾昭安任教务长、图书馆馆长，杨端六是法学院院长、经济系主任。抽调他们来做这项工作自然是考虑到了西迁的重要性和艰巨性，迁校委员会担负着总调度的责任，负责物质运输、保障路途安全、购置教学器具、安排师生住宿、处理日常杂务等，可谓是事无巨细，需要劳累奔波，而将此重任交付他们自然是精心选择的结果。2 论选校址的重要性

第二次会议是4月4日，已经是11天之后。

此时，“迁校委员会”六人小组已经悉数到达了四川乐山，而在后面的28次会议中，这六个人基本是固定到会的。临时增加的人均为列席参加，如在第二十六次会议中就增加了熊国藻、叶雅各、葛扬焕、刘秉麟，涉及了专门的事务。

此次会议着重在落实学校的校舍建设、学生宿舍及购置一些办公设备等重要议项上。武汉大学在选择西迁乐山之前，先派人沿江而上做过考察，对办学环境有比较充分的调查，最后才决定落址乐山，而这个重大的决定中就包含了对是否能够容下上千人生活有过考量。实际上在综合比较之后，乐山被认为是条件最好的。这座小城偏于川南一隅，三江汇流，峨眉横列，人文环境堪称嘉良，是读书的好地方。不仅如此，乐山以南是广大的山区，便于战事不利后的疏散，比较安全。在此后八年时间中，事实证明了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相比其他一些学校受战事影响而被迫多次迁徙，武汉大学就显得幸运很多。

会议中，决定由邵逸周、杨端六两人办理接洽校舍事；由郭霖、刘迺诚两人负责修理房屋；购置器具事由曾昭安、方壮猷两人操办；而管理工人器具方面兵分两头，三育学校方面由李人达负责，文庙方面由石琢君负责。校舍的建设迫在眉睫，会议中还确定了校工人数：三育学校方面门房1人、厨房1人、粗工2人、信差1人，文庙方面门房1人、粗工2人。这次会议已经开始将工作重心转到建校方面来了。

紧锣密鼓，第二天上午8点又召开了第三次会议，中间仅隔了不到一天时间，是在乐山的中国农业银行，地点是临时借用的。此次会议内容很零碎，主要商量了讲桌、课桌、木床、办公桌、书架、饭桌、条凳、会议桌、茶几等用具的购置问题。这些用具看似简单，但要做到节俭、实用，也需要动一番脑筋，因为在数量上和尺寸上都必须做详细的安排，如木床就准备订购250张，每张床的尺寸为长78公尺、宽30公尺、高24公尺。3“十一号房”的会议

第四次会议是在乐安旅社的“十一号房”中进行的，这个旅社的地址在乐山府街上，府街是过去嘉定府的旧衙门所在地，处于市中区，这间房就成为了武汉大学迁校委员会的一个临时办事点。此次会议商议了与观斗山庙里的住持接洽租用事项。武汉大学西迁乐山需要大量的房屋，但一时之间现成的房屋不好找，能够加以利用的地方大多是空置或废弃的寺庙，稍加修葺就可以住人，没有想到在特殊时期，宗教场所居然发挥了它的济世功能。

4月12日，也是在“十一号房”中六人小组又聚会了，这是第五次会议，主要是落实学生宿舍。会议决定让郭霖去测量火神庙、三清观等三处房屋，另外在文庙内新修男女厕所各一。有趣的是，三清观后来一直是作为武汉大学的学生宿舍之一，每年都要签订一份协议，在武汉大学档案馆中，正好保存了当年武汉大学与三清观住持道人余理正关于租住三清宫的一份协议，其中的内容有：“除新修佛像及三清道人神像应设法保存或移置外，其余神像听凭甲方处置之。”“甲方得自行出资修理，或改造或修理或添置，乙方不得有异议。”“租金定为每年法币两百元，一次付清。”细细读来，颇为有趣。

值得一说的是，在武大西迁过程中，“迁校委员会”的会议内容是事无巨细，大到选址修建，小到置办采买，甚至是鸡毛蒜皮的琐事，但目的就是要把学校完全安顿下来，让师生都能够有屋檐可遮风避雨，有课堂可供教学。一句话，就是要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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