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上医人：为公众利益的目的去学医

原创 郭宇翔 复旦青年

“从创立之初，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底色就是从战乱年代中孕育而出的爱国精神。“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学生们罢课游行、声讨日寇。淞沪会战和华北抗战中，上医人亲当矢石、救死扶伤。爱国传统萌发于战乱年代，弘扬于建设年代，始终体现着“正谊明道”的上医精神。”

复旦青年记者 郭宇翔 主笔

复旦青年记者 李大武 编辑

1927年9月，在上海吴淞法国学校的旧校舍中，一所只有8名教师、29名学生的医学院举办了第一次开学典礼。这就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前身——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中国早年的医学院校多用外语教学，套用西方教育体制，阻碍了医学人才的培养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为了创办与教会医学学校抗衡、中国人自办自教的医学学校，上海医学院便应运而生。从创立之初，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底色就是从战乱年代中孕育而出的爱国精神。“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学生们罢课游行、声讨日寇。淞沪会战和华北抗战中，上医人亲当矢石、救死扶伤。爱国传统萌发于战乱年代，弘扬于建设年代，始终体现着“正谊明道”的上医精神。

黄浦江边的国立医学院

▲颜福庆院长

1927年，兼任协和医学院副院长的颜福庆和湘雅医学院的同事们来到上海，邀请圣约翰大学医学部教授乐文照、湘雅医学院博士高镜朗及赵运文等人一同在上海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医学学校。适逢南京政府改组成立“第四中山大学”，颜福庆便自告奋勇承接此事，在乐文照、高镜朗、任廷桂等人的协助下，1927年9月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在上海吴淞正式开学，后在1932年改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

国立上海医学院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自管、自教、自立的医学学校。校训为“正谊明道”，出自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正其谊不谋其力，明其道不计其功”，其中蕴含着中国儒医传统和对于科学与真理的不懈探求。校歌由黄炎培作词，徐希一谱曲，歌词提到“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除痛苦”，寄托着爱国、奉献的期望。

和教会医学学校的办学目标不同，颜福庆院长要求学生们以“服务人类，为公众利益的目的去学医”，并提倡建立公共医疗制度。医学院规定学生毕业后不能私人开业，必须投身于国家的公共卫生事业建设，发展公医。

坚持追求医学真理的同时，上医人始终不忘以天下为己任。1929年3月29日黄花岗72烈士纪念日，学校举行纪念仪式，追念革命烈士英勇事迹。之后又接连在5月3日济南惨案纪念日、5月4日五四运动纪念日、5月30日五卅惨案纪念日等开展纪念活动，教务主任朱恒璧、中国公学历史系主任杨鸿烈等人发表演讲培育学生的爱国意识。

在传染病频发的年代，抗灾的队伍中时常有上医师生的身影，他们发挥职业专长解救社会的苦难，也在实践中践行爱国精神。1931年7月，汉口发生洪涝灾害，疟疾、霍乱流行，上医教师骆传荣，学生穆瑞芬、张毅、粟宗华等参加救灾医疗队，赴灾区救灾。9月23日，苏北一带灾情严重，霍乱、伤寒蔓延，上医医师王祖祥率防疫组江北工作队，赴灾区救治病人。1934年11月，浙江、江苏、湖北等地369个县旱涝成灾，学校教职员工开展赈灾活动，至次年4月，共计捐银1243元。

▲1930年医学院全体摄影

“国难当头同心同德、共济时艰”

1932年1月28日，第一次淞沪会战爆发以后，上海成为战场。颜福庆院长作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委员之一，主持上海市战争期间医疗救护工作，上医师生主动请缨参与战地救护工作。

学校将实习医院改为后方第一医院，另办有后方第四医院、临时第一医院、第二医院、玉佛寺临时医院，以及在培德中学和南洋公学设立的两所伤病医院。师生组成救护队参与上伤员救治工作。救护队的主要任务是从前线用担架抬下伤员向后方医院转移，众多上医学生在后方医院日夜抢救负伤士兵，一定程度缓解了医护人员短缺状况。此外救护队也在前线设立了前站医院，蓝彝、陈化东等医师和高年级学生为主要手术医师。

这只是上医人投身抗战救国的开端。1933年1月日军攻陷山海关，热河告急。学校立刻派医师刘崇恩、纪长庚率护士3人，赴天津参加抗日救护医疗队工作。2月8日，颜福庆院长亲自携带医疗物资、器械，前往前线战地医院，指导战地医疗动作。后由于抗战形势日趋紧张，北平伤兵日益增多，为支持华北抗战，上医决定让十多位教师和四年级学生组成救护队和救护预备队，由颜福庆院长亲自率队北上。

随着日军步步紧逼，原本平静的校园中充斥着关于抗日救国的讨论。在国文课上，方子川教授向同学们悲愤地讲述日军对于东北、华北无耻的侵略行径，引发了同学们的激烈讨论，大家无不身居沪市而心系华夏。

1937年8月13日，第二次淞沪会战爆发，上海再一次成为抗战前线阵地。在此非常时期，颜福庆向全校师生发出号召：“希望全校同仁国难当头同心同德，共济时艰。”全校师生积极响应号召，参与到前线救护工作之中。

淞沪会战3个月中，枫林桥护士宿舍成为伤兵分发站，收转伤员2万余人。此外上医还调剂师生分兵四路支持全国抗战。第一批战地医疗队在无锡郊外的一所临时战地医院内收治从上海送来的一部分重伤员，对伤员进行紧急救治，待病情稳定后转送至后方医院。整个抗战期间由上医负责或本校同仁领导的共十一家医院收治伤员达7000余人。

3月后第一、二批战地医疗队共同转到南京中央大学临时医院。上海实收后，南京局势严峻，除第二队外，其他三队撤往汉口。南京沦陷后，第二队也随即撤至汉口。医疗队在抗战期间辗转湖北、浙江、江西、湖南、贵州、云南、陕西、广西等省份，参与到各地的战地救护、疫病防治中，并在各级医院的业务指导与培训上做出了卓绝贡献。

▲1937年第一救护队在无锡战地进行手术

颜福庆赴汉口就任卫生署署长后，上海医学院的事务由朱恒璧受任管理。1939年，受战争形势影响，上海医学院高年级的四个年级被迫分批内迁至昆明。当时云南一带霍乱横行，疫情扩散速度快。1939届学生张治道受命携防疫药品及器材，处理昆明的霍乱疫情。他在疫区宣传预防知识，将卫生防疫知识编成儿歌；使用石灰粉消毒露天厕所，保护水源，为周围数千人注射防疫针，在当地建立卫生院，疫情很快得到控制。上医师生的到来让像昆明这样在当时较为落后的西南边陲城市，其医疗卫生水平在上医师生到来后迅速提高。

后来昆明屡次遭遇空袭，朱恒璧不得不考虑将学校迁往重庆。1941年2月，全校师生搬迁到重庆歌乐山下的新校舍。临时搭建的校舍和教室十分简陋，都是就地取材，粗的竹子作为房柱，小的竹片编成片当作墙壁，再涂上石灰；窗框也由竹子做成的，没有玻璃，就用棉纸糊好后涂上厚厚的一层桐油，透光性很差。由于场地紧张，上课之余教室还作为学生的餐厅、自修室、阅览室和礼堂。尽管如此，学校依然努力创造条件，为学生提供了显微镜和教学标本。

当时歌乐山上居民生活条件差，人群流动性大，多种传染病、寄生虫病流行。物质条件的限制，倒逼医务工作者努力加强临床观察和分析能力。教学上，主治医师以上坚持在一线工作。住院医师基本不离病房，实习医师除每周一个下午休息外，日夜值班。

人民缺医少药，住院时病人大多已经病入膏肓，因此死亡率较高。为查明致病机理，提高诊断及防治效率，病理科教授谷镜汧、吴在东等人成功提高了医院的尸体解剖成功率。通过临床病理的研讨，医务人员的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虽然战时的物质条件十分艰苦，但上医的科学研究风气却盛极一时，这在动荡的年代中实属难能可贵。

▲国立上海医学院1944级毕业生合影于重庆歌乐山

不曾断绝的红色血脉

1937年中国共产党派刘晓同志到上海恢复和重建组织，于11月成立中共江苏省委，并组建学生运动委员会，领导和建设学生运动，支援抗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上医党支部成立了。

上医解剖室技术员王书圣（林平），于1936年6月在院外参加共产党，属中央特科领导，性质极其机密。西安事变期间，王书圣发现上医学生计苏华思想比较进步，经组织同意与计苏华保持一定联系，协助开展工作。刘晓同志与中共江苏省委预料上海局势必将日趋恶化，应及时开展青年工作，以便积蓄力量坚持长期斗争。江苏省委提出要提倡青年的精神修养和民主自由思想，反对法西斯主义。1938年，党在各级学校的进步学生中开始发展一批党员，计苏华于9月由龚普生介绍入党。

抗战期间中共坚持在上海团结一切力量组成统一战线，其中上海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简称“上海联”）是教会系统中学生校际组织，各校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喜欢参与“上海联”活动。在中共和进步人士的推动下，“上海联”按照学生特点，走上了团结青年学生爱国进步的道路。

计苏华介绍聂崇铭、王士良等众多上医学生参加“上海联”的活动，1938年夏“上海联”在中西女中举办了一次为期3天的夏令营，这实际是一次干部工作训练班。在讨论到民国以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现状时，在场的龚普生尖锐地指出：“每次军阀混战都是由其后台帝国主义所操纵。”许多青年在活动中逐渐摆脱彷徨，认清现实，对群众工作也产生了更高的热情和积极性。1939年7月1日，由计苏华任书记的上医第一届中共秘密党支部正式成立，从此成为团结引导学生共同前进的核心力量。

1939年西迁时，上医党支部随学生一起西迁到内地。重庆恶劣的政治环境不仅使上医党支部失去了和组织的联系，国民党还企图迫使学校参与政治活动。朱恒璧坚持“不参加政治活动”的方针，通过灵活斡旋破解了国民党的阴谋，同学们也专心于学业，最终没有发生强迫学生加入国民党的事件。在党支部的努力下，学生们普遍订阅《新华日报》，校内充斥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支部同志还替《新华日报》副刊写医药知识科普文章，并为因卖《新华日报》被特务打伤的报童提供帮助。

1942年，周恩来到中央医院外科住院治疗，在杨克勤的掩护下，王士良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对他说：“不要着急，关系迟早终会接上的。你们现在有机会学医，这很好嘛！真正把医学科学学好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相通的！”

1942年秋天计苏华回到上医，上医党支部和组织终于恢复了联系，他还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以斗争求团结，同时因为重庆特殊的政治环境，暂时停止发展党员，但可以多交友。支部交友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后来许多交友对象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重庆期间的上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学术浓厚的风气，和国民党糜烂腐败的政治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师生们不仅刻苦钻研学术，还积极投身革命事业，响应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号召，和全国人民一起艰苦奋斗，将全民族抗战进行到底。

本文整理自《复旦大学青年运动史（1905-1949）》

参考文献：

1. 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2. 马军：《近代中国高校校歌选》，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

3.《上海医科大学纪事》编委会：《上海医科大学纪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4. 姚泰：《上海医科大学七十年》，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7年

图片来源于网络

微信编辑丨秦思晶

责编 | 王英豪原标题：《复旦上医人：为公众利益的目的去学医 | 五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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