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和她的邻居们 一条街道的抗战记忆》连载 袁昌英：上得讲堂，下得厨房（二）

袁昌英■张在军

作为教授的袁昌英，倡导古人所谓“潜移默化”或“不言而教”的教育理念。1941年12月，她在武大一次演讲中说：

大学是培养气节，树植高尚人格的绝好场所。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伟大使命，应当是由大学来负担。不过执行的时候，似乎不必采用固定的形式，而尽可以仿效古人所谓“潜移默化”或“不言而教”的暗示方法，以便那些十分讨厌直接训导的青年，能在一种不着痕迹的纯洁氛围里面，接受并继承我国数千年来藉以立国而又实为我们今日所最需要的道德文化……

培养一个国民的道德或学问，正如栽植一枝花木一样，自其发芽以至成长，无时刻不需要人家的尽心与竭力。如果一般的家庭和中小学校都能注意灌溉，注意施肥，注意防止病虫害鸟的摧残，务使他们所培养的幼苗，枝干正直，周身健全，那么，到了大学里面，只要给以适当的阳光，调匀的雨水，便可使它生气蓬勃，欣欣向荣，开出如意的花，结成硕大的果。

“不言而教”是老子的主张，就是“不教而教”。教育者的垂范，是无言的身教。战时不少教授为补贴家用，在外兼职兼课，疏于本职。袁昌英仍旧担任好几门重课，丝毫没有懈怠。她总是不遗余力地备课，神采奕奕走上讲台，热情洋溢地讲课，一丝不苟地批改作业。为了使学生得到感性的体验，她辅导他们用英语演出《皆大欢喜》。据说讲莎士比亚课时，连武大图书馆主任桂质柏教授也常去听，袁昌英对小她五岁的桂博士自发听课感慨不已。

同样是教师，有的人只管教“书”，不关心学生。袁昌英既教书又育人。乐山时期她的一位学生章振邦与同班的蒋淑瑾、葛德玲共同回忆，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长文《怀念袁昌英教授》：“作为一位教授，袁老师素以严格闻名。我们一踏进武大外文系就听说系里有几位非常严格的老师，其中就有袁昌英教授。因此，大家对于她的课程个个认真对待，从不敢掉以轻心。由于老师的严格要求，我们在外文系三四年级修习的两门文学课程——近代戏剧和希腊悲剧便成了两门重头课。袁老师不仅对欧洲戏剧有精湛的研究，而且对如何教好戏剧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法。当时近代戏剧一科用的是《ContinentalDrama》作课本，但老师决不是照本宣科，而是精选其中几个作家的代表作作深入细致的讲解和剖析，然后再指定阅读同一作家的其他作品以培养我们的独立工作能力并加深对作家的研究……袁老师的每一堂课都是经过充分的准备和严密的组织，要很好领会她的讲授内容，我们都按照她的要求在课堂前进行预习，把将要讲授的剧本自己通读一遍。这样才能较好地领会她的讲授内容并且做好笔记。因此，当袁老师讲课的时候，人人全神贯注，不停地记笔记，我们用英语记笔记的本领也就是这样锻炼出来的，通常是上课时抓要点记笔记，下课后凭记忆整理笔记，两节课所做的笔记，经过整理补充，往往是洋洋数千言，可以说是一篇有条有理组织严密的文章。这样高质量的课堂教学体现了袁老师学识的渊博、方法的得体和教学态度的严肃认真。”

台湾著名散文家吴鲁芹（鸿藻）在《记珞珈三杰》中回忆袁昌英：

除了教两门戏剧之外，她还教一门法文，她是属于严师型的，教书极其认真负责，几乎不苟言笑，但是在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位极富于感情的人，对学生爱护备至。我记得在同系同学王梦兰的追悼会中，她在致悼词的时候，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近代戏剧”是外文系二年级的必修课程，不外选一些易卜生、梅特林克、萧伯纳、契可夫、莫里哀等人的剧本来研读分析。我起初颇嫌她的进度太慢，因为她常用图解来讨论一个剧本的结构，有些是属于极基本极浅近的知识，她还是详加解释，不厌其烦。我何以不逃她的课，若加以无情的分析，完全是虚荣心的驱使。袁教授除去在课堂上讲解以外，规定每人课外作业好像是每个月一定要交一篇读书报告……她阅卷批改极其谨慎详尽，报告交进去之后，可能一星期也可能两三星期才发还，我不愿失掉受恭维的殊荣，只有准时上课等待夸奖……

上世纪30年代，珞珈山有许多人和事和“三”字有联系，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珞珈三女杰”——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其中袁昌英在三女杰中占有几个之“最”：第一，年龄最长。1894年出生，比苏雪林大3岁，比凌叔华大7岁。第二，学历最高。第三，资历最深。第四，任教课程最多，达到七门。第五，在武大任教时间最长。

杨静远说：“有时，地名和人，仿佛有着某种难以解释的神秘关联。母亲一生中事业有成的两个地点，一是武昌珞珈山，一是四川乐山——又一个谐音的‘山’。两地各待了八年，1929—1937年在珞珈山，1938—1945年在乐山。”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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